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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民主革命的过程(节录)
2008-3-13 12:53:16来源:上海农工网 作者:连瑞琦

  联络杨虎城反蒋

  1930年,我在杨虎城的部队任职,以17路军军医处处长兼任陕西省机器局(兵工厂)局长。10月间,杨虎城派我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第一次我们见面是黄琪翔家里,由黄请客,在座的有郑庠(思城,前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陕西人)。邓与我见面时,我首先同他开玩笑,听说你在德国有个漂亮的女朋友。他说:“我是人,我就需要。”其次我把当时代表他同奉军杨宇霆等联络反蒋的经过情况,向他汇报。他说:“张汉卿没出息,将来他要上蒋介石的当。至于杨、常等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想做好事,断送了老命;他们之所以至死,你我都要负相当责任。”他还批评我“胆大而不心细。”

  邓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谈。我在他家里,向他汇报杨虎城在东京的反蒋计划,以及打算暂时利用南京伪中央,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认为这样一来接近苏联,二来在家乡容易发动群众,可依靠群众。现在杨在西北已有五万多武装力量,准备训练十万精兵,就在西北独立,公开与共产党联合,实行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表面上是服从南京伪中央,但骨子里是另有一套反蒋计划。邓得悉了这些情况以后说:“杨虎城的计划,我基本上同意。”并问我杨在目前需要些什么?我答:“需要大批干部。”他问要什么样的干部?我答:“杨的意思,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他问我要多少?我答:“杨说多多益善。”他接着说:“杨虎城很进步,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同杨要在政治上合作,希望你把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传达给杨,争取杨参加这个组织。”邓又问我;“西北政权,实际上是谁在领导。”我答;“是杨虎城领导,共产党参加意见。”邓说;“那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党做杨的参谋。”我问:“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邓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平民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我问:“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谁来领导土地改革?他说:“由农业改造训练班,并以自行耕作的农民子弟为骨干”(当时邓没有提及以贫雇农为主,但杨虎城时常对我说,穷人拿到刀把子,才能为穷人报仇,应以穷人为主,靠的就是贫雇农)。我问:“武汉政府时期,你拥护国共合作,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他说:“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来谈判合作,他们不理我;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他还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统一战线是不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问:“毛主张土改应以贫雇农为主,你同意吗?”他说:“这问题不大。”我问:“我们的武装部队碰到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怎么办?”他说:“杨虎城的办法很好,让路。万一冲突,决不伤人。”我问:“行动委员会里有共产党员吗?”他说:“有了政权,而且这政权是反帝反封建的,它一定会帮助。”

  这时邓演达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这个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我就代表杨虎城帮助了两千元。邓问杨同意吗?我说杨会同意的。他说:“革命同志间对金钱来往,要特别清楚;有时因为手续不清楚,会影响革命。”我把这笔钱的来源告诉他,因为陕西机器局时常在沪购买材料,有百分之五的回扣,大概每年有三万多元;杨虎城把这笔钱叫做革命基金,他指定专门为革命用途;凡是帮助革命的组织或个人,都从这笔钱中开支。邓说:“那你要事先得到杨的同意,才能动用。”我说:“杨已给了我这个权。因为他对我说过,邓先生如果在经济方面有困难,你可酌量帮助,在革命基金项中开支。”以后杨时常帮助这个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机器局的革命基金内开支。邓给杨虎城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如周士第、王人旋、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里有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也有的是脱离党而未受过处分的共产党员。

  我回到西安,把同邓演达联络经过,向杨汇报后,杨很高兴。他说:“我们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会垮台。邓是蒋的心腹之患,他能拉拢蒋介石的主力军,如18军,19路军等等,都有可能。邓演达不但在黄埔、保定系统中有威信,就连我这个杂牌军人,对他也有信仰,我们以后要同邓合作。”因此,邓要求在西安建立组织,杨也同意。不过有个条件,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本人未能参加,但能一致行动。至于我,杨不同意做西安负责人,因为我工作太忙,而且亦太招摇。以后这个组织在西安发展到360人,军政人员占多数,负责人是周士第(现在北京担任防空司令),邓演达死后,就停止活动。

  从此以后,杨对反蒋的军事准备工作,特别加强。西北和西南方面军事代表的来往,都由我担任接待。杨为便利军事上联络,加强修建公路,设省公路局,由我介绍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并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开设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都是为了各方面军事代表往来之便利。当时西安到新疆往返一次,原来要两个月,航空只需两天。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长,由王若僖局长兼任。邓演达为了在西安发动反蒋,于1931年秋,派邓宝珊代表他来西安,协助杨虎成军事行动。

  邓演达被帝国主义特务在上海英租界逮捕引渡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对杨虎城17路军驻在西北重镇,特别不放心,但又无力进攻西北,故用种种破坏与限制。

