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不断在自我否定中寻求真理的知识体系，它的前进动力就来自于人们不知疲倦的探索和创新。深谙此理的王向朝自1998年被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召回的专家，从日本来到地处嘉定的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以后，强烈的报效祖国努力奉献的信念，使得他始终以旺盛的热情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率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攻城拔寨，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在纳米精度光学检测等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令人惊喜不已的进展，不仅填补了国内高新技术科研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多项空白，不少研究成果还在业内被确认为已经达到当今国际领先水平，同时还培养出一批有着扎实的科研基础，又兼具开阔视野的开拓型人才。尤其是后者，一批相当整齐的专业研究新兴力量，那真是让前来交流的国内外同行们看了后，既由衷地为之击掌，又打心眼里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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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向朝是在1989年考取日本政府的奖学金，赴日本新泻大学工学院就读的。三年后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再用功三年他又获得了博土学位。从1995年起直至回国前的几年时间，他被学院热情地留校作为助理教授，成为一位日本国立大学的文部教官，这是一个为业内人士所羡慕的职位。他讲课、带研究生、指导学生实验、做自己的研究课题，每天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辛勤工作着。作为一名教师，他用中国学者的智慧，用勤奋的劳动，赢得了周围老师以及学生们的信任和尊重。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前景被业界普遍看好的科研新生代，几年后学术上一帆风顺、工作上已驾轻就熟的他，怎么会忽然选择辞职回国的呢？在此之前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件事情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那是1995年的3月，即将上任新泻大学助理教授的王向朝，率一家3口人回到老家去探亲。已有许多年没见到自己孙子的爷爷奶奶，见到时年已有10岁的小孙子又长高了一些，自然是满心欢喜。虽然出生在国内，但自打懂事起直到上学念书都是在日本的宝贝孙子，现在对国内的一切却表现出一种让人吃惊的陌生感觉，一举一动就和“小日本”似的，只能用如同与外国人交流时打手势的原始办法和他（她）们进行谈话，这让老人有些担心起来。这天同龄的外甥女指着屋里的暖气片，问他儿子在日本有没有见过这个时，只见他儿子搔着脑袋涨红了脸憋了好一会，不得不回头用日语求助于王向朝：爸，那个东西怎么讲？这一问把王向朝问得心事沉重了起来，在一旁的爷爷更是看得直着急：中国人咋就不会说中国话了呢？！其实这也难怪王向朝，他们夫妇俩在日本都忙于事业，从一早走出屋门到大天黑才回到家。孩子到当地学校就学，他所接触到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书本上的课文和电视里播出的节目，用的都是日语。王向朝在家虽然与孩子讲国语，但交流得最多的，也就局限在“吃饭了”、“作业做完了没有”这么几句，于是这个简简单单的题目，也就难为这孩子了。爷爷的话提醒了王向朝，于是就把原准备一起回日本继续上学的儿子留下来，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爷爷奶奶补习中文。

　　孩子留在家乡，留给年迈体弱的父母，王向朝夫妇的心也跟着留在了家乡。不能照顾老人减轻他们的负担，反倒给添这份麻烦，那是王向朝一直于心不安的地方。返回日本后，夫妇俩在工作之余三天两头往这边打越洋电话，舔犊之情、关爱之心尽在言表。此后不久，约在1997年的下半年，先他回国并在沪工作的同学打来电话，告诉他中科院已经实施人才战略的“百人计划”，王向朝所学的专业、已经开展的那些研究工作正好是国内所急需的。这一具有诱惑力的信息，让原本对自己选择已经处在犹豫之中的王向朝心里，立即就泛起了涟漪。尽管在日本，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他合作的日本同行和他所教的日本学生，对王向朝都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但有好几次朋友们相聚时，有人当着他的面开玩笑地说：“王君像我们日本人”时，总会令他产生出不愉快，他对个别日本人的优越感很反感。在他看来，自己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接了老同学的电话后，王向朝把载有相关消息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找来粗略地看了一下，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时手头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还是比较吃重的。直到一个多月后老同学再次来电催问时，王向朝这才匆匆把自己的一些相关材料寄去给同学。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同学，赶紧替他跑去报了个名。

