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左翼’把现实高度概括成中国模式而忽视底层所承受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代价，也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把中国传统完全否定而倚赖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式，也不同意回到古..
唐小兵新书《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出版
“当年的知识分子大多留洋归来，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是截然区隔的，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公共写作的有效性和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和当下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何其相似。”
——唐小兵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我不同意‘左翼’把现实高度概括成中国模式而忽视底层所承受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代价，也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把中国传统完全否定而倚赖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式，也不同意回到古典政治时代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年轻的历史学家、华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宣布。这个激情澎湃的夜晚，他一共用没电了两个话筒，在后来断断续续传出的声音里，我们依稀看清了这个站在十字街头的知识分子试图做出的选择。
前天晚上，唐小兵带着他的新书《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在华师大闵行校区的季风书园办了一场讲座，这是一场没有出版社参加的讲座，台下坐的几乎清一色是华师大的学生。这或许契合了这本书的气质，它对消费主义至上、日趋平庸化和狭隘化的当下现实抱有一丝哀婉和感伤的情绪，它带着浓厚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它为那些从象牙塔走出而来到十字街头的学生、未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处理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
知识分子的多重困境
“知识分子的角色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便日益黯淡，在20世纪一系列革命和运动中迅速边缘化，如今已经沦落为服从型的理论工作者而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唐小兵在书中写道。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但也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在精神上不断矮化自己，或退守到专业主义至上的学术城堡之中，或沦为消费主义和信息时代下面向公众表演的小丑。当“公知”一词成为贬义词，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日趋瓦解，知识分子在行政体制的柔性控制下也逐渐失去了道德正当性，他们如同身处一个“鬼魅游荡”的十字街头，被迫在焦虑中做出类似左中右的选择。
在唐小兵看来，当下掀起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民国知识分子重建其作为社会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设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社会的奋斗历程，都让今天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切的理解与认可。”而作为民国知识分子和舆论研究的专家，他也试图接续当年“启蒙运动”的精神，从历史中获取应对当下现实的智慧、经验和教训。
“民国那批令人欣羡的大师面临着与当下知识分子相似的困境，胡适的民主思想和自由观念被认为缺乏与现实中国政治对接的可能性，他们这批知识分子过于重视对精英的启蒙而忽略了底层的诉求；当年的知识分子大多留洋归来，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是截然区隔的，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公共写作的有效性和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和当下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何其相似。”唐小兵说。当年的知识分子处理公共言说的方式在当下更具启示性，“他们是通过梳理的、讲证据的方式，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动不动就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更不会意气用事。”也因此，唐小兵在书中还呈现了一些民国知识分子的个案，以提供一份20世纪历史的谱系和脉络，“我倾向于通过历史性的叙述来对当下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考，而非简单的就事论事。”
低调的理想主义
唐小兵被他的同事、华师大哲学系教师蔡剑锋评价为“立场很暧昧”，而他自己更愿意将此理解为知识分子所应当具有的开放和审慎的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仅仅是一种思想资源，在复杂的形势下，知识分子应当更开放地面对各种资源、更审慎地在各种冲突对立的资源中间寻找平衡点。“阿伦特提出做一个人文主义者，就是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视角中解放出来，在更广阔的文化意识里寻找友伴。他面向过去和未来，同时不回避现实，也不把现实简单地符号化和片面理解。”
在唐小兵看来，知识分子需要警惕的是高调的理想主义，“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在一个主义的时代，不是说不要理想主义，而是没有蓝图和乌托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困境。知识分子不愿意妥协和退让的总体主义态度往往会导致灾难。相反，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摆脱知识上和道德上的虚幻和傲慢，用更开放的态度来介入政治实践，比如制度设计、乡村建设，一点一滴地来推动社会，这种低调的理想主义态度是我所推崇的。”
唐小兵出生在湖南农村，从十年前一个外省知识青年到如今沪上活跃的高校教师，这段人生经验为这本书增添了更多底层视角。书中处理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与底层问题的思考，同时，唐小兵也希望这本书能为与他经历相似的外省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在我和学生的接触中，底层是一个现实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很多学生从外地来到上海，消费主义至上的主流价值观对缺乏更多思想资源的年轻人来说，其压迫感不亚于经济上的压力，我希望每个人要有勇气把自己生活的经验呈现出来，让他们知道人生有不同想象的可能性。”
节选
以人文主义消解市侩主义
唐小兵
这就是阿伦特所觉察到的20世纪以来的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一个消费社会的崛起生成了一个庞大的有教养的市侩主义者群体，这个群体以文化的名义玩弄、曲解和损害文化，特立独行的卓异品质成为一种可以包装的文化标签，标新立异的作品可能隐含了最深的利益动机，最玩世不恭地对待文化以显示反叛个性的人，很可能是最会计算文化价码的个人，虚伪和势利成为这群人的典型人格特征，而严肃和真诚也是这群人难得一见的精神品质。尤其当这样一个群体与政治力量合谋来操控社会领域的文化运作时，几乎所有的异质、卓越而多元的文化形式，都会以文化正确（或限制娱乐的形式）来统摄文化的形式被边缘化甚至消失。这时，文化内涵的创造性的本质就会遭到极大的困扰甚至毁灭。阿伦特进一步沿用希腊人对市侩主义的警惕来论证其对当代文化危机的批评：“因为它（市侩主义）不仅要以制造活动中适用的功利性标准来评价行动，要求行动有一个预先规定的目的并允许行动攫取任何可能推进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它会导致物之为物的贬值。虽然所有物品都是在这种心态下产生出来的，但任由此一心态泛滥，就会让物品任由功利标准来评判，从而失去了它们的内在独立价值，最终被贬低为纯粹的手段。”一旦人类陷溺在这种目的-手段的恶性循环之中，它的自我就会变态地膨胀，它的心态也会越来越焦躁。表面上看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和生活实践的勇气，但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消费能力”而已，它已不再是照料这个世界，而是毁灭这个世界。
在这种文化的危机时刻，阿伦特认为应该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立场，以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面对世界与自我。所谓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可以超出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对立，正如我们可以自由地超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和追求的专业一样。我们可以超出各种各样的专门化和市侩主义，达到自由运用趣味的程度。因此，按照阿伦特的这些论述，人文主义者首先要有一种对待世界之物的审美的超功利的态度，也应该有一种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视角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从整体上观照这个我们栖身其间而变动不居的世界，人应该成为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者。
（注：本文节选自《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