  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后,杨虎城对我说:“邓的性命,凶多吉少,推翻蒋介石政权的责任,只好放在共产党肩膀上。”因此把我软禁,并把南汉宸调离西安,一心一意保存军队实力。

  我被杨虎城软禁的经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邓演达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上海同志来电说;“家长在医院,决定用手术开刀。请急速来沪签字。”我当时同邓宝珊商量,认为这是要我去营救邓演达,他同意我速去。这时杨在临潼华清池养病(杨有重要事,就借名养病),我在西安向参谋长王一山辞行后,即赴临潼向杨汇报。但王一山已将我的情形,用电话向杨报告,杨即派卫士一排,在距离西安29里的灞桥,将我挡回,软禁在绥靖公署手枪营。第二天南汉宸来看我,他说:“杨没有叛变,请你放心,就是不让你去南京,因为蒋介石来电要你,杨不肯,你去南京,不是正中蒋介石之计?”邓宝珊亲自去问杨:“为什么把连仲玉押起来?”杨说:“这是爱护朋友。”邓说“爱朋友也不能这样。”杨笑而不答。在我被软禁前,杨约我去游公园。对我说:“请你休息一个时期,机器局长由我暂时兼任。免得蒋介石找我们的麻烦。”但我兼任的17路军医处长及陆军医院院长等职,仍然未动。杨软禁我的意图实际是因为蒋介石来电要我这个人,杨已答复:“查无此人”,若我去南京,正中蒋介石之计;其次是为了保守17路军的机密。我被软禁一年四个月后,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已进入陕西,到达距西安30里地的荫家卫,杨才恢复了我的自由。并请我到他家里去,当时他在门口等我,问我;“为什么来的这样迟?”我问他病好了吗?他说:“没有好,好了我就把你杀了。”我说:“你把我杀了,才算是个英雄。”两个人握手一笑,进门密谈。

  1932年春,我离开西安,到南京、上海等处活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我代表杨虎城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联络,住在福州黄琪翔家里(黄是参谋团副主任代主任),与李任潮主席接洽。当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命杨虎城为西北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孙殿英为副委员长,我为党(生产党)、政、军事特派员,协同杨虎城等组织西北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凡是西北将领派代表来福建接洽者,均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职(如总指挥、军长等),所有委任状,都是用白绸子,上面盖好人民革命政府印,由军委会委员长、特派员共同签发。这些委任状,由罗任一(农工党中央委员)介绍一位日本人中村农夫,由福建带往上海;因为中国人在上海登岸,蒋介石的特务查的非常严,日本人他们不敢查。我在福州住了两个星期,临行时,战争非常激烈。李任潮主席叫我到达上海后,要发动群众暴动,这是对我们的战事有利。由我提出任命徐朗西为上海警备司令(委任状由我送去)。至于任命杨虎城的委任状和给他的信。由冯润章直送西安。但我到达上海时,福建的战事已处于不利情况。因为在1933年年底到1934年初,蒋介石动员了大批军队,大规模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联合围攻下,终于失败了。

  

  参加解放战争

  1946年夏,蒋介石已决定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陈诚、陈立夫、谷正钢、张励生一行来武汉发动全面内战,陈诚召开六战区长官部及湖北省政府各厅负责人会议,我因兼武汉野战兵工厂厂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首先由陈诚传达蒋介石内战计划,把共产党大骂一通。

  会后我劝陈诚悬崖勒马,内战万万打不得。他问我什么理由。……他最后说:“蒋委员长要打,我不能不服从他的命令。”我从此知道内战不能免,就辞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1946年秋来上海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

  初到上海直接与马思南路中共办事处联络。有一次我和章伯钧、严信民到中共办事处看周总理,他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负责把陕西赵寿山和甘肃杨子恒两个人,送到解放区,将来由赵负责协助解决陕西军事,杨负责协助解决甘肃军事。当时赵由武威赴迪化参观。我函托迪化市长屈武探听赵的行踪。接屈回信说,赵要去西安。我写信给西安华西制药厂经理李子舟,问赵到西安的行踪,李写信说,赵不久来南京。我就赶到南京接赵,遇到王炳南告诉我,赵来时通知他,我把赵由飞机场接到南京安乐酒家,即将周总理的意见告诉赵,他问我孙蔚如(赵的上司)的意见如何?这时我尚未将此事告诉孙,我有一次试探孙的意见,他也同意赵赴解放区,但他主张赵先到外国再去解放区比较妥当,在国内去太冒险,我将此意告诉赵,并将赵交王炳南联系,以后赵到上海与董老联系后,先到北京,然后经天津由救济院刘院长(党的联络站)送解放区。一面由我催办赵的出国护照以作掩护,赵的通信处就是我家里。