　　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是科学院为缩小我国科学总体水平与世界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实施的高级人才引进工程。该工程主要是由中科院确定重点学科，每年在世界范围内招聘100名杰出的科学家，由科学院资助进行科研重点项目的攻关。十分了解王向朝情况的这位老同学认为，中科院需要的信息光学专家，王向朝应该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百人计划”人选的确定，有它一套非常严格的招聘程序，报名者必须通过包括中科院院士等组成的专家组的综合答辩。那天去答辩的人，除了王向朝外还有另外几位同样非常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三天后王向朝动身返回新泻大学前，有关方面领导在送别的宴会上祝贺他：你被录取了。于是1998年9月，王向朝辞掉了新泻大学的工作，回国来到现在的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实验室的工作岗位，开始了“百人计划”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在“百人计划”研究经费的支持下，开始了他新的“创业”。第二年他入选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第三年他荣获中科院盈科优秀青年学者奖；很快他又被评为优秀博士生导师。与此同时，在学术上王向朝也取得了不菲的收获：有这么一组数据，可以勾画出王向朝这些年里在科研方面所作努力的一个粗略轮廓——申请有国际专利1项、国家专利75项（其中发明专利45项）、获专利授权48项（其中发明专利22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此外还在《Optics Letters》、《Applied Optics》、《Optical Engineering》、《物理学报》、《光学学报》、《中国激光》、《Chines Optics Letters》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50多篇。而且作为导师，他迄今已培养出博士生2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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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事业上一向崇尚一丝不苟作风的王向朝，现在每年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成果问世，他也因此成为我国纳米精度光学检测领域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之一。近年来得到蓬勃发展的纳米科研，吸引着各国无数的科学家纷纷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仅为百万分之一毫米的极微小范围，结果走进去了以后才惊讶地发现，其实这里同样是一片极其广阔且大有作为的新天地，在人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纳米攻坚探索中，不断地涌现出的新知识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人类对自然科学规律的认识深度。王向朝就是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干劲和睿智聪慧的巧劲，把对物体的检测精度一下子直接推进到了纳米级的水平上，为发展我国高端微加工业、微制造业和纳米机械等，提供了既可靠又精准的检测手段，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为加快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医学、环境监控、汽车制造等许多行业的发展，夯实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要做好这些对加快生产力发展起着积极助推作用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身为跃跃欲试的攻关者，眼睛就不能只是简单地紧盯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着的研究项目，还要时不时地抬起头来，对国外同行的研究工作动态进行一番观察了解，至少也要在自己的心中做到基本有数，这样才有可能在巨人的肩膀上攀越得更加高一些，也才能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得更加远一些。早在离开东瀛的时候王向朝就已经知道，尽管在做学术、做实验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硬件设施方面，国内的条件也许暂时还及不上那些发达国家，然而对此有着充分心理准备的他认为，硬件设施在科学探索与研究中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装备，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掌握和使用这些硬件的人，他们在工作中的精神状态究竟怎么样？在王向朝看来，如果一个科学工作者没有献身于祖国发展事业的强烈愿望，没有突破已有知识藩篱的热切渴望，就很难能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多有益的贡献。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这样的想法，正是强烈地意识到了我国在高精度检测方面还落在先进国家的后面好远，而且十分清楚高精度检测是国内很多学科寻求发展一道绕不过去的槛，所以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王向朝，倾注全部精力到科研之中，率领着自己的团队，在密切关注国际光学检测科学最新动态的同时，积极寻求超越到国外同行前面去的有效路径，为中华民族大踏步地复兴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有力保障。于是，只要他一进入研究的状态之中，为了解决在科学研究中不期而遇的那些个技术难题，寻找到能解开难题的一把把钥匙，就常常会工作到忘记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伏案专研，认真分析、反复推敲、仔细琢磨，他这种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永不服输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和感染着同事们，由此也为他在同事中间赢得了一个在古典小说《水浒转》里非常出名的雅号——“拼命三郎”。

　　说他是“拼命三朗”一点不假。前些年，王向朝曾经应邀参与位于浦东的一个国家重大专项项目的研究工作，并被委以总体专家组成员和部门经理的重任，除了要进行研究项目的联合攻关，还要负起与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行政领导职责。由于这个项目的全部工作都是从白纸开始，是从零起家的，因此从基础建设到人员配备，从规划制定到项目实施，工作量非常大。而此时的王向朝，其实在研究所里不仅依然指导着十多位博士研究生，还有好几个研究项目正在同步推进之中。那一阵子对王向朝个人来讲，那可真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经历。为了兼顾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他不停地来回奔波于嘉定和张江两地，以出色的指挥能力协调着科研项目和学生学业等各项工作，都能够有条不紊地展开。有那么几年，他把每周主要的工作时间都放到正处在起步阶段的张江，只有在周五的晚上才匆匆地赶回到嘉定的研究所里，虽然此时往往已经到了晚上的10点多钟，但课题组办公室里依然亮着的灯告诉他，同事们还在等他商量课题方案，学生们则还在等着他的学术指点。而星期天的深夜，在周末两天三晚的繁重工作后，他又要往张江方向赶，那一个摊子下一周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不仅是如此，他同时还在上海市政协和致公党上海市委等好几个地方，兼有多个同样重要的社会工作。在那些熟悉他的人眼里，除了在实验室里能见到王向朝在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难题时，静静地在冥思苦想的背影外，平时来来去去的他，忙得简直有点像一颗在不停旋转着的陀螺。

