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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地球 迎接美好
访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研室主任戴雪荣副教授
  作者:欧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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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渎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河道宽度没有留足,‘沟渠化’仍明显;‘蓝线’退让距离不够大……建议应在城市规划层面和长风生态商务区角度对其地位、功能和作用重新审视……”这是普陀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致公党员戴雪荣提案《建议将苏州河支流木渎港建成江南水乡特色的休闲景观河道》中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参政议政,对他而言并不是第一次。在本次政协会议上,他另外就整治普陀区唯一纵贯南北的桃浦河沿岸的排污情况提出了建议。而在此之前,他还曾就上海市民密切关注的苏州河清淤治理问题,致信上海市政府,建议有关方面在清淤后用干净的土垫高因地面沉降造成的河床沉降部分空间,使来自上游的新泥沙不再淤积在河道内。该建议后被转至市水务局加以落实。对于这样的参政议政,他坦言,很大原因是想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多为社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

  1979年,戴雪荣参加高考,在志愿调剂中,原本报考物理学、数学专业的他被调剂到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地质学。没想到,看似上天阴差阳错的安排,却让他深深迷上了地球——我们脚下的这颗充满无限魅力的行星。他在地质学的知识海洋中畅游,在课堂、野外、实验室和图书馆中构建着对地球科学的认识,并以一篇成绩优异的论文《甘肃马衔山群变质岩长石结构状态研究》结束了本科阶段的学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与国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大门逐渐打开,国际上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也逐渐被国内科技界和高校所了解,第四纪相关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在地球45亿年浩瀚历史中,所谓“第四纪”就是指新生代的最新一个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在我国其下限年代多采用距今260万年。第四纪时生物界已进化到现代面貌,人类也形成于该阶段。毋庸讳言,第四纪可用于研究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特别是在地理学领域中,许多关于自然地貌变化的规律性问题如果能弄清楚,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预见未来。正因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戴雪荣在报考硕士研究生时选择了与地质学同属地学范畴的地理学,作为今后深造的大方向。如果说,当年学习地质学是专业选择了戴雪荣,此时的他,却是主动选择了新的研究方向。自然地理学,为他拓宽了研究天地,也成为之后二十多年里他开展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内容。

  由于既与人文有关、又与自然有关,在戴雪荣眼中,地理学在所有的学科中最富特色。而在兰州及其附近地区开展与第四纪相关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特别是研究最近十五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情况,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显现无疑,那就是黄土。黄土是中国第四纪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宝,当气候寒冷干燥时,沙尘暴盛行,黄土堆积速率高,植物无法生长;而当气候温暖湿润时,黄土堆积速率变低,地表就会生长出植物,形成古土壤。因此,气候变化能够对黄土地表打上深刻的烙印,而第四纪以来冷干与暖湿的交替便可以在历史积淀而成的黄土地层中表现出来。由于兰州黄土的厚度大,分辨率高,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富研究价值的。从决心探寻第四纪气候变化规律的那一刻起,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兰州黄土的研究中去,期望从黄土记录中,发掘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进行自然地理学研究是极其辛苦的。风餐露宿自不必说,还存在意想不到的危险。例如,研究黄土记录,要对不同深度的黄土进行采样,然后进行磁化率、粒度、碳酸盐含量、碳氮比、孢粉含量等多项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球生物指标的实验室分析。通常,研究人员是对天然剖面加以适当清理后采样,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是天然剖面容易滑塌,从而干扰采样的真实准确性。因此,戴雪荣采用了挖竖井的采样方法,即在黄土高坡的顶上采取开挖直径为七八十厘米、深度约45米的竖井,再借助绳索和升降梯下井采样。这样一来,采样方法科学了,但危险系数也增加了。为此,他借鉴以往开展地质学研究的经验,在打井采样前做好预案,尽最大可能确保作业安全。尽管如此,险情还是时有发生。一次下井采样结束后,吊篮在往上提升采样刀凿时发生了倾翻,刀凿自上而下从竖井口掉落下来,直奔还滞留井底的他。事发突然,就算井下有足够的腾挪空间,井下作业人员也来不及作出规避;事也侥幸,刀凿落下只是刺中他的腿部,而且没有伤及动脉。“万一伤及,后果不堪设想。”时至今日谈到此事,他时常会用这句话起个头,但随之话锋一转:“做科学研究总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关键是要及时和不断地总结,把历险经验变成今后的预防措施。”

  野外工作的辛劳并没有白费,采样工作的严谨为最终出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兰州大学任教和从事科学研究期间,戴雪荣参与了一系列分别由国内外研究机构组织的自然地理学科研项目,高质量地完成了硕士论文《陇西地区晚更新世以来黄土—古土壤序列与环境演变初步研究》,并借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开展了关于“末次间冰期兰州及武都黄土记录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凭借《末次冰期旋回高分辨率兰州黄土记录与东亚季风环境变迁》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在这些年中,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他对推动地球演化的内在规律有了更全面的看法,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变得更关注于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关注地球与人类的未来。