  至于杨子恒去解放区的问题,我与王炳南在上海我家里(延庆路132号)密商妥当,设法送杨到解放区,等他的电话,在中共南京办事处人员撤退的前一日,我接王炳南由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杨去北京的飞机票也买好了,请他今夜来京,并请他去马思南路看看。”我即将这个电话通知杨。并陪他去马思南路。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将中共办事处包围,不许人进出,我这时主张杨即去南京找王,而杨强调这样未准备好,那样未准备好,又说他有尾巴(特务跟他),我急得说:“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怎样能干革命。”杨结果未去南京,第二天看见报纸登出中共驻京办事处全部撤回延安,杨才认识错过了机会。

  董老来上海,我陪他去看徐朗西,请他照料董老,徐马上关照他的徒子徒孙说要好好保护董老,否则打断儿的狗腿。

  中共办事处撤了以后,原来同我联系的人,如刘少文,乔冠华等都撤到延安去了,继续同我联系的人,是安娜王(王炳南的夫人)、吴克坚、潘念之、何以端、徐大可等。

  严信民(农工中央委员)由石家庄来传达周总理对我们的指示,要我负责上海、南京等处作护厂的工商界的地下工作,因为我当时担任上海中华酸碱厂总经理。周总理并派来吴先生与我联系,1947年农工党在上海改组,选我为中央监察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以后设华东局,我被选为农工党华东局主任委员兼工商部长,因此做工商界地下工作较为便利,在上海成立工商小组,由我和胡振家(中共地下党员),胡淼年、万云(他们二人为农工成员)四人组成。调查工商界官僚资本,如银行公会秘书长孙叔仁,将全部银行钱庄登记表册交吴克坚(我陪吴去孙家里),由吴倩孙先生妥为保存。又如伪电讯修造厂总厂长张启华,我们留他不要去台湾,并保护厂完整,该厂机器已装箱,但始终未运去,因为厂长和技术人员、工人都不愿去台湾。我们还组织工商座谈会、宣传解放区工商政策。参加座谈的有陈巳生、李世璋、孙祥杰、王雪莹、周季清、储一石等。每周座谈一次,除宣传解放区政策外并联络工商界进步分子。

  解放前我家里是一个联络站,有五种渠道同共产党地下联络:第一是吴克坚和我直接联系,以后何以端,潘念之,徐大可等,每星期总有几次,同时还有九个地方碰头,如重庆南路幸福坊雷升云家里(他是陕西一个大资本家),南昌路56号伍启惠家里(上海照相机厂车间主任)、淮海路刘剑涛家里(法国留学生,陕西上海某水烟号董事长)等地点;第二是苏联朋友也常来我家联系,有时彼此碰头,在楼上楼下会谈;第三是我的妻弟胡松奇(共产党员)和我的儿子(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也在我家做青年工作(中学生);第四是王黎华(同济大学学生)把该校学生会的宣传品有时也寄存我家,有一天傍晚一个特务跟踪王黎华,她提一个装着宣传品的包裹,急匆匆进入我家,说后面有尾巴,要求把这个包裹赶快收藏好。接着一个特务进来了,她装做护士在收拾医疗器械,对特务说:你来接病人吗?她已回去了。这个特务转身就追,王告诉我们赶快把学生会的宣传品埋藏起来,她也跑了。还有一次吴克坚来我家发现我门口有放哨的,才知道胡松奇同十多个党团员在我家楼上开会,吴说,这样不行,对我们工作不利,他马上要胡离开上海去解放区,因我家是一个要紧的联络站,绝对不能出乱子。从此以后我家来往的只留下苏联朋友和吴克坚一个系统,国民党反动派怕洋人,什么洋人他们不管,谁家时常有洋人进去,它就怕这家人,还有乘汽车的人来往,他们就不敢惹。我家里有这些条件,这些都对地下工作有掩护的作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徐朗西(洪帮头子)和杨虎(青帮头子)时常来我家与吴克坚碰面交换情报,因为特务与帮会流氓勾结在一起,他们常来,那些流氓和特务也不敢惹。徐朗西在上海流氓中比较好些,所以他是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列席代表,(本来党决定徐代表上海帮会为政协代表,以后形势变了改列席。)由我送他去香港转北京;第五是刘仁寿同我联系,他是由香港中共介绍来的,我同杨虎、祝世康、李建华等组织的民主同志会的章程草案就是刘仁寿在我家看后同意的,我是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总负责人本想请宋庆龄,她不肯担任。以这个会名义起义的在杭州有曾伟谰,在四川起义的有周绍轩、范绍增,将要解放时我问吴克坚对这个会的意见,他说,其中分子太复杂不要搞了,在解放后解散了。

