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与上海"命名检察官"面对面 听他们讲述"新旧岁月"的更替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内，有四块“金字招牌”，以“中国检察院徽标”为中轴线，施净岚、吴菊萍、陈钢和顾瑐琮的名字分别印刻在上面，下方居中正书6个大字：检察官办公室。

　　2017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把检察官办公室作为构建新型专业化检察办案组织的重要举措，于当年3月28日在浦东检察院探索建立4个以检察官名字命名的检察官办公室，以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命名检察官办公室取得了哪些成绩？身处司改最前沿的他们，经历了哪些不一样的故事？今年正逢改革开放40周年，近日，记者和这些命名检察官面对面，听他们讲述“新旧岁月”的更替。

　　“领导和我说，吃不消不要死扛。”

　　2天批捕！她用速度说话

　　今年年初，互联网金融平台“善林金融”设在全国的线下门店陆续倒闭。

　　4月9日，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伯云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自首，称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产生巨大资金缺口，致使无法兑付投资人本息。公安机关随即开展调查。

　　“这个案子涉及全国，无论从它的涉案人数还是层级规模，都要比以往任何一起涉P2P平台的案子来得大，而浦东又是善林金融的总部所在地。”吴菊萍告诉记者，在过去，碰到这类涉众型非法集资案，检察院都会成立专案组，在公诉口集中抽调检察官办案，“但这一次，我们是以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为办案团队提前介入的。”

　　作为命名检察官，吴菊萍从源头开始自我加压。“我们领导一开始就跟我说，这案子你介入后，千万不要死扛，如果吃不消就说，院里还有人可以支援，我说‘没有关系，我先看一下’。”

　　事实上，吴菊萍的办案思路是相当专业的。在介入之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带领着团队和公安首先对善林金融的公司框架结构、业务类型以及人员进行了梳理。“打击面有多大、哪些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从哪个方向来论证谁是构成犯罪的”。

　　在内部分工上，检察官办公室的6人小组也非常明确：总部管理层由吴菊萍亲自负责，线下门店推销这一部分由1名入额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负责，线上交由另一名入额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负责，还有一名文职统筹辅助。

　　“这样一整套办案流程下来，我们团队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极致。”吴菊萍骄傲地告诉记者，第一批人员从报捕到批捕仅仅耗时两个工作日，几乎很少有这么大的案子可以做到这么快。“打击的效果非常好。”

　　“这样一些人在一起，可能就是1+1>2。”

　　商业秘密案中的“大文章”

　　“从检察官的精英化、专业化和职业化角度来看，检察官办公室可以说是实现了人员配置的最优化。”吴菊萍告诉记者，在她的团队里，无论是入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司法辅助人员，都是在相应的层面里择优挑选的。“这样一些人在一起，可能就是1+1大于2，大家在一起会激发出很多关于办理案件的想法，包括一些建章立制的想法。”

　　在办理自贸区首例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时，案前会商制度的建立就让案件的侦破大大提速。

　　“一般提前介入都是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之前，此次我们探索创新往前提前一步，在公安机关受理报案、立案但未正式展开侦查活动前，建立案前会商制度。”据承办此案的浦东检察院命名检察官施净岚介绍，当时他们会同公安机关邀请了被侵权单位，第三方鉴定专家到场，由被侵权单位陈述被侵权事实，并由第三方鉴定专家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根据案前专题研商，我们确定了证据收集、固定、审查运用的标准，公安机关在初步查清基本事实和固定证据以后，再对涉案人员采取措施，确保案件的质量。”施净岚表示，通过前期介入引导侦查，为案件后期成功办理奠定良好基础。“我们推行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据的创新机制，也是为确保侦查取证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案件定性的准确性。该案的侦破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未检检察官，有点像精神分裂的状态。”

　　6朵“金花”和上海未检品牌

　　在上海司法改革首批试点的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中，顾瑐琮负责的6人团队是唯一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团队，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以个人姓名命名的专业未检检察官办公室。这个平均年龄34岁、清一色由女性组成的团队，在众多的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中也显得格外惹眼。

　　谈到最大变化，顾瑐琮开玩笑地说，“现在的未检检察官，有点像精神分裂的状态。”近期，顾瑐琮手头正好在办理一起仙人跳的案子，一个犯罪团伙专门从外地招募未成年人，通过谈恋爱、介绍工作等各种方式，把未成年人诱骗到上海作为卖淫和仙人跳的工具。

　　“这个团伙有多个层级、明确分工，有的主犯藏在老家从来不露面，都是遥控指挥。”顾瑐琮告诉记者，按照以前的办案思路，可能直接把案件中涉及的成年人和未成年拆分开，把成年人的案件移交给公诉或侦监。“检察官办公室成立之后，我们主要负责专业化办理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像这种案子可能就需要统一处理。”

　　“于是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会发现，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要最大限度地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尽可能地减少诉讼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对成年的犯罪嫌疑人，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的角度，一定要加大处罚从严打击。被作为犯罪工具的未成年人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被害人，更需要司法的特殊保护。”

　　“除了积极办理好案件之外，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围绕专业化办案我们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制度。”比如和上海市12355青少年保护热线展开合作，以机构志愿者的形式加入其中，面向全市未成年人提供更精准的法律服务，同时接受热线转介的涉法个案线索。

　　“这种合作，让我们可以充分挖掘个案线索、更好地监督和引导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早地开展对受侵害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再通过12355平台将涉及身体和心理康复、转学安置需求等综合保护问题，转介给各个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顾瑐琮透露，去年试点下来效果非常好，在6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中都得到比较好的反馈。

　　“一人好不是好，更重要的是传帮带。”

　　检察人才培养的“孵化器”

　　以检察官办公室为载体构筑的专业人才优势和团队集成效应，有效促进了司法办案质效的提升。总结试点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成绩，施净岚、吴菊萍和顾瑐琮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一点：精细化培养和检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人好不是真的好，更重要的是传帮带。”在日常工作中，施净岚就非常注重“实战演练”。“之前有一起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当时的证据是非常单薄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有规避行为，另一个是零口供的，为此，我亲自带上检察官助理去提审，角色分配上，由检察官助理正常讯问，我从人情上切入。”

　　施净岚回忆，当她谈到嫌疑人的“女朋友”时，对方一下子情绪崩溃，“之后的突破就非常顺畅了。”施净岚说，“通过这样一次零口供突破，希望更多地引导青年检察官助理办案，有效解决检察官助理遴选为检察官后的业务脱节问题，使检察官办公室成为加速检察人才培养的孵化器。”

　　而在本就比较年轻的顾瑐琮未检团队，“传帮带”变成了一种“协同成长计划”。“在我们的团队里，每年办公室都有大课题，每个人也要有自己的小课题，比如今年我们办公室作为全国未检工作创新实践基地，在深入探索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大家经常会聚在一起探讨进度以及研究的方向，其间就会形成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创新的制度。而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小课题，比如取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比如研究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监督模式等等。”

　　顾瑐琮告诉记者，去年，团队在办理一批“仙人跳”案件的过程中，就通过课题对案件之后的工作做了延伸。“当时我们创建了五角星工作法，将公安、司法局、当地等5股力量一起纳进来，对高危人口的管控、法律援助、以及回到所在地之后的人文关怀等问题一一予以解决。”

　　命名检察官办公室是上海检察改革2.0版勇敢的“试水”，数据显示，浦东4个命名检察官办公室成立以来，受理案件数超过所在处室平均办案数约40%，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约占其办案总数的40%，所办案件均做到诉判一致。

　　作为检察官办公室制度的前期探索，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蓝本，而这些“吃螃蟹”的司改前沿者，还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