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邪教网2022年8月5日消息,通讯员:邵晗】澳洲《悉尼先驱晨报》(Smh.com.au)2022年7月17日刊文指出,当今邪教遍布世界各地,人们需要了解邪教危险信号及邪教头目掌控手段。中国反邪教网全文编译,此为第二部分完结篇。第一部分详见《澳媒:聪明人一样会身陷邪教!该如何摆脱邪教?(上)》。
谁是邪教头目?
受特定领导者的吸引通常也是人们陷入某个邪教的原因。莱克斯·德·曼从未见过安妮·汉密尔顿·拜恩(Anne Hamilton-Byrne),直到1993年她戴着手铐降落在肯尼迪机场停机坪上。
1987年,警方突袭了“家庭”的隐匿处——艾尔顿湖庄园,救出了被拐儿童。随后,德·曼花了数年时间调查安妮·汉密尔顿·拜恩的虐待、欺诈等行为,甚至在她逃往海外时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对她进行追捕。“我所知道的最邪恶的人”现在就在这里,“我打开了那辆警车的门,”他说,“里面就是这个戴着镣铐的小老太婆,没有化妆,也未戴假发。”
然而30年前,当著名的物理学家雷诺·约翰逊(Raynor Johnson)博士在墨尔本遇到安妮·汉密尔顿·拜恩时,他以为家门口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便是耶稣基督转世。
安妮·汉密尔顿·拜恩的母亲自称能与死者交谈,并在精神病院度过了大半辈子,这是一个悲伤故事,但安妮将其编织成了一个关于精神谱系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安妮开始向富有的中产阶级女性教授瑜伽,就像东方唯灵论席卷西方一样流行开来。约翰逊是她吸引来的第一个大招牌。“他的名字吸引了其他人。”德·曼说。她还招募有精神疾病的信徒,在邪教信徒经营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里,通过给患者服用LSD来制造幻觉。LSD是最强致幻剂之一,后来被合法用于精神病治疗。“她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袍出现在门口,身后有一桶(冒着白烟的)干冰,人们以为自己看到了耶稣基督。”德·曼说道。
安妮募集了一支忠诚的队伍,有权势的人可以帮她伪造收养文件偷走孩子,因为他们相信她抚养这些孩子是出于神圣的使命。“邪教医生会把孩子交给邪教护士、邪教社会工作者和安妮,”德·曼称,“是的,在全盛时期,她对男人极具吸引力。她口齿伶俐,聪明伶俐,气质非凡。”
安妮最终只被判犯有欺诈罪,罚款5000美元。她于2019年去世,终年98岁,患有老年痴呆(“三天后,她再也没有站起来。”德·曼补充道)。但作为全球少数几个女性邪教头目,她仍然声名狼藉。“90%的信徒是男性。”哈桑说。尽管如此,他们似乎都有共同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极端自恋”,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心。
哈桑说,大多数邪教头目原本是其他邪教组织的成员,“无论是一个专制家庭还是其他什么组织,或者是真正的邪教组织,邪教头目研究其他邪教。我们知道吉姆·琼斯读过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s)的《1984》,这对他来说就像一本关于如何经营邪教的圣经。”
拉尼尔灌输给NXIVM信徒们,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将多层次直销策略与“科学教派”隐蔽催眠结合在一起。据说创立“科学教派”的科幻作家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对各类教派进行了广泛研究。
虽然大多数邪教头目都是骗子,让信徒改变了原有信仰,但心理学家表示,有些人似乎相信的是自己的错觉,例如圣地亚哥的“天堂之门”,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大型邪教,造成了1997年39名成员集体自杀事件。其头目马歇尔·阿普尔怀特(Marshall Applewhite)声称有过一次濒死体验,这使他确信UFO很快就会到来,将信徒们从肉身中解放出来,到达更高文明。
邪教内部是什么样的?信徒们为何留下来?
