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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银行家王志莘
2012年2月7日
 

文舟

    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部专门记载上海经济界人物的书籍。叫《上海时人志》。《上海时人志》记述王志莘这位人物有这样的评价:“先生精攻经济,熟谙商情,事业心极重,绝鲜浮嚣习气,待人端谨大方,处事公道细密。”能够得到舆论如此高的评价,王志莘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做出那些贡献?与民建会又有何联系?且听分解。

 

    陪同黄炎培赴南洋考察教育,任《生活》周刊主编

    1896年4月21日,王志莘出身在江苏川沙(现为上海浦东新区)。父亲王南山,母亲朱氏。王志莘原名王允令,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母亲为了供养他上学,以刺绣维持生活。1910年,14岁的王志莘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只得由叔父介绍到钱庄当徒,但他读书心切,得到母亲支持。家母日夜刺绣,省吃俭用地扶助他到南洋公学求学。1915年,王志莘中学毕业,先后在定海县中学,上海留云小学执教谋生。后又到新加坡当教员、报馆编辑,也经营过橡胶种植园。

    1921年王志莘回国。王志莘与黄炎培同为川沙人,此值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宣传职业教育,正在筹划赴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王志莘熟悉南洋各地情况,陪同黄炎培赴南洋考察。据《黄炎培年谱》记载,从1921年1月30日,黄炎培偕职教社王志莘离沪赴菲律宾、南洋等地提倡职业教育,携带书籍幻灯片等,到各地开会演讲,共43次。2月21日由菲返抵香港。2月25日由港抵汕头。在汕头呆了10多天,再由汕头搭船抵泰国曼谷。王志莘协助黄炎培为中华职业学校募款,得一万四千七百余元。4月22日黄炎培、王志莘到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此后复至新加坡、柔佛、棉兰等处,5月12日抵香港,5月18日抵返上海。前后3个多月,行程全赖王志莘鞍前马后照应,黄炎培对于王志莘很是赏识。同年,王志莘考入上海商科大学。于是,边在中华职教社工作,边在上海商科大学求学。

    1923年,王志莘经黄炎培推荐,在菲律宾华侨李昭北资助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银行学,仅两年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25年,他离开美国,在归国途中特意绕道欧洲各国详细考察银行业务。由于他有钱庄学徒的经验,又刻苦求学,博览群书,使他对中国的国情和欧美先进的银行管理有客观的认识,为他往后开创一番金融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打下坚实的基础。

    回国后,他在母校上海商科大学任教,并在中华职业学校任教。1925年8、9月间,中华职教社创办《生活》周刊。《生活》周刊原计划名为《生活之路》,为便于称呼改定为《生活》。据《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记,《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编是王志莘,1926年10月才改由邹韬奋主编。刊物宗旨为:以有趣味(雅俗共赏的事实)、有价值(必须使人看了在道德修养上得到多少的灵感)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促社会改进。当时办刊方针为: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目的,要做成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该刊物在内容上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小言论”专栏,每篇仅数百字,但必在编排形式上注意新颖,配以相片、插图,引人注目。

    学以致用,改组振兴新华银行

    离开《生活》周刊的原因是王志莘进入薛仙舟主持的工商银行,任储蓄部主任。时间是1926年。期间,他提倡用合作贷款调剂工商资金,被称为平民银行。1927年8月他在《生活》周刊撰文:“虽说谈储蓄不易,但万无因噎废食之理,若说中国人穷,生产力弱正应当提倡储蓄,集合资本提高生产力,若说中国没有许多相当的储蓄机关,正应当提倡储蓄,鼓励储蓄机关的增加与改进”。在工商银行不到两年,1928年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赵棣华筹办江苏省农民银行,聘请过探先为总经理,王志莘为副经理。不久过探先去世,他继任总经理,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江苏省农村合作社数目之多居全国第一。几年之间,王志莘业务娴熟,业绩显著,在银行界逐渐崭露头角。

    1931年,新华商业储蓄银行改组,王志莘成了重要人选。该银行成立于1914年10月,是我国最早的储蓄银行之一,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拨款设立。初期经营还算顺利,历届年终决算均有较多的盈余,实收股本从开始的15万元增加到1925年的200万元。但从此后,因军阀混乱的政治因素和经营不善的经济因素,致使放款大量呆滞,内部又多次发生窃款卷逃事件。一些营业人员深恐日后受到牵累,纷纷通知有关客户来行提存,银行信用因而发生了动摇,生存艰难。面对这种局面,总经理方仁元请示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增资维持,并进行彻底改组。这两家银行经过详细核准资产负债情况,见还有救,即于1931年正式宣告改组。行名改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仍简称新华银行)。总行由北京行迁至上海,王志莘被正式聘为总经理,主持整治该行。