  中华酸碱厂我担任总经理时,也是一个掩护地下工作的机关,如赵寿山的女婿杨博(共产党员)任技术员,耿坚白任秘书(解放后任银师范学院副院长),郭则沉任总务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以及由郑太朴联系的青年学生等。我又筹办新兴实业公司,我任董事长,聘李昆(吴克坚,中共地下党员)为财务部副主任,胡静山(振家,中共地下党员)为厂务部副主任以作掩护。

  策反邓宝珊起义,当时邓驻陕西榆林,接近陕北解放区,吴克坚交我策反邓的任务。我去南京,和邓同住南京招待所,与他谈了两天关于榆林起义及请邓说服傅作义起义,邓都答应,又派耿坚白去南京向邓传达吴克坚的意见。邓的主力军是左协中军长(左是陕西人),左来上海参观,我陪他参观吴淞炮台,看炮身已生锈不能使用,左军长看了很生气,他说,这样重要的国防要地的炮台失去了作用,如何能保护国家,我说,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德政,共产党决不会这样。他问我以后怎么办?我告诉他一切听邓宝珊总司令的话,本来左与邓还不完全一致,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幻想,这次左来上海参观,我陪他玩了几天,把国民党必败和共产党的必胜谈了许多,左军长对蒋介石失望了。

  策反马师恭(子静)的经过,马是陕西人,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离,担任过国民党88军长,驻在长江南岸芜湖一带,防守长江南岸。我同郭则沉研究策反他起义,欢迎解放军过江,因为我们都是同乡,而且是朋友,我们派张性初去向马说明起义,马军长同意了,我们就将关系交何以端及吴克坚联系。

  策反吴化文在济南起义经过,吴化文在中共南京办事处未撤以前,同周总理见过面,冯玉祥也指示吴的方向,起义就是弃暗投明,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在1948年夏同郭则沉等研究,如何策反吴化文。这时南京财政部派郝宇新为山东济南税务处长,我们商量请郝持王一民(吴化文的副军长兼南京办事处处长)及杨虎函去说服吴化文。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内地的大小军阀大半都与上海流氓头子有关系,不是师徒关系,就是结拜弟兄,或者是金钱来往(贩卖鸦片烟或经手贩卖军火等等)。吴化文与杨虎是军阀与流氓头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请杨写信由郝宇新带去。1948年7月间,由我在上海国际饭店请杨虎、王一民、王寄一、郭则沉、郝宇新等吃饭,使他们会面。王一民曾去过济南两次(7月和9月),同吴化文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谈话,吴同意了。王到南京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托人送来一张条子,只说事已办妥,意思是吴同意起义,我将这条子交吴克坚,由他电陈司令员。过了几天吴化文在济南起义。但王一民同志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在南京集中营,国民党反动派失败逃出南京时,特务给王一民打了针致命毒针,幸王发现早,花了300元逃出集中营请医生医治,保住了生命,但毒气至今还未发散,有时发作。

  蒋介石王朝崩溃时候,蒋匪就将陕西一批主力部队调到南京和上海,如伪52军军长刘玉章、伪南京卫戌总司令张耀明,都是陕西人,这时吴克坚同我商量活捉蒋介石。以刘玉章和张耀明等的军队作基础,请于右任领头发动一次政变,活捉蒋介石。我在上海丽都花园向于右任说明了这个企图,当时于考虑了很久说,恐怕他们不服从我的指挥,我说,只要于先生领导干,他们会服从的,但于再三考虑不同意,他还说你要送我的老命。当时我们留于不要去台湾,他说,我已不自由了,我说,只要于先生愿意留下来,我们想办法,他说,你们有什么办法?他以后就是不开口,只是摇摇头,摸摸胡子,吸吸烟。我最后说,你现在舍不得这个肮脏的监察院,将来在历史上要遗朽万年,他说,那我有什么办法,他还再三嘱咐我要小心,风声这样紧,你不怕毛森捉你吗?我笑着说,怕捉就不对你谈这些话。

  田叔君是上海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周力行的岳母,周力行托她供给我们的情报相当的多。例如蒋匪亲自在上海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1949年5月23日晚在上海总撤退。这次会议周力行参加的,他会后即将这次会议内容告诉田叔君。我在23日晨八时电话与田联系,田叫我速去她家,有要事,我即去田家,听田汇报后,九时我同吴克坚、徐大可等约好在重庆南路(吕班路)幸福坊累升云的家碰面。徐大可先来,我就将蒋匪决定23日晚总撤退的情报向徐汇报,他就用雷家电话向领导上分别汇报。我出门后又碰见吴克坚,我俩就在马路上交换情报,他说,陈司令员已来电,同意周力行代理上海警备司令,要我去通知田叔君转告周留下来。我又去田家,她用电话问周家,据答周已飞往台湾去了。人民解放军即于5月24日晚进入上海。

  196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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