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的学生、作家陈丹燕(右)在座谈会上向老师献上百合花 

    自由散淡如钱谷融先生，说“场面话”也不拘一格。在12月19日上海市作协举行的“《钱谷融文集》出版座谈会”上，面对与会者众星捧月般的夸赞，95岁高龄的钱谷融淡然道：“大家都讲我不无能、懒惰，都以为知道我。其实你们都不知道的，你们讲的都是不对的。”

　　与其说是不领情，不如讲是钱谷融自由惯了，不喜欢条条框框的“限制”。他自言一生没做过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和“无能”，是他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词。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无能”大致因为他天性淡泊，不愿与人争胜；“懒惰”则是自认“无能”之后的选择，“因为无能，所以还是懒散些好，得过且过，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对钱谷融的这句口头禅做了“考证”。他说，现在有文字可查最早的出处是钱老发表于1998年5月4日的一篇文章，“他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第一次说自己‘无能与懒惰’，然后到了1999年6月1日，在一个对话录序里，第一句就说‘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陈子善说，这当然是自谦之词，因为在半年之后，“钱先生就写了一篇关于王元化先生的文章”。

　　实际上，作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钱谷融成就斐然：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曾经引起广泛的论争，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如今都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等，都是文学学科的基础文献和必读书目……

　　今年恰逢钱先生九五华诞,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包括文论卷、散文译文卷、对话卷、书信卷在内的四卷本　《钱谷融文集》。文集收录了他有关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涵盖了其“文学是人学”观点的阐述，及对鲁迅小说、曹禺《雷雨》的研究；辑取了有关文学、人生的感悟随笔，与友人、学生的谈话，并收存了四百多封信札，富于思想艺术性和史料价值。

　　老一辈学人中，钱谷融的四卷本文集可能是最少的。他的好友徐中玉先生的文集有六卷，同为中文系的老教授王智量的文集有十四卷。在作家赵丽宏看来，钱老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文集规模最小，但含金量都很高。”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自嘲道，即使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些同道中人的产量，都已经超过了钱老，这是很惭愧的事情，“眼下很多人太有所为，也因此很多地方就不能够做到从心所欲。钱谷融先生虽然所写不多，但真正做到了自由自在”。

　　当然钱谷融的“文集”之所以能“以少胜多”，重点在于其原创性。评论家毛时安表示，高尔基并没有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话，钱先生只是相信了这样的误传，所以做了“引用”，“实际上，这句话就是钱先生说的，是他的专利”。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伯海也表示，“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有一定的原创性。“‘以人为本’的观念，我们古人讲过，亦即‘人文’；西方近现代也讲，但他们讲的是个性意义上的人。而钱先生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自己的文学活动中去。他的‘文学是人学’理念中的‘人’，既是活生生的个人，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同时，他也不只是说文学作品要写人，主要是文学要从人出发，以人为表现对象，以人为价值评价标志。这些思想都有相当的原创性。有些人以为这个理念过时了。我说不过时。因为谈文学主体性也好，谈消费主义也好，说到底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文学是人学’的理念。”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特别钦佩钱先生的文字表达，在他看来，钱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温和平实，没有剑拔弩张的火药气，在娓娓道来中谈清楚了很多问题，仔细体会，还能感觉到他的文字里有一种诗意。“看现在的报纸、网络，语言表达更新之快让人咋舌。有些人甚至不惜以背叛的方式来‘丰富’中文，但所有的背叛、挑战、创新，都有一个前提：作为‘反叛’的对象的中文，它本身有着很稳定、深厚的风貌。如果没有这风貌在的话，所谓‘反叛’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因为很多所谓‘极致’的表达，失落了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中文的内在的魂。而钱先生的文字，有这样的魂。他的文字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这正是我们今天读他的文章要特别加以珍视的。”

　　谈到钱谷融注重文字表述，圈内人都知道，考他的研究生都要考作文，而且他把写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华东师大教授杨扬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强调，钱谷融对中文表达能力的重视，与他对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情操的看重是分不开的，“一般人仅仅是将写作视为文字表述能力，在钱先生眼里，可能还体现为人的思想能力和情感力度”。

　　而这最终要落实到为人上。作家李伦新坦言，自己跟钱先生学了两门功课，一门是文学，第二是做人，“有次我到钱先生家里去，看到地上堆了很多东西。他请了一个古董商，他的孩子问多少钱？古董商说一万块钱，钱先生也不讨价还价，就说统统拿走。”钱谷融丰富的藏书曾让许多人羡慕不已，但趁着几年前的那次装修，他散掉了绝大部分的藏书，当时他叫了很多朋友、学生来家里任意选书。此后家里除了留了些工具书和他常翻的《世说新语》，其余几乎都是外文书了。钱谷融说，藏书到了好友、学生手里是最好的归宿，所以“不心疼，身外之物，无所谓的”。

　　与钱谷融之散淡同样可贵的，还在于他的坚持和执着。《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于1957年发表后，很快就被归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到批判。这让他很是委屈，以致几次胃出血；他也诚恳地自我检讨，但关于文学观念，他却不肯认错和修改。1959年，偶然看到以喊口号方式排演的话剧《雷雨》，已在批斗漩涡中的他求证于曹禺，忍不住又写下《〈雷雨〉人物谈》。“写的时候也知道会受到批判”，他还坚持寄给《文学评论》杂志，迎来的是更大范围、更暴烈的批斗。

　　钱谷融的坚持，源于他遵从心灵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对他来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诗，关乎心灵和情感。他评价最高的现代作家是鲁迅，理由是“鲁迅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小说、散文作品里都有一种诗意”。在他眼里，百年来世界范围内，虽然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日新月异，但因为“更多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用他们的整个心灵写作”，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而不能使人全身心地激动。

　　有感于此，华东师大教授胡晓明感慨，现在大学成了文化生产的机构，却独独没有了文学，没有了文学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对人的情感的关注，对人的心灵的关注，“这是钱老那一辈留给当下的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时安表示，在当下很多人身上，都体现了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但钱老身上没有，他的散淡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而这境界说到底，在于钱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言的“知识分子要有底线，要独立于天地之间，有如陈寅恪所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