　　不管那个时候的工作有多么繁重，节奏有多么快，在王向朝的心中有一个主见是始终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一定要秉承科学的精神，在坚持创新中不断使自己的研究稳步地踏上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台阶，用自己坚持不懈的实践来不断充实人类知识的宝库，也为提升我国的科学水平出一份力。由于此前国内科学界在光学纳米精度检测的研究力量方面相对比较薄弱，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研究工作早就进入到集合团队的力量、进行整体协作攻关的全新阶段，因此王向朝格外重视研究队伍的建设，回到国内除了积极挑起国家一系列重点科研项目的重担，更是在培养新人方面也做到了不遗余力。在研究所，他每年都要招收多名博士研究生，不仅在学科研究上给予他们以悉心的指导，更把以为国争光和坚持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理念，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引导他们，直到形成一支符合专业科研攻坚需要，又充满着年轻人朝气和活力的团队。

　　由于王向朝和他的团队在科研中，能始终融汇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在思想方法上敢于打破以往的常规，取得了不少令人欣喜的创造发明，先后完成了多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重点项目、上海市“纳米专项”项目、上海市“光科技专项”项目等20多项国家的重要科研项目，于是在不断加长的我国光学精密检测装备目录单上，就有了越来越多让专业人士看了会禁不住眼馋的最新成果：比如“高精度光纤连接器端面测试仪”，“纳弧度分辨率角位移干涉测量仪”，“纳米精度激光激振测振仪”，“微振动纳米精度实时干涉测量仪”，纳米精度实时表面形貌干涉测量仪……。不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在实地参观了王向朝的实验室后，纷纷对他在这一领域里所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以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去从事挑战未知世界的创造性工作，这让王向朝在业内逐渐蜚声中外，成为我国和美国、日本等多个专业学术团体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以及多本著名专业学术刊物的编委。他自己继入选“百人计划”后，又入选由中科院和国家财政部联合确定的首批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近年来还先后获得过中科院和上海市等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优秀青年学者奖”等多个嘉奖。最近，王向朝又被科技部聘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总体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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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王向朝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青年专家国情考察团赴甘肃考察，回来以后王向朝对责任一词的认识，明显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甘肃的那一段时间，考察团走了当地的很多地方，看到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他们这一行人都看得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地处中西部的甘肃省，全境多为高原山地，平均海拔在1000多米。那里的许多地方都严重缺水，很多地方简直就是一片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当地农村的许多人还一直居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

　　在那里，王向朝听到当地的父母官讲起一件事：那是不久前，一位美国政府的要员来华，要见总理商量国事。可是总理此时正在甘肃视察工作，于是总理就让有关方面安排这位要员到甘肃来接见。办完公事一见时间还有多，这位要员就提出来想看看当地农村的状况，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在去机场的路上车子拐向了坐落在附近的农村。该要员一走下车子，顿时被眼前这座在大西北经常能见到的普通村庄，那灰蒙蒙的苍凉镇住了，上飞机前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王向朝听了以后，心里的感觉就特别复杂。

　　我国的地域之大，东西横跨着四个时区。东部沿海地区这几年经济迅猛发展，使之与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开发西部，王向朝打心眼里拥护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为此他毅然担任起了甘肃省政府的科技顾问，积极地为当地的发展出谋划策。

　　回到上海以后，王向朝对学生们和课题组的同事说：“虽然我们目前的研究方向还不能直接为开发西部服务，但在我们的心中要装有西部。”他表示，科研工作一定不能脱离了国情，今后他们要多做能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课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提高了，西部的开发与发展也就更加有望。信息光学正是这样一个对发展国民经济来说非常重要的领域，王向朝不仅自己在其中努力开拓，他还在这个领域里带出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朝气蓬勃的团队。只有我们的科研队伍壮大了，充分发挥出大家的聪明才智与创新力量，才能把中国人的事业做大、做强，王向朝心里这样想。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王向朝确信，创新之于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意义，自己也在科学研究中因坚持创新而获益非浅。从发展的角度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人类社会要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义不容辞地担当着追寻真理、实践真理的繁重任务。所以王向朝就和许许多多科学工作者一样，把坚持创新作为继续前进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