    王志莘通过《改组宣言》向社会昭告了新华银行的服务宗旨:运用银行的资本和信用,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投资和放款以发展生产,造福于社会。实质是采用欧美银行的办法,运用银行的资本信用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投资和放款。确定了大政方针后,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王志莘着手组建管理核心。他引荐曾在美国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孙瑞璜为副总经理,聘请贺友梅、陈鸣一、周仰汶、徐振东、项吉士、王瑞琳、严景耀、徐维荣等人担任银行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欧美,有些曾任大学教授。他们有现代管理的新知识,有开明的思想意识,较少官僚作风和市侩习气。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说新华银行的领导人有学者风度。改组后的新华银行上层人士多数能廉洁奉公,同心协力,保证了银行事业的发展。王志莘还重视行员队伍的建设和良好的行风建树。坚持以贤、才为录用行员的要则,要求尽可能录用大、中学校毕业生,并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查。此外,注重职工福利待遇,每年加工资。设立互助金、养老金、残废给养金、抚恤金等,解决职工各类困难。赠给职员“同人股”使员工利益与银行同存。在王志莘的运筹下,新华银行着实显出了“以新精神赓续旧生命”的良好开端。

    在经营方面,王志莘更是务实地运用其学到的欧美近现代银行业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真正使新华银行起死回生。他主持开设多种储蓄以集聚零星资金,以优厚利息举办纪念储金,规定期限一年,月息一分,赠送“不倒翁”扑满作为纪念品;并利用报章杂志和橱窗布置大张旗鼓地宣传储蓄。这些对于重振银行业务颇见成效。根据国民日常经济生活的需要,新华银行开展各类储蓄业务,有活期的生活储金、零存整取储金、整存整取储金、整存零取储金、存本取息储金、定活两便储金、每月存多少不限的俭约储金、子女教育储金、寓保险于储蓄的人寿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在存款的处理手续上力求简便,最大限度地挖掘资金资源。储蓄业务由此兴旺。

    由于王志莘实施明确的办行方针,务实的经营措施,开放的人事管理,使新华银行改组当年就扭亏为盈。到抗战前夕,存款总额比改组前增加近7倍;各项放款比改组前增加了两倍;各项投资也达到1165万元。日见殷实的资力和日臻完善的管理措施,使该行在社会上的信誉、银行界的地位日益提高。被誉为 “南四行”之一,是上海银行业公会200多个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10家大银行之一。

    资助爱国进步活动,当选民建上海分会常委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次年,王志莘率先在“文化界抗日救国宣言”上公开签名,推动了上海工商界的救亡声援运动。

    抗战爆发后,他经香港转辗到大后方重庆,设立新华银行总管理处,管理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分行业务。同时在上海保留总行,由副总经理孙瑞璜主持,管理沦陷区的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广州、厦门等地分行业务。王志莘一面继续主持新华银行以发展业务,一面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活动。曾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联合票据承兑所和联合征信所的主任委员和总经理等职,追随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呼吁团结抗日。不久,他感受到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和内部分裂的状况,愤然辞去参政员的职务。

    他通过银行业务,从经济上支持各种爱国进步活动,如随时资助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书店出版进步书刊,受到国民党迫害,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新华银行一次贷放10万元巨款,帮助该店渡过了难关。国民党特务胡说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搜查该店,后又查封该店。王志莘由此受到特务注意。1943年,他欲赴昆明,在重庆机场被阻,不许离开重庆。

    抗战胜利后,新华银行位于重庆总管理处撤销,其业务仍由上海总行领导,并增设香港、长沙、苏州、无锡等分行。广州、汉口两分行也先后复业。此外,与世界各地大城市通汇,业务进一步发展。1946年王志莘参与筹组上海证券交易所,被推为常务理事兼首任总经理。当时王志莘想把其改造成为新的投资市场,结果却事与愿违,乃主动脱离证券交易所。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胁迫各界知名人士去香港或台湾。王志莘不为所动,并同孙瑞璜电令各地分行经理坚守岗位,对存户绝对负责。他本人带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这样,新华银行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人去台湾或香港的。

    上海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民主建国会的早期资料里,王志莘也有活动的记录。尤其是上海地方组织。1950年2月至1953年3月新的扩大临工会阶段,王志莘是委员。1953年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王志莘当选为常务委员。1955年,王志莘不幸患了胃癌,但他仍达观地表示“愿以有生之日,尽可能为国家效力”,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并参与人大代表视察工作,以投身于工作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957年2月2日,王志莘医治无效去逝,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