【中国反邪教网2022年5月9日消息，通讯员：王亦烊】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Campbell Fraser）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法轮功”的政治叙事：编造所谓“器官活摘”谣言》（The Falun Gong Political Narrative: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So-calle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通过研究“法轮功”邪教组织及其成员构成，分析了“法轮功”编造“器官活摘”谣言的目的，揭露了“法轮功”对质疑、批评其谣言的相关人士所采取的卑劣行径。中国反邪教网全文翻译，此为第二部分。
本文作者坎贝尔·弗雷泽
“法轮功”声称的所谓“器官活摘”——2019年1月的情况
国际“法轮功”激进主义经常攻击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他们在全球发起运动，各地相互配合，通过所谓的“器官活摘”博取全世界的同情。这俨然已成为该组织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2015年1月，中国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赠体系。截至2016年9月，在中国成功获得器官移植的外国人显著减少。事实上，鉴于中国目前器官短缺，我还遇到了前往其他国家进行移植的中国公民。截至2019年1月，只有极个别外国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均发生在未经政府批准、私自经营的黑诊所里。尽管铁证如山，但“法轮功”的骨干成员依然嘴硬——因为如果所谓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么“法轮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论也将站不住脚。
上文讲过，我是一个国际团队的成员，在器官移植的各方面都具备专业知识，并经常与中国移植专家合作。该团队与中国医生合作，他们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治疗服务，为患者进行移植手术做好准备，并在患者接受供体器官后为他们提供终身善后护理。该团队还与一些外科医生合作，这些外科医生从捐赠者那接受供体器官并将其移植到接受者体内。此外，他们还与负责获取、保存、运送和分配供体器官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OPO）合作，该组织会基于临床需求和名单上的等待时间来决定谁先接受供体器官。最后，该团队还与医院管理人员、卫生部代表和患者倡导团体合作。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能证明中国“器官活摘”的证据。因此，我本人会继续支持和鼓励还在进行中的器官移植改革。虽然新的器官移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进步的空间，但确实已经取得了重大改进。
尽管提供了上述证据，但“法轮功”仍然坚持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是“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他们在许多地方仍然开展此类宣传活动，均有记录。但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法轮功”选择“器官活摘”作为他们的核心话题。
首先，“法轮功”的教义对医学持普遍怀疑态度，而这一点被“法轮功”三级领导层利用到了极致。在他们的教义之下，修炼者对移植的整个概念充满怀疑。在香港器官移植会议上，我就曾被“法轮功”学员抗议——他们认为器官衰竭的人都该死，器官衰竭是因果报应的结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只能带来排异，只会破坏移植的器官。“法轮功”三级领导层之所以在政治宣传中以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为目标，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很容易被二级修炼者理解和接受。它在“法轮功”内部影响力很大，符合其一直以来的叙事风格。
然而，国际社会一直欢迎中国移植专家的参与和融入，而此举更是促成中国与其他器官移植体系早已成熟的国家间密切且高水平的接触。2016年至2017年的参与更是促成双方的合作，按照国际标准在中国发展器官移植，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的了解。正是通过这种接触，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法轮功”的谣言毫无依据。
这种国际参与对“法轮功”来说是一场公关灾难。他们的反应极其激烈，分别在2016年9月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2017年2月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和2017年9月日内瓦“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大会”上演了歇斯底里的抗议。
2017年末，对于国际专家访问中国，“法轮功”似乎在挖空心思赢得更广泛的支持者。例如，当西方政客或记者想要发表反华评论时，他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器官活摘”，以此作为他们的论据。在这样的圈子里继续传播谣言是“法轮功”现有的一个重要策略。然而，这一策略并非万无一失。2017年10月，同情“法轮功”的媒体报道称马航MH370飞机坠毁悲剧与所谓的“器官活摘”有关。但这种离奇的谣言不可能帮到“法轮功”，尤其是MH370遇难者家属迫切希望找到亲人的线索，这种言论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真相VS“真相”
虽然所谓的“真”是“法轮功”核心教义之一，但“讲真相”概念的产生似乎只与其政治目的相关，与其说它是“法轮功”的核心内在价值，不如说是针对全球受众精心策划的宣传。
