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参加读书会，我无意中提到自己阅读大多是通过手机微信。一位长者立马接着我的话说，哎呀呀，现在的年轻人都只看微信不看经典文学呀。

　　拜托，微信只是个载体，就好比你走路去罗马，我坐飞机去，我们都怀揣同一个目的，就是去罗马。

　　偏见老害人了。

　　引号若用作反语，一般都削弱了讽刺意义。鲁迅、王小波就不喜欢用引号，起先讲的是正经话，突然急转直下黑色幽默猝不及防。如果说有时候引号吃掉了句子的幽默感，那么在这个时代对经典阅读的执着又被什么吃掉了呢？

　　近年这方面的讨论不在少数，虽然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个伪命题。说现代人不爱读书是不妥帖的，画册、明星自传也算书。况“经典”一词如何定义又因人而异。越是物质丰腴，越是难以抉择。自然灾害时野菜黄糠玉米粉，反而对吃有着莫大的欲望与执念。如今读书选择繁多，出书门槛又低，更增加选择难度，只好仰仗“豆瓣top100”、“8.0分以上好书推荐”。

　　选择繁多肯定是客观上的，主观原因还是精力、鉴赏力有限。但话说回来，不喜欢读书喜欢蹦极也是好的，什么都不喜欢无欲无求也是好的。如果我逼迫一个讨厌读书的人读书，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奈保尔曾写道：“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阅读很重要，但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我猜你也一样，很难找到哪一本书能让我们在其中看到自己……他们让我们读的那些书全都是为别人写的，而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房子里。”确实，一个一直在阅读却不思考、不写作的人，始终都行走在抬手即触的天花板下，那便是别人的思维模式所制造的穹顶。他若没有意识冲破，便会在穹顶下自满，也许还会有如此想法——看，那些个读三流小说的，住在房价只有我一半高的房子里，哼。

　　奈保尔的一席话，到尼采这里又有了共鸣——“读书之时，我们的头脑实则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沉浸读书，虽可借以修养精神，但他的思想能力必渐次丧失，如常骑马之人步行能力较差……长受别人思想压力，精神会如弹簧般失了弹性；又如食物过多，伤及脾胃乃至全身。”

　　某天我忽而多愁善感地回首人生，发现自己竟一直在索取别人的智慧，像一台只有输入不曾输出的机器，运作、维修、再运作，吞下许多纸片。在名家笔墨里浸淫久了，我却仍然白纸般空洞无力。那些被奉为精神食粮的膏粱厚味，让我长高长胖消化不良，直到脑袋撞到了天花板，才想看一看外面的青山绿水。

　　写作不仅仅出于兴趣，也是一种责任。我不想做一个只索取不付出的人。

　　消化不良症不能不治，但绝不做文学绦虫寄生者。我们的写作并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他物，或者受到哪种制度或权威的奴役。工作报告也是码字，但不是文学。

　　人离世时，一般是通过子女围膝之乐，来感受生命的传递与延续。当然也有其他方式——有人将写作比喻成种植甘蔗、制作空心甘蔗来保存萤火虫，唯此才能让被捉的萤火虫活下去，在下一个夜晚继续明灭地发光。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文字细小如虫（当然可以写得很大，就是有点浪费），其生命力若荧光闪现，而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在保持其生命力的前提下将其封存、流传。

　　史蒂芬·茨威格半想象地描述了《追忆逝水年华》作者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是如何用半冻僵的手在纸片上写下最后的字句，茨威格动情地说：“他就这样掴了死亡的耳光：艺术家露出最后的庄严表情，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无论岁月无情淹没了多少个世纪，只要还有人还在阅读这些经典，他们的思想便跃然纸上，宛若新生。

　　值得玩味的是，作家肯定是初出茅庐还没成名时写得好。那时候他要字斟句酌，苦心构思，唯恐他写得不好，杂志不让发表、编辑不让出版。他知道他要竞争的是那些卖弄文采的大家。等到他也出名了，有了固定的粉丝群和市场，便知大家也不过那么一回事，他随便写一句“我昨晚吃了花生豆腐干”也能卖得火热。评论家说：“好一句我昨晚吃了花生豆腐干，柴米油盐，绰有情致，非一般俗人可赏。”语文老师出阅读理解题给孩子们做：为什么写花生豆腐干不是鲍鱼熊掌？标准答案大概这样写：“因为作家谙熟生活要归于平淡，山珍海味不过是浮云。这句话还用了金圣叹的典，‘花生米与五香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道’，说明作者也像金圣叹那样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乖乖，金圣叹真是可怜。

　　我自己是写散文的，但最佩服的还是小说家。

　　我觉得小说予人最大的快乐还是在“趣味”，也就是人常说的“一波三折”。汪曾祺在《岁朝清供》里写道，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

　　怎样算绰有情致呢？我想汪曾琪本人的作品里便有答案。

　　且看《金冬心》里的一段：

　　“他把陈聋子叫来，问问这些天有什么函件简帖。陈聋子捧出了一叠。金冬心拆看了，几封，都没有什么意思，问：‘还有没有？’

　　陈聋子把脑门子一拍，说：‘有！——我差一点忘了，我把它单独放在拜匣里了：程雪门有一张请帖，来了三天了！’”

　　倘若这封重要的请帖陈聋子一下子拿出来而未经金农提醒，故事还有什么起伏。就是这封差点被遗忘的信，牵出了一个故事。偶然性是我们最喜欢看的，比方说男主角“偶然”遇到了前女友之类。

　　汪曾祺认为，世上毕竟没有这许多惊心动魄，要把波澜不惊转述得身临其境、娓娓动听，便是小说作者的功底所在。

　　莫言在《丰乳肥臀》里写孙大姑为上官鲁氏接生，历经万难拖出一个全身青紫的女婴。鲁氏的婆婆上官吕氏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鲁氏已有六个女儿，婆婆多想要一个男孩。

　　“‘别哭，肚子里还有一个！’孙大姑说。一个男婴像鱼儿一般游出来，吕氏扑通一声跪在炕前。”

　　她跪得未免太快了些，因为小说续写道：“‘可惜，又是一个死胎。’孙大姑悠悠地说。”

　　当然这个孩子后来还是活过来了，要是第一人称死了我们读者还看什么。只是这吕氏的心情变化要和中国股民差大不多了。小说之所以有趣，只因生活的惊喜惊悲一两笔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