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以来，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聚焦重点领域突破，扎实推进司法行政改革，从人民群众最得实惠的工作改起，想群众之所想，改群众之所盼，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上海改革样本”。

　　最近一段时间，法制日报上海记者站针对部分改革领域，分别派出多路记者，以新闻观察的方式，全面展示这些领域改革的推进情况，讲好新时代司法行政改革的“上海故事”。今日起，“上海市司法局”政务公众号将开辟“观察”专栏，陆续刊发这些报道，请关注！

　　近日，闵行区人民调解协会会长叶祖贻给《法制日报》记者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身着大红滑雪衫、带着生日帽的柳老先生笑得十分开心，女儿和女婿手捧蛋糕站在他身旁。据说这是前两天老人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拍的。

　　此前，记者曾历时三个月追踪这对父女房产之争的化解之路，见证了闵行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下称闵行专调中心）法、情两张牌的调解威力，也见证了“东方智慧”如何走出“捣糨糊”的认识误区。

　　父女成仇

　　2017年9月底，记者第一次来到闵行专调中心，也第一次见到柳老先生。白发苍苍的他正与女儿分坐在调解桌两端，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我养了她这么多年，她离婚时又帮她买了新房，现在她要把我给她买的房子送那个一无所有的男人，还天天和我闹！”老先生指着女儿，情绪激动。

　　对面的女儿别着头，也是一脸的激动,“分明是你无理取闹，你就是嫌我新找的丈夫没房没车，处处挑剔为难。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没想过我的幸福。”一时间，调解室内满是火药味。

　　“难道父女见面就只能是这种场面吗？都先冷静一下吧……”叶祖贻不仅是闵行调解协会会长，还是闵行专调中心负责处理涉老纠纷案件的专业调解员，她果断地打断了父女争吵。

　　待双方情绪稳定后，叶祖贻说，“专调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成功调解上百起专业性、行业性纠纷。如果你们信任，就委托我们调解，专调中心一定会指派最专业的调解员提供一站式调解。”

　　据介绍，柳老先生曾是一位国有企业的厂长，妻子早逝，一手将三个女儿拉扯成人，现在坐在他对面的是大女儿。十年前大女儿离婚时，老人将自己在市区的房子卖出，资助大女儿在闵行买了一套大房子，并与她同住。一年前，大女儿瞒着老人与男朋友领证结婚，婚后矛盾便出现了，这次老人提出要搬走，但要求大女儿返还市值一半的房款，约两百余万元，大女儿认为父亲当年行为属于赠予，拒绝返还。

　　“我之前找过很多地方，他们都没有帮我解决实际问题，今天在地铁站看到了专调中心在作宣传活动，就想再来试一试。”老人告诉记者，他对这里也同样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想调解是免费的，就索性试一试。

　　“调解员给我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调解，我当然愿意，都快一年了，一家人都被折腾的筋疲力尽了。”大女儿虽说很想把事情做个了结，但信心明显不足。

　　办完委托手续，工作人员又详细了解了纠纷的经过和双方的意愿，请他们回家等调解通知。走出专调中心，记者也和这对父女一样，对这起棘手的纠纷能否彻底画上句号表示担忧。

　　法情并举

　　一个半月后，记者接到叶祖贻电话，她告诉记者，柳老先生父女的调解工作有所进展，现在双方在举证。11月20日，得知老人要去银行查询转账记录，记者便一同前往。

　　“我那笔钱是十年前转给她的，当时的汇款单早就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了。”一路上，老人忧心忡忡，因为转账凭证是最为重要的证据。

　　在中国银行窗口，工作人员调出了老人账户的所有转账、收款记录。经过仔细查询，找到了十年前的三笔转账记录，与老人转给大女儿的款项相对应。拿到了证据的老人长舒了一口气，“有了这个我不怕她赖账。”

　　听到这话，一同前去的叶祖贻将老人拉到一边，正色道：“柳老先生，你这笔转账记录距今已有十年了，按法理来说已经过了追溯期，法院是不会受理你诉求的。”

　　老先生紧紧握着凭条，生怕再次丢失，“可是证据在我手里，这是事实吧。”

　　“虽然您有证据，但是房产证上只有您女儿的名字，根据《物权法》规定，房屋的产权属于房产证上的姓名登记人所有。”

