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季方先生，1948年2月21日生于上海，是个有20多年党龄的中国致公党党员，曾任致公党上海市委委员和致公党上海市委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特约检察员；1996年上海首批认定的注册咨询专家；现任上海国汇金融信息有限公司和上海金荣中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2008年扬州举办的“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上，被评选为“十大国际儒商”，是大陆地区唯一的代表，其他九名是澳门马万祺、菲律宾陈永栽、美国陈香梅、香港汤恩佳、新加坡李成义、台湾王乃昌、印尼唐裕、马来西亚戴小华、泰国颜开臣。

　　余季方先生的外公就是三友实业社的老板陈万运，因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将日商的“铁锚牌”毛巾击败，更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成立了抗日义勇军，陈万运亲任大队长，聘请军事教官，带领三个连队，每天工余进行操练，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等口号。经东京审判时原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交代，他和特务川岛芳子选定三友实业社，作为在上海制造发动侵略战争借口的目标，1932年1月18日，他们派打手冒充工人，在三友实业社制造了“日僧事件”，20日凌晨2时左右，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以及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到三友实业社，纵火焚烧了毛巾厂的厂房6间，在场的3名中国巡警发现火警打电话求救，遭到暴徒袭击并被打伤，其中一人被刺死。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了战争，第二天即占领了三友实业社。“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就这样成为“一?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沦陷，杭州三友实业社也被日军占领，日方要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长，他拒不接受，躲进郊外杨梅岭山洞后潜行返沪。1938年日方又派人专程来沪，向陈万运提出“共存共荣”的合作条件，撤出军营，合资经营，他断然拒绝，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文汇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新闻夜报》等，在12月9～10日争相刊登他的爱国行为，表彰他的浩然正气。

　　2009年9月7日，《世博日报》、《东方早报》用一版版面，介绍了三友实业社，该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荣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

　　余先生的父亲余家滋15岁到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由于聪慧、勤勉、好学，被老板陈万运看中，16岁被派到香港三友实业社实习，17岁被派到新加坡三友实业社培养；22岁在新加坡三友实业社旗下的中华商店任营业主任。28岁时，与陈万运的大女儿陈吟远结婚。1948年定居新加坡经商，1988年在新加坡逝世。

　　余先生的母亲陈吟远在50年代即响应政府号召，串联访问侨眷组织学习小组，是虹口区侨联创始人之一。1962年任上海市侨联虹口区工作委员会主任，1986年任虹口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市侨联委员。1984年任致公党虹口区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虹口区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常委。1988年陈吟远已82岁高龄，在一次访问侨眷时，跌倒在他家门前，血流满面，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与世长辞。余先生遵照母亲遗嘱，将母亲遗体捐献给医学界，不开追悼会，不参加任何追悼活动，不请一天丧假。

　　国际儒商学会把余先生评为国际十大儒商，是为了表彰他对儒商研究和儒商活动的贡献，更为了表彰他对中国诚信社会建设的贡献。

　　1993年，余先生受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属中汇外汇咨询公司的委托，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中汇金融外汇咨询公司，他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成立后，连续承接了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重大金融监管项目。

　　1994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两个外汇汇率——国家外汇牌价和调剂外汇牌价，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国际游戏规则不允许中国的双重汇率长期存在。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4月1日开始，将两个汇率并轨。朱总理（当时是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对外宣布，汇率并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稳定在8.70元，但是这个承诺能否做到呢？那时还没有全国性的外汇交易中心，上海的外汇交易中心的交易量占全国的60%左右，只要上海的汇率能稳住，全国的汇率就能稳住，为此，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中汇公司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一个外汇交易监管系统。中汇公司与上海电信局合作，只用20多天，就完成了上海的外汇结售汇监管系统。这个系统等于让中央银行的市场操作多了一双电子眼睛，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利用对买入卖出审单的控制，控制市场供求，间接控制了汇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汇率稳定控制在8.70元，确保了中国的汇率并轨非常稳健的完成。这个项目得到了外汇管理局领导的高度赞扬。