由于“法轮功”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所以他们的“研究”和“证据”通常很难达到常规大学研究人员需要达到的水平，往往经不起审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记者和学者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没有对“法轮功”的“研究”结果挑毛病，是因为他们直接就将“法轮功”视为“受害者”。还有一些西方记者和大学教师也不愿意去质疑“法轮功”的所谓“真相”，因为他们担心遭到报复，甚至攻击。
我对此类攻击有过亲身经历，其他几位研究“法轮功”的独立学者也未能幸免。此外，大多数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要求经过伦理审批程序，但“法轮功”的“研究”不受此约束。“法轮功”使用的研究方法缺乏所有公认的严格标准，他们在国际会议上提供的数据也不是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进行收集。
基于“法轮功”的所谓“真相”，我与几个“法轮功”成员进行了交谈，他们于2016年8月在香港一个国际移植会议外分发《大纪元时报》，每次都说《大纪元时报》代表着“真相”。2017年，《大纪元时报》的总体目标是动员大量政治活动人士，招募境外有影响力的人士和组织来支持他们的所谓“事业”。而所谓的“器官活摘”充当了便捷、高效、极具冲击力的工具，推动着“法轮功”事业向前发展。
我不接受“法轮功”谣言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任何敢于质疑所谓“器官活摘”的人，都会自动变成所有人权活动人士的敌人、中国政府的合谋。这个逻辑简直荒谬至极。据我所知，质疑“法轮功”“器官活摘”谣言的移植专家，或批评“法轮功”教义的宗教研究学者，都与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联系。“法轮功”的这些谣言之所以人人唾弃，是因为它们是虚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治理体系相冲突。
“法轮功”的受害者
虽然“法轮功”有意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但值得探讨的是，对于“法轮功”这种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级领导层负有主要责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轮功”成员。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承受了来自“法轮功”领导层的高压——即使遵守领导层的要求意味着可能违反中国法律并将受到法律制裁。
无论“法轮功”学员对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有何看法，但现在总部设在美国的“法轮功”领导层明确向中国境内的学员施压，要求他们违法犯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也显然不符合个体的最佳利益。“法轮功”不顾学员们面临法律制裁的风险，不惜代价将他们塑造成“受害者”，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宣传目的。这些二级修炼者出于对“法轮功”的盲目忠诚和奉献参与政治活动，并相信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自己的修炼提升。然而，当学员们参与政治活动时，三级领导层却迅速逃离了中国，在美国重新定居。到了美国，再招募新的三级领导层来领导战略转型，成为一个政治活跃组织。三级领导层必须对二级修炼者在中国的犯罪行为负直接责任。
最令人担忧的受害者群体也许是“法轮功”信徒的家庭成员。2016年，我在纽约和中国台北与“法轮功”成员的家庭进行了私下交谈，发现许多二级修炼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亲居多。他们声称，母亲将自己的爱献给了“法轮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轮功”成员将“放下执著”的教义解释为放弃家庭，将爱、感情和归属感转向“法轮功”。
纽约的“法轮功”组织大肆宣扬，称与家庭脱离关系不一定是突然发生的，与其他邪教不同，它不会公开谴责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却说，他们的母亲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导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关爱。奇怪的是，似乎也没有人尝试将家庭成员纳入“法轮功”修炼中。这或许是因为家庭成员被视为执著和负累。因此，与仅仅拉拢家庭成员相比，“放下执著”在修炼提升方面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报告说，他的“法轮功”母亲拒绝与自己说话，因为母亲怀疑他是同性恋（“法轮功”教义中禁止同性恋）。还有一名成年孩子报告说，她的“法轮功”母亲责备她，因为她嫁给了外国人。对虔诚的“法轮功”学员来说，跨种族通婚是不被允许的。
中国台北的“法轮功”家庭成员揭示了一系列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法轮功”学员拒医拒药——不仅是他们自己，也包括他们的孩子。“法轮功”拒绝医学是众所周知的，但拒绝为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必须予以谴责。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不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关爱和安全，而且还可能因得不到医疗直接受到伤害。 （未完待续）
关于作者：
坎贝尔·弗雷泽博士
坎贝尔·弗雷泽（Campbell Fraser）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商业战略与创新系的高级讲师，也是人体器官贩运方面的国际权威人士。他是器官采购组织和肾脏疾病倡导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国际移植学会和器官捐赠与采购学会的活跃成员。他制定了主动打击人体器官贩运的协议，并实施了调查和报告机制，以核实此类活动的指控。他特别关注人体器官贩卖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编造所谓强迫“器官活摘”故事的新问题。他的作品经常以多种语言出现在多个国家的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