　　听了叶祖贻的话，老人没了刚才的自信，“律师也是这么说的，他一听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就直接劝我放弃。这么说，我这笔钱是没法要回来了？”

　　看着失落的老人，她话锋一转：“钱和女儿哪个重要？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能体会到您把三个女儿抚养成人的不易。但您再想想，您和大女儿共同生活的十年里，她还是挺孝顺的吧？且据我所知，她选的这位新丈夫虽没车没房，但为人踏实可靠。您现在这个年纪了，另外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比起这笔钱，大女儿对您的照顾似乎应该更重要吧？”

　　老人神色黯淡了下来，沉默良久后缓缓地说，“其实，我这个岁数有没有这笔钱并不重要，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她是我最看重的女儿，结果却伤我最深。”

　　听了叶祖贻会长推心置腹的谈心，老人的口风终于有所松动，但要大女儿“诚心诚意地道歉”。

　　送走老人后，记者和叶祖贻找到老人的大女儿柳女士，这是一个半月来叶祖贻与她的第8次沟通。记者注意到，当她听说老人态度转变以后，深表怀疑，“我爸这个人倔得很，律师说的话他都只信七分，没有法院的判决，他怎能死心。”

　　专调中心另一位年轻的调解员王艳听闻此话后，严肃地说：“虽说房产证上只有你的名字，但国家法律规定保护老人居住权，法院在判决时必须考虑老人的居住问题。最后的可能就是将你父亲的名字添加到房产证上，这样你父亲去世后，他可以通过遗嘱将属于他的部分房产分给你的另外两个姐妹，届时会更加麻烦。”

　　一听如此专业的法理知识，柳女士沉默了。

　　“你们母亲去世的早，在那个不重视知识的年代，老父亲一人供你们三姐妹大学毕业真的不容易。而且，在你离婚的最艰难时刻，是他卖掉房子，让你有了更好的安身之处。人要懂得感恩，这是你的父亲，也是你在上海最亲的人，真的要在法庭上针锋相对，今后你们父女就可能老死不相来往了。”叶祖贻的问题直戳柳女士心口，记者注意到她的眼睛湿润了……

　　亲情回归

　　“我爸爸为了我们是吃尽苦头，妈妈去世早，二妹三妹远嫁他乡，是我们俩相依为命。我第一段婚姻失败后，爸爸第一个来安慰我，这次再婚，爸爸怕我再被伤害。这我能理解，但他越来越偏执，尤其是这次，他把十年间出的钱全部列了个清单，天天催我和丈夫还钱，伤了我的心。”柳女士有些哽咽。

　　“爸爸要的太多了，他知道我除了把房子卖掉，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叶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柳女士求助道。

　　叶祖贻拿出专调中心多位调解员在咨询专家后共同制定的调解方案，建议柳女士将父亲当年资助的购房款按十年的利息，返还给父亲，保留柳老先生户口。

　　柳女士沉思良久，默默地点了点头。“我相信你们说的没错。”

　　从柳女士家出来，叶祖贻告诉记者，专业调解必须“法情并重”，法在前，情在后。她解释说，过于强调法理的调解，由于缺乏温度，不太能够令人接受，同样过于强调情理的调解，则因为缺乏原则而容易被诟病为“捣糨糊”，效果也不好。

　　2017年12月26日，柳老先生与大女儿签署了调解协议书。这是他们在三个月的调解过程中第四次面对面调解。

　　还是第一次那间调解室，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柳女士坐到了老人身边，丈夫王先生也来到了调解室。在协议书上签好字后，柳女士伸手扶起老人，“爸，我和老王已经把钱转到你的那张卡里了，我现在就陪你去银行看一下。”

　　“不用了。”老先生摆摆手，“这么多年来，你做的事我还不放心吗？”

　　听到老人的话，两行泪水从柳女士脸上划过，她挽着老人的手，低声道：“爸，我错了，都是我不好，惹您生气……”老人也有些哽咽了，握着女儿的手说，“傻囡仔，是爸爸不该和你计较这些。”

　　王先生把房产证递给了老先生，“爸，这张证还是你保管吧。”老先生接过证，塞到女儿手中，并示意王先生搀着自己的另一只胳膊：“都是一家人，谁管都一样，回家吧。”

　　记者目送着这一家子相互搀扶走出专调中心，亲情在给他们开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后，再次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