　　1995年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失败，其中有个原因是中国对“三资企业”的“待遇不公”，其实所谓“待遇不公”就是指三资企业不能像国内企业一样自由结售汇。因为三资企业都有现汇账户，国家外汇管理局担心它们联手母公司炒卖外汇，扰乱外汇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外汇管理局要求中汇公司为外管局建立一个外汇账户监管系统。经多方调查研究，中汇公司决定用当时最先进的IC卡技术和网络技术，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这个项目，将上海当时可以开外汇账户的143个银行网点联在网上，把上海近一万户三资企业的外汇账户全部管住。1996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在广州会议上向朱副总理汇报了这个监管系统，朱副总理当场拍板，上海的三资企业试行国民待遇，半年后发现没有问题，全国的三资企业都开始享受国民待遇。

　　1996年，东南亚金融风险发生，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高度警惕，当时国内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金融秩序也比较混乱，金融监管缺乏有效手段。中汇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在与人民银行相关部门仔细研讨后，主动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出，在外汇账户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由公司投资并组织实施人民币账户监管系统，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公司融资6000万，在半年时间里设计并建成了人民币帐户监管系统，将上海1700个银行网点全部连在网上，同时完成了全部软件的开发、银行相关业务培训、数据库的设计和建立、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票据交换场动态数据的对接……在1996年上半年，将上海40万个企事业单位的帐户全部纳入监管系统；当年下半年，中汇公司又完成了贷款证管理系统，将当时4.7万贷款企业全部纳入监管系统；在这同时，中汇公司还完成了进出口核销电子化系统，这些项目不仅为金融监管当局提供了先进的管理技术，也极大的提高了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能力。中汇公司建立了当时上海唯一的囊括所有银行全部网点的金融监管网；建立了包括上海全部40万个企业的基本情况数据库；有上海全部4万多个贷款企业的数据库；有上海全部进出口业务的进出口核销数据库（利用进出口逃套汇和骗税的企业“黑名单”就是由中汇公司这个系统提供的）……这些业务的实施成功，为中汇公司在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地方政府的领导心目中，赢得了信用，他们完全认同中汇公司实施金融项目的资质、认同对中汇公司实施金融监管和金融信息服务项目的能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90年代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按国际习惯的判断，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将进入“信用经济”阶段。但是中国却不是“征信国家”，因为中国当时没有任何社会信用征信系统。1997年中汇公司在上海完成了总行关于信贷登记系统（贷款证）的试点任务后，马上开始筹建“个人信用调查系统”，并于1999年初，与上海信投公司、上海市信息中心等联合发起成立“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立“个人社会信用体系”试点的公司。中汇公司是发起人之一。余先生担任了上海资信公司的副董事长。2000年，上海市政府把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作为当年市政府“十大实事工程之一”，并于当年完成。2001年全球征信会议把“中国成立第一个征信公司——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列为当年世界征信行业最重要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很少的不是征信国家的经济大国”，终于踏进世界征信国家的行列！

　　1996年，余先生通过致公党的关系认识了国际儒商学会的潘亚暾会长，立刻意识到儒商研究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在1996年4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上海这个重要的城市，由他独家出资举办了“上海首届儒商研讨会”，对儒商活动的普及和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10月，他出资与黄山市委宣传部合作，在黄山举办了“首届徽商研讨会”。1997年4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第二届世界儒商研讨会时，他不但派团去参加，还带去了几百个由他出资设计、制作、并得到国际儒商协会认可的儒商学会的会徽，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一直沿用至今。

　　后来的十年中，余先生没有再参加儒商的活动，主要原因是他长期喜爱哲学和经济学研究，想从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儒商精神的内涵作些研究后，再带着自己的观点参与儒商研究。

　　经过近10年的哲学研究，他基本形成自己的非线性哲学体系，带着这样的哲学观点，余先生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儒商的观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2008年的扬州会议上，他做了书面发言——《儒商诚信特征的经济学分析》，突破了以往大家对这个特征的研究和论述都只停留在道德和文化层面，而是从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把儒商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09年11月，在国际儒商学会成立十五周年大会上，学会的首席顾问原商务部长胡平，提出了会议的八字宗旨“传承、融合、创新、超越”，根据这个宗旨，余先生做了发言，受到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