邪教就像一个黑洞,离中心越近,破坏力就越大,外环上看似温和的东西可以掩盖内部黑暗。“大多数人都是边缘信徒,”哈桑说,“他们不知道高层发生了什么。如果从他们的视角观察团队,他们会认为,没有人在控制我,我只是每天冥想两次。”
同时,对于那些接近中心的人来说,虐待往往是隐密的。例如,在NXIVM性邪教中,除了拉尼尔及其助手、《超人前传》女演员艾莉森·麦克(Allison Mack)精心挑选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DOS(“奴隶与主人”),这是一个精英女性组织,高级信徒招募其他人作为他们的“奴隶”(包括莎拉),并为其烙上印记。
“我们必须上交抵押品才能进入这个神秘组织,比如个人裸照等能够对人造成伤害的秘密,”莎拉说,“有些抵押很荒谬,比如押上我的房产证,虽然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但我一直对此提心吊胆。”即使当莎拉开始察觉DOS并不是如它所述改变生活的自我发展课程时,她仍然不知道其他女性被勒令与拉尼尔发生性关系,直到朋友马克·维森特打电话警告她。
哈桑说,身处邪教常常会让人产生分离性障碍,想一套做一套,像莎拉内心常常想要反叛,但行为上却顺从邪教。“以前的史蒂文·哈桑,爱好写诗,喜欢女孩,计划教授英语”,“然后我被招募进‘统一教’后,教会头目及其妻子成了我的‘真父’‘真母’,我穿上了三件套西装,打了领带,剪掉了马尾辫。这个邪教压迫着真实的自我。”
“洗脑”一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邪教控制在多大程度上使某人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在学术界是一个棘手问题。对于那些在邪教头目影响下犯罪的人,例如“曼森家族”的凶手和NXIVM高级头目艾莉森·麦克等,在法庭上洗脑无法成为他们的辩护理由。尽管如此,在“曼森家族”案中,虽然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本人并未亲手参与谋杀,但他对该教派的高度控制使他因一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当然,邪教会胁迫受害者,将他们与家人朋友隔绝开来,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压力山大,无暇留意事情细节。在”上帝之子”组织中,托雷描述了自己周而复始背诵经文、上街招募新人,做着卑微且毫无意义的各类事情。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时,他住在海外的公社,尽管很难与家人保持联系,但还是被邪教步步紧逼,被迫与父亲(一名基督徒)断绝关系。
在NXIVM性邪教,莎拉过着“踩在仓鼠轮般”的生活,预算紧张,压力加大,她无暇顾及外面的朋友。“他们说,如果你感到不安,责任在你;如果教首让你不高兴,你自己为什么不选择高兴呢?本质上,你就是菩提树下的佛陀,要自己去悟。这太反常了,有时我仍然觉得难以放松。”
如何摆脱邪教?
托雷说,大多数人会在几年内自行离开邪教。当所有问题堆积成山时,莎拉已经在NXIVM待了十多年。“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一切,”她说,“我当时想,‘天哪,它(NXIVM)不再是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了,越变越糟。'”
她和丈夫尼皮(Nippy)很快就离开了NXIVM,一起离开的还有维森特,他们并不是唯一脱离NXIVM的人。他们的演艺身份吸引了许多好莱坞名人加入了NXIVM,比如麦克——“我仍然感到内疚。”莎拉说,现在他们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脱离了这个邪教。“我们打电话给大家,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莎拉说。她利用原先替NXIVM招募成员的优秀技能,组建了一个NXIVM幸存者群体,大家密切联系。“你必须慢慢来,必须像维森特那样向我质疑,”她说,“他会问,‘我们怎么知道基思言行一致?’”
