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水平

    从最早发表　《甩鞭》、《地气》到《喊山》、《浮生》　等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　《裸地》，山西女作家葛水平始终在写土地，粗粝的痛感在她的作品中呼之欲出，这也使许多人将她视为“山药蛋派”作家的传承者。

　　2011年10月起，葛水平沿着山西省内第二大河——沁河顺流而下，走访和调研沿河两岸行将消失的村庄和传统文化，并将一路见闻与感受以人文散文的形式推出并集结成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葛水平将自己称为“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我从乡村走出来，我有一双痴迷的眼睛和痴迷的心肠。我不想去追求速度，流星总是转瞬即逝。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感恩养育我的河流，我不想贵远贱近，我爱这条河流。”

　　记者：在作品中，您曾说，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农村，那一辈子乡村都会给人以饱满的形象。怎样的乡村形象，在您看来才是饱满和富有意蕴的？您是如何理解乡村文明的生命根基的？

　　葛水平：我常常在黄昏降临时看世界暗下来，在某个瞬间，涌动的人流猝然凝固，黄昏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我能听见那些老旧的家具在黄昏的天光下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一切变化总是悄悄的。就像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黄昏能够安静下来的日子总是乡村。乡村过日子饱满的元素其实有四种：河，家畜，人家和天空。如果没有水，万物是没有生气的，而人家则是麦熟茧老李杏黄，布及日常，可乐终身。乡村文明不是简单的一座老房子一条老街可以代表，而是人家清明景和的气象。

　　记者：对于您笔下的乡村来说，维系其结构不仅需要土地的滋养与血缘的融合，村人的信仰也是及其重要的一个部分。信仰在乡村有着深远的传统，而在去往城市的途中，原本的乡村结构分崩离析，其中就包括信仰的丢失，这是否让您感到很痛心？

　　葛水平：这世界大抵有了人，就有了护佑万物的神灵。敬畏神灵的日子里，我始终认为人是幸福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点是让我们丢弃了神。多么辽阔的大地和多么绵长的传统，才能孕育出这般诸多的神，他们如繁星散落在穷乡僻壤，默默地闪烁着性灵之光。贫困和苦难如影相随，神们却报答给敬奉他的人们温暖的未来。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生活中，神让每个屋子里的人都不会独立承担人生苦楚，或自享人生美好。神告诉人祖先的功德是繁衍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人。享福之人是在收获先人清白人生的成果，今生遇着逆境了是为先人曾经在世的恶孽赎罪。一个人的仕途、学业、经商方面的成就，均为祖先的荫庇，为了使先人庇护自己儿孙超越自己，今世人的言行举止不恭不雅不守诚都会叫神看见，都会招来祸福，神说，那就增减他们的寿命吧。春秋早期的随国贤大夫季梁说：“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圣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灵。”当神鬼没有了主人，这个世界又能求得什么样的福气呢？我怀念那些与神为伴的日子，万物皆有佛性，打通生死，打通人与自然的界限。那样的日子里百姓都有神性的快活。

　　记者：在华夏传统文化中，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相生相伴的母亲河，河流与人文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您会怎样来看待这样一种关系？

　　葛水平：大地上，对于人事，糅合汉民族的创世神话，都与河有关系。农业的起源，黄河及黄河支流冲击的山谷平原是最早的农业区。神话的诞生于河流文化密不可分，这些自然形态离人类最近，跟伙伴一样可以供人类交流和役使。说一个民族有容纳百川的气力与胸襟，有赖于人类因为河流诞生出的创世神话。在母亲河孕育下，我们经历了伏羲女娲大禹治水三皇五帝周秦汉唐以后到现在，我们感激母亲河给了我们如此强悍的生命，让我们的激情与想象持续这么久远。上天让我们活在河岸上，珍爱上天的赐予就是珍爱我们的生命。河流与人的关系，最终盘踞不散的只有一个字：“爱”。希望所有人懂得爱比金钱更贵重。

　　记者：某种程度上，《河水带走两岸》　在记录种种行将消逝文化遗产的最后面目的同时，可以说以个人的身份完成了对于母文化的追踪和追忆。面对着无法逆转的时代洪流，这样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一层悲怆的意味。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样的行走究竟意味着什么？