  2000年4月,在走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后,他选择留在该校地理系任教。来到新环境工作,戴雪荣有着自身的优势——兼具地质学和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两个学科的知识和研究背景,并长于野外科研的组织;但他也有着更明显的劣势——东部地区并没有他熟悉的黄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都要作很大调整,教学任务在内容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对他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莫大的挑战。

  如何应对挑战?戴雪荣思路十分清晰,那就是围绕所在地的地域特色开展研究,推动学科进展,确保新的研究依然处在学科前沿。要把这样的理念变成现实,就要自我加压,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为此,科研方面,在已有一定基础的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的研究框架内,他抓住东部地区形成于冰期、与黄土具有同样研究价值的硬粘土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有所突破。在教学方面,他结合学科发展和科研实践,白手起家,从最基本的教具制作或购置入手,承担了别人不愿意承担的有关地球天文学的地球概论本科生课程;自然地理学被上海市评为“重中之重”学科后,他结合上海实际开出了反映城市自然地理学核心的城市地貌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等;为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他还参加开辟了苏州~南京、杭州钱塘江、甘肃~青海等多条野外实习线路。经过多年的运作,这些课程都日趋成熟,并先后入选国家级、上海市或校级精品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同行的关注。

  作为一个从事第四纪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戴雪荣的工作区域与太平洋季风吹往内陆形成的水分梯度递变方向相吻合,无论是在甘肃、新疆的大漠干旱区,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平原水网湿润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长期的走南闯北中,他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科研素材,也对中华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朝代更迭导致历史文献的缺失,一直以来我国无法拿出五千年文明史完整的编年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如果连中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那是一种极大的悲哀,每一个相关专业的学者,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之努力。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在第四纪研究领域的众多方向中选择了环境考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他先后对苏州澄湖、杭州良渚等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自然地理背景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综合运用地理学、地质学和全球变化等学科知识,对有着这方面长期知识积累的他而言,如鱼得水。特别是目前仍在进行的良渚古城与中全新世环境耦合系统的研究,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

  出现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有力佐证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论断。然而,田野考古只能证明文明的存在,却无法告知后人人类早期文明形成演化的地理背景是什么。而通过环境考古工作就可以重建古地理、古环境。这一过程就如同公安人员破案要再现案情一样,必须做到细致、全面,综合所获取的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信息,抽丝剥茧,方能复原出四五千年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同山川、平原之间的关系及可能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为此,自2010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以来,他已多次前往良渚地区考察、采样,经常在上海通过电话与合作伙之一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讨论有关地层和地理背景问题。2011年底,他又一次冒着严寒赶到良渚,在最新开挖的探坑中勘察、采样,研究当时的“城市化”过程。

  戴雪荣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合作是双赢的,这不仅体现在能够发扬双方所长,各取所需,共享研究成果,还在于参与合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也成为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客座教师”——良渚古城的发现者刘斌已答应下学期来校为地理系师生作报告。其切入点,一个是良渚古城的发掘工作本身,另一个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如果说吴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那么良渚文化就是吴文化的源。吴文化无论是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优秀的地域文化之一。戴雪荣希望,他的科研不仅能理清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同样能让参与其中的学生们对本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有更为真切的感受。教书以育人,是他心中永恒不变的使命。

  其实,在日常教学中,戴雪荣就十分注重传授专业知识和传承优秀人文理念的结合与统一。在他制作的地球概论教学课件中,伴随着深蓝色地球共同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开场白,就足以令每一个学子在振聋发聩之余折服于古人的智慧。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他时常会讲一些前辈科学家孜孜不倦求索科学真理的故事,在不经意间让学生们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认识科研道路的曲折与复杂。有时候,他还会和学生们共同探讨关于地球与生命的严肃话题,关注人类最终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他希望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在具备一定学术造诣的同时,更应具备一个科研人员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使命感,真正做到“又红又专”。

  身为致公党普陀区委主委助理、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普陀区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戴雪荣很乐意将自己的学术专长融入到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工作中,因为他觉得,目前民主党派借助“区校合作”的方式开展工作,目的就是要让在高校中的民主党派成员能发挥出专业所长,更好地为本地区服务。在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飞速发展进程中,如何让高强度人类活动尽可能少对城市地貌产生负面影响,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地面沉降、潜水面抬升、河道淤积、水质污染、热岛效应、地面积水、动植物生境趋向单一……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体验到了由此产生的后遗症。作为地理研究人员,他有责任用自己的知识背景,为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提出相关建议。尽管本职工作繁忙,他还是挤出大量时间开展参政议政调研,担任区政协委员以来,每年都要提交一两件提案。“如果上海的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能多倾听地理工作者的意见,或许眼下‘摊大饼’、‘拉面条’这样的城市建设模式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如果世界上的人们都能重视地理知识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应用,那我们的地球也将会变得更美好。”这是戴雪荣心中极为朴实的想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