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海大学教授陈国呈

党员剪影 陈国呈
 

　　一天临近下班时分，我如约来到了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国呈的办公室。与以往看到的情景相同，陈教授的案头上放着一大堆的专业技术资料。这些年，每每遇到陈教授，他都是步履匆匆，手里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即便是去年手术刚刚出院也是如此。

　　真羡慕现在的年轻人

　　近10年来，陈国呈教授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研究生，去年是他退休的年龄，可他还在带着7位博士生，9位硕士生。看着一批批硕士、博士踏上工作岗位，年纪轻轻地就学业有成、事业顺当，陈教授颇为感慨地说：真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哪！

　　1963年，陈国呈离开福建莆田仙游的家乡，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系。1968年毕业时，“文革”的浪潮把他卷到了农场、工厂，在那里他接受了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10年的再教育。那些日子里，他一边劳动，一边苦苦思考：我出生在一个穷山沟里，发奋学习，希望上大学，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那年代，工程师是技术人员的最高称号，不亚于今天的专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这在当时的老家，好比是考上了“状元”。可是一场“文革”让自己的梦想化为泡影，该怎样弥补这损失呢？苦闷中，他用坚持学习来排解心中的郁闷，也激励自己不要放弃，所以除了白天上班外，他晚上一直坚持上夜大学学习，心中仍揣着梦想，积累着、等待着。

　　然而，要学习，要深造，却难找到一张安静的课桌。那时候，陈国呈一家四口挤住在岳父母家，26平米的房子除了岳父岳母，还有大姨子、小姨子、小舅子。1973年，他向朋友和同事借了500元钱（那年他的工资刚刚从43元增加到了51元，除了应付一家4口生活开销，还要孝敬夫妻双方父母），经朋友帮助，买了一间棚户区14平米的简陋房子。这房子晴天还能将就，可一到雨天，就“大珠小珠落玉盘”，必须把家里的脸盆和痰盂统统派上用场。为解决住房窘境，陈国呈决定自己动手给老婆孩子搭一个结实的“窝”。1977年，他到处托人买废旧钢筋和黄沙石子，自己浇水泥樑，还托人弄到电石渣，要知道，这些材料在那个年代都是匮乏物资。正当他忙于用黄鱼车把从妻子厂里要到的废煤渣往家运时，妻子工厂的有线广播里传出了全国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造房子，还是考研究生？经过一番挣扎，他觉得造房子是当务之急，于是暂且把考研究生的念头收起，把全部的周日（平时要上班）时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做煤渣砖翻造房子上。他一个人在自家的弄堂里用煤渣和着电石渣，一块一块地夯着煤渣砖。说起做煤渣砖，老一代的上海人或许知道，它需要动用数十斤重的方形铸铁冲锤，以一块砖头夯数十下记，一天做50快砖头就需要夯数千下，一天下来，手和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1978年，他的辛苦终于结了果，能为一家四口遮风挡雨的小屋盖好了。

　　第二年，35岁的陈国呈也如愿收到了上海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家庭、学业的重担让陈国呈发现自己的身体透支太多。1985年，41岁的他又踏上了东渡扶桑的留学之路，到上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日子，他每天埋头在实验室里14-15小时，常常误了东京的最后一班地铁（那时东京末班地铁是00:07），他就和衣服睡在实验室里。在日本留学的三年多里，他曾回国一次，妻子看到他瘦得不像样，很是心疼。妻子要给他买一条裤子，可是身高近1.73米的他，体重仅56公斤，腰身只有2.1尺，妻子跑遍了整个四川北路的服装商店，竟然买不到一条适合他穿的裤子。

　　只争朝夕的“拼命三郎”

　　陈国呈教授1985-1989年留学日本上智大学，1999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大阪工业大学作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有源电力滤波(APF)、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燃料电池发电/沼气发电逆变控制器等。1998年来，先后出版专著《PWM变频调速技术》、《PWM变频调速及软开关电力变换技术》、《新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PWM逆变技术与应用》和译著《电路习题详解》(上下册)、《电力电子电路》、《大电流能量技术与应用》、《变频驱动技术》等8部，获美国和中国变频技术发明专利10多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主持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台达电力电子科教发展基金、上海市科委登山计划项目基金、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基金等课题20余项。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机械工业出版社优秀著作二等奖、中国电力出版社优秀著作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优秀奖、台达电力电子科教发展基金项目成果优秀奖2项等。

　　陈教授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做学问靠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靠作假和做秀。作假、做秀或许能帮助你拿到学位，评上职称，可是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却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他身教重于言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教了几十年书的他从未享受过教师的寒暑假和国定节假日，除了出差外，他几乎全在学校和实验室里，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却不知道几点才能回家。一次他的膝关节扭伤了，他撇不下案头的许多事，硬是单腿骑着自行车到学校上班，周围的师生都说他真是个“拼命三郎”。在新技术面前，年逾花甲的他始终保持着学习的热情。去年夏天，我去他办公室时，看到他还在审阅学生编写的厚厚的“计算机汇编程序代码”。在一般人看来，这些活用不着他这种年纪的教授亲自评阅，但他不愿意放松自己，要求自己的每一步都必须是踏踏实实的。

　　终于得到儿女的理解

　　陈国呈老师的一对儿女，分别毕业于复旦和同济，如今也事业有成。说起对儿女、家庭，陈国呈充满愧意与歉疚。1985年去日本留学时，他的两个孩子只有9岁和12岁。即便是回国以后，他的时间也都给了教室、办公室和实验室，家庭的重担几乎都落到了妻子一个人身上，长期工作、生活的压力压垮了妻子的身体。199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女儿匆匆赶到学校找到陈老师，说妈妈不行了，已经送进了医院。他慌忙赶到医院，然而看到的已是垂危的妻子，妻子终于没有能从医院回来，这时，离她50岁的生日只有一个多月，临终前也没能与丈夫交代一句话。在祭奠妻子的日子里，倔强的儿子抱怨地对父亲说：爸爸，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妈妈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句话让陈国呈老师无言以对，他不得不承认，他给予妻子、儿女的时间太少、太少了。

　　1997年到2001年，陈国呈老师担任致公党上海大学支部的主委，1998年，被选为闸北区人大代表。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访选民，反映居民呼声与疾苦。他掌握第一手材料书写成的“书面意见”和“议案”得到区政府部门的重视，为老百姓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被当时的区人大表彰为“不辱使命的人大代表”。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忙碌的社会活动让陈老师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2000年的一天晚上，看到忙了一天工作回到家还要忙着做晚饭的父亲，女儿心酸地说：爸爸，你有没有考虑重新组织个家庭？女儿的这番话使陈国呈老师百感交集，虽然他觉得欠家庭、儿女的太多，但女儿却谅解、理解了父亲。儿女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父亲时，总是说：我父亲是一个凡事亲力亲为、认真、追求完美的人。

　　去年夏天，陈国呈老师退休了。可是退休后的他一点也不清闲，他对风力发电、沼气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研究情有独钟，十分执着。他说他的家乡福建有一千多个养猪场，他准备在家乡搞沼气发电，他想为家乡的新农村建设、为父老乡亲做点事。他还有许许多多计划要去实施，他正在把自己的学识、技术、经验用在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中，他还在不知疲倦地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作者为闸北区委专职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