　　葛水平：意味着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有人说我是一个“痴”人，他说对了。我从乡村走出来，我有一双痴迷的眼睛和痴迷的心肠。城市里我很难享用三碗面：情面、人面、场面。我享用得累，也享用不起。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一个人精力的高度，离不开她的原点，我对职业的韧性里藏着对过去时光的眷恋，人的岁数见长，我明白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好与坏，多与少，长与远，大与小，只是一个冬天与春天的季节问题，我不想去追求速度，流星总是转瞬即逝。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感恩养育我的河流，我不想贵远贱近，我爱这条河流。老子说：“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人世间的事一旦由河水带走，带走和带不走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我走，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都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随缘而定的“造化”中，我只想抚慰我背井离乡后一颗寂寞的心。

　　记者：《河水带走两岸》中所提及的大量传统手工艺的流失令人感慨，这也让我想到，随着传统手工艺的消逝，随之而去的似乎也有传统美学中的神秘感，并体现到很多方面。如今，即使回顾过往，那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对天地的敬畏也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科学意义上的确凿和精准，这对写作者而言是否造成了一定影响？您是如何看待的？

　　葛水平：一个话语谈不上“权”的人，是无力控制和调节自己写作走向的，跟着时代走，走哪写哪。我不想虚假地说我坚持或坚守什么写作立场，立场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我写我的小人物，小手艺，小河流，我对科学上的确凿和精准不怎么关心，如同不关心政治一样。我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也决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也并非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我更不是直轨上的车，只是那些好像离我很远。写作的人除了保持文学性的同时还得保持社会性，我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是我。我认为我不受影响的外部条件是因为我懂事前就没有离开过乡村，乡村记忆时不时地在复苏在萌芽，人这一辈子太短，过去的故事写不完，写不完过去的故事我就老死了，对于故事还在，人已老的人影响不大。

　　记者：当下生活中，快节奏的一切将时间从一个缓慢绵长的定义中抽离，与历史沉淀逐渐割裂，而成为一种速度和效率的象征。而在您长期以来的创作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和小说，都充满着对于时间的敬畏：敬重时间所能带来的厚重，又畏惧于时间所能带走的一切。可否请您详细谈谈？
　　葛水平：人是时间选择代替的遗容，一代一代延续着，时间不死。以写作为媒，传达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千差万别，我的人情物理发生在乡村，我看到我的乡民用朴实的话说：“钱都想，但世界上最想的不是钱。”他们过完一生，时间叫走了他们。

　　离开乡村意味着逃离乡村，逃离便意味着再也回不去，同样一个人，谁改变了她的感情？人在时间面前就这样不堪。所以，天下事原本就是时间由之的，大地上裸露的可谓仪态万千，因天象地貌演变而生息衍进的乡村和她的人和事，便有了趣事，有了趣闻。乡村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得益于乡村的人和事，而繁荣，而兴盛。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乡村和城市是多种艺术技法，她可以与城市比喻、联想、对比、夸张，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乡村才能具象地、多视角地、有声有色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乡村的人和事和物，可以纵观历史，因此，对于乡村，我是不敢敷衍的。

　　我在时间流逝中想，是否，只有乡村繁华了，才能在上面栽种稼穑，否则，这社会丰收的是什么？

　　记者：从《甩鞭》，到《喊山》、《裸地》，您在小说中的行文风格是热情和激烈的，但细读之下，文字的子里却是冷静的，甚至可以说带着点谨慎和自省，不禁想问，这种反差来自何处？是在写作中刻意而为，还是无意识的？

　　葛水平：人是一种容易集体性感染的动物，我也不例外。写作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我所写的那些个人事从时间意义上显得很娱乐化，而一旦触及他们人生的本质，便觉得他们是容不得作者用文字去戏弄和亵渎的。更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

　　记者：您曾提到，在写作中时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故事和情节自然地在笔下涌动。对于中短篇小说，这样的气韵足够支撑起作品与相应的篇幅，但若是面对工程繁复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会有另外的思考和构架？至少在《裸地》中，已经看到了您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葛水平：长篇首先要传达一个时代的气氛，在时代背景下共同演绎这个时代的人和事是长篇的构架。写《裸地》时，我思考了很久，常常是还没开始想，思想就开小差了。写了开头，想到了一个问题，贫穷的直接伤害在于信心和尊严受到打击。《裸地》　写到中间，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一切的胜利都是权力的胜利。《裸地》快写到结尾的时候，我想到了，所有的都不能够得逞，人世间只能让爱获得主权。用一个人一生命运来完成一部长篇，爱是手段也是目的。下一步要写的长篇叫《民间》，要思考一些什么？依然是爱，人与人衍生出来的神之间的爱，一个传统中国背景下的民间。花无百日红，天道不由人，只有民间才能看一切都见平常。

