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者李辉讲述“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巴金生前使用的物品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这是萧乾1997年亲笔写下的一段话——巴金的文字和精神，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昨天，作为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和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思南读书会邀请巴金研究者、作家李辉讲述“一个人与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写作的影响”。

　　李辉说，巴金“讲真话”的精神影响了一大批同样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和他们的写作，其中萧乾是受巴金影响最深的一位。1980年4月，萧乾在香港媒体上撰文，细述自己与另一位作家之间的恩怨。巴金在当年5、6、9月的三封给萧乾的信中接连提出坦率的批评和劝诫：“要大量些，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请你多想想。”“那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以后希望不要再提……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在9月的信中，巴金对萧乾说：“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因此我希望你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更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巴金信中一席话，简略却有力，这一教诲犹如黄钟大吕撞击萧乾，让他有了摆脱个人恩怨的警觉，进而可以站在更高境界进行历史反思。1986年，萧乾写一组《文革杂忆》文章交由李辉发表，在信中就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

　　1997年，第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李辉行前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再次请他为研讨会题词。已住院多时的萧乾二话没说，当即坐起来，在一张信笺上用铅笔写下本文开头的那段话，“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

　　巴金曾在信中提到“才华超过我若干倍”的曹禺则曾经说过：“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1979年12月25日，巴金写信给曹禺，鼓励他：“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个毛病，怕这怕那，不敢放胆地写，顾虑太多。你应当记住，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不要说，你‘感觉肚子空了’。连我也感觉到心里有扑不灭的火呢！”

　　1981年，曹禺在日记中写道：“巴金使我惭愧，使我明白，活着要说真话……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一两部剧本。”“我应考虑重新成为一个新人……我要成一个一心为真实，为理想，为人民做好事，说真话的人！……我的阳光快尽，烛火将熄，但我还有时间改我的过去种种谬误……我要说我的真心话。”讲真话，正是巴老晚年写作《随想录》时所反复强调的。

　　“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的心愿。他也是这样做的。“巴金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老人群体，永远值得我们感怀。因有他们，历史才有分量，文化才有丰富性。今天的文化的构成与行走，才有历史的沿袭与传承。”李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