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铺码头旧址，本报记者夜访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 “黄浦江流水从来无声”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

年近90的黄永玉依然派头十足。 

吴越手机拍摄

　　牛仔裤，灰呢鸭舌帽，填着英国烟丝的烟斗，年近90的黄永玉依然腰杆挺直，派头十足。

　　昨晚，特意来沪参加将于明天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我的文学行当”作品展的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走进十六铺码头旧址一间正对黄浦江夜景的餐厅。面对陆家嘴霓虹闪耀的摩天大楼群和江上来来往往通体明亮的游船，他对记者发出感叹：“现在这么多电，我们那时候老没电！”往事如烟，不绝如缕。

　　黄永玉念叨的“那时候”，倏忽是70年前的事了。上世纪40年代，二十左右的黄永玉只身闯荡上海滩，痴迷于木刻美术，交了一大堆年轻朋友，电影圈的有周璇、王丹凤等，文学圈、报界的有黄裳、王辛笛等。他对记者绘声绘色地回忆说，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因为立场鲜明地反对内战而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当时位于圆明园路的文汇报社，见前门被封，便熟门熟路地从后门进去，声援坚守在编辑部里的记者。也正是在上海，黄永玉的本家表叔沈从文来信，要他将本名黄永裕改名为黄永玉。从此以后，这个名字慢慢地、深深地走进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

　　故地重游，黄永玉吸着烟斗，吐出一个烟圈便是个画面一闪。“和朋友看完电影回来，下雨了，到外滩的银行大楼里躲雨，旁人提醒，小心路边橱窗的玻璃，碰坏了赔不起。那时候不仅赔不起玻璃，连这楼里的一小块石头我们也赔不起的。”笑过，记忆的魔方又一转，想起那时一个诗人，写的诗里有“黄浦江哗哗地流去”之句，黄永玉说，“我就纳闷了，黄浦江流水从来无声，哪来的哗哗？后来才知道，那位诗人听力不好。”包袱抖开，自己也笑，笑“文学的想象”，也笑自己对老上海的熟悉。又一迭声地发问：有轨电车还在吗？哦，南京东路还有，给游客坐的。胜利女神（为纪念一战胜利铸造的雕像）还在吗？没了？原来就在外滩哩。

　　也有突然的感伤。上一次来上海，是2011年12月，专给巴金故居“送画”。那时，黄裳还在世。黄永玉到黄裳家里，“一下子客厅里热闹起来了。几只相机，噼啪响成一片，就在这喧闹中间，两个老头见面，紧紧握手，没有拥抱，彼此端详。”由于黄裳耳背，两人从家里的交谈到在饭店的交谈，都是用笔谈。就连笔谈，黄永玉也不忘给黄裳“讲”自己新得来的故事，“笑果”连连。此后，黄裳专作一篇文章《永玉的来访》发表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而今，黄裳也已仙逝，他是黄永玉在上海的最后一个老朋友。回忆至此，一声长叹。人们沉默，天使飞过。

　　“约汉娜，你来看船，多漂亮！”黄永玉向席间一位金发碧眼的瑞典姑娘挥了挥烟斗。这位约汉娜的来历有些缘故。她的父亲曾于上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黄永玉是他的老师。多年后，当父亲过世，约汉娜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张画，居然是黄永玉在1991年画给12岁时的她的，上面还写着“你想知道东方是什么样吗？你就要到中国来。”1个月前，她通过瑞典的文学人士联系到学者李辉，李辉将黄永玉女儿黄黑妮的电子邮箱告知，双方终于联系上。几天前，黄永玉和约汉娜见面时，告诉她，“你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我，是在1966年中央美院的操场上，我当时已经遭难，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拖垃圾车，你父亲在路边看到了我，怕给我惹麻烦，没有说话。他摘下眼镜，目送我从他面前走过去……”黄永玉怂恿约汉娜和她的家人改变从北京回瑞典的行程，一起来上海看即将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我的文学行当”作品展，因此有了这个“国际组合”。

　　当约汉娜兴奋地在黄浦江畔举起相机，黄永玉得意地咂了口烟：“怎么样，改变行程来上海，是个正确的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