　　记者：许多作家或多或少地曾在写作中存在一种“无力感”，有的出自对社会现实无法更改的慨叹，有的则是对自身写作言而难尽的遗憾。在您的写作生涯中，这种“无力感”是否曾经出现？

　　葛水平：肯定有。作家只是一个写字的人，但是，都有王朝在这里改变走向的雄心。我是一个写字的女人，雄心都起自男人的胸脯。我的无力感更多是来自时间，时间总也不够用，我对一些生活琐事不时的入侵感到烦恼，面对这些事情我很无奈。另一种无力感来自乡村，贫穷的父老乡亲有很多坏毛病，因为贫穷他们失去了见风情的眼神，毁坏毁坏毁坏，他们的毁坏如画家倾倒了颜料盆子，汪洋泛滥不可收拾。还有一种无力感来自对世俗的认定，通常设在官大钱多上。钱多官大的人，让我看到了他们如饥似渴的目光。我无力改变我的无力感，我只能用文字的梦想与他们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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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起，葛水平沿着山西省内第二大河———沁河顺流而下，走访和调研沿河两岸行将消失的村庄和传统文化，并将一路见闻与感受以人文散文的形式推出并集结成书。日前，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和山西省作协联合主办的葛水平定点沁水深入生活现场座谈会暨这部新作《河水带走两岸》的研讨会上，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学者对于葛水平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明旺，长治市政协副主席郭健福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在高洪波的记忆里，山西的自然风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并为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作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养分，“这种文脉的衔接令人感动”。他同时表示，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山村的变化和消失不可避免，农民的身份多变成了市民，这其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对于山村消逝的挽歌般的伤感和痛楚不是物质能够解决的。“在葛水平的写作中，把诗的笔法、诗人的感觉都用了进去，她对于沁水文脉的深刻理解和阐释是其他作品所不可替代的。”作家叶广芩则认为，葛水平的文字来自她对历史的敬重。“她对于历史、对自身、对乡村充满拷问，这种生活的沉积，没有浸润和深入是拿不出来的。”她说，“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在她的作品中，这种文化和历史的衔接被掰开、揉碎，又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力量。”

　　2004年，集中发表了大量作品的葛水平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评论家雷达并没有对这位年轻的山西女作家投以太多关注，却在之后的逐步阅读中越来越喜爱她的作品。在当下创作中原创力匮乏、自我重复频现的状况下，葛水平在雷达眼里是一个异数。“她不仅以自身经验作为创作经历，而将外在世界与内在融合得更深，她的写作中具有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其乡土经验深入骨髓。”对于雷达来说，生活是解救作家最根本的东西，如何把文化、生活内化为自己的人格和血肉，是创作中很关键的部分，葛水平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也指出：“中国的农业文化是基因的、血缘为基础的，但也需要随着时代而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土文学如何发展，如何结合科学、结合当下，在日本文学以及许多国外文学中已经有作家在探索，也需要我们的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加以思考。”

　　书写家乡时，葛水平不仅是依恋的，也是自觉和自省的。本报总编陈歆耕认为，在《河水带走两岸》中，葛水平为沁河树立起一座文字的纪念碑，以精美文字捕捉着细微的感觉，其中不仅有历史的诸多记忆，也有对现实生态的观察和自省，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依恋，更是具有现代视角的作家的思考记录。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尹汉胤则表示，作家需要学会停下、回望故乡，审视自己的创作离远点还有多少距离，能在其中汲取到多少养分：“历史像古老的栈道，在往复之中诞生了土地的文明，诞生了新的文化动力，作家不能忘记自己的原初。”而在面对大量的文学作品时，评论家胡平也有所困惑：“有人问，为什么老谈乡村那点事？”但正是乡村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情怀，是现代城市文明所不具有的特质。“蛇皮、马尾、竹节，土里长的，树上结的，乡村的许多东西具有天然的文学性，因此造就了悠长、悠远、凄凉的乡土文学，这是我们不该丢弃的家园。”他说。会议由《作家通讯》主编高伟主持，蒋韵、杨占平、张陵、王春林、傅书华、孙德全、胡学文、续小强、赵学文、孙喜玲等评论家、作家以及当地多位作家、评论家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