哈桑第一本关于邪教的书帮助许多其他知名专家逃离了自己的教派。他说,重新激发某人的批判性思维,帮助他们自己认清邪教真相,是帮助他们摆脱邪教的关键。当然,在早先,邪教并不那么温和。
琼斯镇惨案向世界暴露出邪教的危险性,美国一些忧心忡忡的家庭寻求法院执行令,希望允许将某人禁闭几天,以便“对其执行脱教程序”,包括将其介绍给(已脱教的)前信徒,并与他们的亲人悉心交谈。
“这种办法很有效。”哈桑说,那场车祸让他短暂离开“统一教”生活,不久就开始“脱教程序”并取得成功。他说,那天,彬彬有礼的“脱教”团队来到他家门口,交谈中打破了他的世界观,虽然心理上有恐惧,但他自此也有了休息时间、可以探望家人,能够重新思考。他继续学习心理学并开展自我(心理)干预措施。
“大多数人一旦再次接触到现实世界就会离开,”他说,“但邪教会让其他教派团体插手,称这是侵犯人权,所以我开始尝试自愿干预,就像我们对酗酒者所做的那样,引导某人回家过奶奶的生日,然后给他们一个惊喜。”不过他说,邪教最近对这种方法很快有了对策,“他们禁止探望家人,或派出‘邪教伙伴’一起回家。”
哈森和托雷均帮助了大量邪教信徒家庭,他们建议人们不要采取对抗方式,而是用掌握邪教相关知识和邪教所使用的精神控制策略来武装自己。
“真的很难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但最糟糕也不过如此了,”托雷说,警察也发现,当一个人达到一定年龄并且能够自主决定时,他们也很难介入。“宗教自由法也是束缚。而且一些邪教喜欢将人们告上法庭,或利用他们的所谓“人民力量”进行骚扰、勒索。”(莎拉被NXIVM勒令拿自己裸照当“抵押品”,后来她公开提出虐待指控,并在《纽约时报》头版展示了其身上的烙印后,她的裸照被邪教组织泄露在网上。)
托雷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亲人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救命稻草。“当你脱离邪教时,真的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当你独自一人,听到他们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肯定不高兴。”
当托雷和妻子离开“上帝之子”时,他们有五个孩子,还怀着一个,身上只有500美元。“最终,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到悉尼一个破败的老地方,那里曾经是骑行者的聚集地,墙上有洞。尽管如此,与在邪教一无所有的我们相比,此刻我们感觉自己就像百万富翁。”
他说,加入邪教就像坠入爱河。“朋友的话听不进去,只相信自己的感受。”而邪教则利用这一点,告诉信徒他们不必再听家人的话了。“他们说魔鬼或邪恶势力,或者他们所谓的任何坏东西,都在与你作对,因为你在这里(邪教组织)做的是正确的事,”托雷说,“所以他们让信徒为(该邪教可能会受到的)攻击做好准备。当一个家庭陷入这样的陷阱时,他们会说以前他们所说的话应验了。
“但如果有人关心你,对你毫无企图,说‘我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信号,你应该退后一步,用谷歌搜一下这个群体或这个人,看看有无蹊跷。”
对于那些从小出生在邪教或被父母卷入邪教的人来说,脱离邪教可能意味着离开他们唯一认识的家庭。“突然之间,他们必须自己孑然前行,”托雷说,“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的:是邪教所说的还是世界所说的?”
德·曼仍然与许多脱离”家庭”邪教的孩子保持密切联系,他说,承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至关重要。“他们并没有主动报名参加任何一个邪教,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需要帮助。”
同时,引导那些误入其中的人了解邪教的招募过程,明白邪教是如何运作的,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耻辱感。专家警告说,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退出咨询或对邪教特点的普及,人们往往会陷入另一种邪教。
如果莎拉本人没有逃脱NXIVM性邪教,她承认自己也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被卷入其中。这种了解起到强大的保护作用,她说,那些认为这些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往往更易受到伤害,要么是邪教组织,或是阴暗的商业交易,亦或一个精神操控的头目。
“任何人都可能被愚弄。”德·曼同意道。
为了提高公众的认识,莎拉和她的丈夫开设了一个播客账号,邀请专家和其他邪教脱离者参与。“与其他幸存者建立联系,这真的很疗愈,”她说,“我感觉不那么孤单了。可以帮助他人,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尽管莎拉两年前通过手术去除了身上的烙印,但在NXIVM烙下的“道德伤疤”却永久存在。
“我希望人们知道他们还有出路,”她说,“这里还有一个互助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