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布鲁门塔尔（Max Blumenthal）和记者阿基特·辛格（Ajit Singh）的署名报道，揭示了美国政府和保守派记者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将阴谋论“合法化”的过程。报道中提到，“有关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阴谋论，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反邪教网全文翻译，并分三部分进行连载，此为第二部分。

　　武汉实验室阴谋论的怪诞起源

　　1月24日，一个令人震惊的刺眼大字标题登上了《华盛顿时报》的页面，这家右翼报纸归韩国邪教统一教会拥有。该文称：“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与中国生物战项目有关的一家实验室。”

《华盛顿时报》报道截图

　　这一说法来自于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前陆军中尉丹尼·索汉姆（Danny Shoham）。索汉姆对《华盛顿时报》说：“冠状病毒（特别是SARS）已经在该研究所进行了研究，并且可能储存在那里。”他指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尽管索汉姆表示，病毒向外传播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其一是发生泄漏，其二是身处其中的人在未被察觉中被感染。不过，他最终承认（到目前为止，其他所有专家都这样认为）：“没有证据或迹象表明发生了这种事情。”

　　索汉姆目前是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一名研究员，该中心位于以色列巴伊兰大学，与利库德党（译注：Likud，以色列总理沙龙领导的政党）有关联。

　　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此前曾敦促西方不要阻挠伊斯兰国，认为圣战组织是破坏叙利亚政府和伊朗的“有用工具”。

　　除了索汉姆的言论外，《华盛顿时报》还援引了自由亚洲电台（RFA）的一篇报道，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用《纽约时报》的话说，自由亚洲电台作为美国在冷战期间创建的官方新闻社，是“由中情局建立的全球宣传网络的一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由美国全球媒体机构（前身为广播理事会）运营，该机构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联邦机构，在国务院的监督下运作。美国广播公司将其工作描述为“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其主要广播目标“与美国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共和党律师拉里·克莱曼（Larry Klayman）热衷于对政敌提起令人讨厌的诉讼，他迅速抓住《华盛顿时报》的报道，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中国提起200亿美元集体诉讼的基础。（科顿参议员和新保守主义者亨利·杰克逊协会此后呼吁美国就冠状病毒问题对中国采取激进的法律行动。）

　　几天后，《华盛顿时报》的主要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报道，引用了多位病毒学家的话驳斥了新冠肺炎病毒“被设计”的说法，证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质量，给“新冠病毒可能是生物武器”的理论“浇了一盆冷水”。

　　3月25日，即报告首次发表两个月后，《华盛顿时报》在其初始报道中添加了一篇社评注释，从根本上否认了其论点，该注释写道：“自从这篇报道刊发以来，中国境外的科学家已经获得机会研究新冠病毒。他们得出结论，尽管新冠病毒的确切来源仍然不明，没有迹象表明它是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或故意操纵的，但专家们还在争论它是否可能是从一家中国实验室泄漏出来的。

　　当天，丹尼·索汉姆告诉以色列《国土报》：“截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发现能清楚地告诉我们病毒的来源。”

　　阴谋论似乎陷入困境。为了在两个月后复活这个看似已死的故事，特朗普政府转向了最初揭穿它的媒体——《华盛顿邮报》。

　　将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包装成中国的邪恶计划

　　萧强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活动上发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初由美国情报局建立，帮助目标国家“政权更迭”。原文配图

　　《华盛顿邮报》4月14日由约什·罗金撰写的专栏文章使武汉实验室阴谋论死灰复燃，就像是美国国务院发起的一场经典的“文件倾倒”行动。罗金仅仅依靠两份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两年前的电报，就煽起了人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冠肺炎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怀疑。

　　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采用了国际上生物安全预防措施的最高标准（也称BSL-4实验室）。全世界有几十个这样的机构在运行，单单美国就有13个（2013年的数据）。根据《科学美国人》杂志：“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致命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罗金抛出所谓的对中国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担忧，借此制造恐慌，而这一切仅仅来自于显然没有科学专业知识的美国大使馆官员一句模糊评价。电报中这样说：“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互动中，他们重点指出，这个高度隔离的新实验室需要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进行安全操作，这类人员非常短缺。”

　　但是，美国国务院电报的外泄却削弱了罗金报道中最耸人听闻的指控。在文件中，相比较安全环境，美国官员更重视在该实验室进行的预测和预防潜在冠状病毒暴发的研究价值。

　　电报里称：“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类似非典的不同冠状病毒可以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又称ACE2——互动。ACE2也是非典病毒的人体受体。该研究明确表明来自蝙蝠体内的类似非典的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传播到人体，引起类似非典的疾病。从公众卫生角度，这个研究结果使得持续观察蝙蝠体内的类似非典的新型冠状病毒和研究人与动物间的传播，对预测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冠状病毒暴发尤为重要。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和免疫中心副研究员、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博士指出，电报文件中“强调持续研究蝙蝠体内新冠病毒很重要，因为蝙蝠有可能就是人体新冠肺炎的天然宿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病毒研究所中，研究能将人体ACE2作为受体的蝙蝠病毒的实验室存在安全问题。”

　　最后，约什·罗金被迫承认没有证据证明其含沙射影的指控，他在文章倒数第二段承认：“我们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否来自于这个武汉实验室。”

　　尽管罗金称美国大使馆官员参观武汉实验室是“非同寻常”的举动，但该实验室的国际交流和中美专家的合作非常普遍。自2015年武汉病毒研究所运营以来，已接待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健康专家和政府官员的来访。

　　这个卷入争议的实验室是国家级高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法两国合作的产物，2016年通过中法两国ISO认证。自2015年起，由法国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健康专家组成的8个代表团都到访过这个实验室。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是除了中国之外最了解武汉实验室的国家。法国也强烈反对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源自这个实验室的报道。

　　4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一名官员称：“美国媒体近日将新冠肺炎起源与中国武汉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联系起来。我们想指出，直至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真实性。

　　据世卫组织称，“在员工培训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正式运营前都要前往美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培训。中国研究人员在安全协议上非常坦诚透明。2019年5月，他们在美国疾控中心（CDC）一份关于新发传染病的刊物上发表了篇实验室用户培训计划的概述。（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麦克斯·布鲁门塔尔（Max Blumenthal），获奖记者，曾出版多本著作，包括畅销书《罪恶共和国》《歌利亚》《五十一日战争》以及《管理残恶力量》。他为多部出版物撰写文章，为许多视频报道撰写讲稿，为多部纪录片写解说词，其中包括《杀害加沙》。由于美国不断陷于战争，国内反响强烈，2015年，布鲁门塔尔创立了“灰色地带”网站thegrayzone.com，希望能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带来一丝光明。

　　原文网址：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0/trump-media-chinese-lab-coronavirus-conspi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