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图

    微卷的头发，温和的笑容，轻缓的语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那样温尔文雅，文质彬彬。在研讨会或私下交流中，当一些教授为了什么话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不免腹诽诋毁时，王宏图的发言却常常是保有见解而不激烈，话语间总是留有余地，带着一丝同情之理解，避免使人因他的直言而受到额外的伤害。疾言利色、金刚怒目，这样的形象似乎从来与王宏图无关。或许，这与他从小就在古典文学氛围浓厚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成长有关。但在这个乱象纷呈、混浊失序的社会里，即便是古典风范的君子也很难一直保持平静。那么，王宏图内心世界的愤怒、黑暗、批判、焦虑的那些部分，都隐藏到哪去了呢？多年前，当他出版小说集《玫瑰婚典》时，周围的朋友都不免有些惊讶，因为小说作者王宏图似乎与平时见到的王宏图不太一样，文字恣肆汪洋，情节纠结痛苦，感情色彩浓烈，揭示人性毫不留情。他的小说总是聚焦于当代人生存困境与内心的敏感痛处，展现的是风景独特的都市人生。

　　《别了，日尔曼尼亚》（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王宏图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到德国留学的上海人钱重华纠葛失败的情感历险，同时穿插着带出父亲钱英年那一代人的命运沉浮，可谓是一部鲜活的当代人关于“忠诚与背叛”、“幻灭与新生”的双城记。

　　周报：您曾到德国汉堡担任孔子学院院长两年。这段经历，对您创作这部以上海和德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有何影响？

　　王宏图：我在汉堡工作的两年，直接催生了这部小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就根本不会想到写这部涉及异国背景的作品。我是在德国工作近一年后开始动笔写的。起先我还有些犹豫，想着是不是该将这些体验在脑子里沉淀一下，回国以后再写。但我害怕随着时间的流逝，鲜活的印象会趋于黯淡，所以还是抓紧写了出来。现在发现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离开德国已有四年半了，现在再写，记忆中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再也不复当年的丰满。

　　周报：您在《别了，日尔曼尼亚》中毫不犹豫地把笔触伸向人性的幽暗角落，对金钱、权势、情欲的攥取、贪婪放纵等形相作了深入甚至冷酷的刻画，同时小说中又始终贯穿着一种悲悯的眼光，从未完全放弃过对人世间微弱而易灭的真情的寻觅渴求。这似乎也是您在多部小说中始终延伸的一个隐含的核心线索?

　　王宏图：你观察得很准确，这的确是我作品中隐含的核心线索。我一直不相信许多童话结尾时“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类的陈词滥调，而是力图透过光鲜迷人的外表，直达内里的核心，展示出生活的真实面目，即便它是那么残酷，有时让人无法直视。我们不是生活在伊甸园中，不是生活在游乐场里，我们之所以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自身。我们像馋嘴的孩童，贪婪地攫取着金钱、权势，最大限度地沉浸于情欲的满足中。我们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放过。尽管人们不时标榜让世界充满爱，但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大的稀缺品。由于没有爱，我们互相算计、利用，乃至背叛，事后还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来遮掩自己的丑恶。当然，人们心中的善意与爱并没有完全泯灭，它是天地间仅有的救赎之光，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虽然我并不是教徒，但像小说结尾，主人公钱重华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中暂时寻觅得精神上的宁静是一个隐喻，人们只有在超越此岸的地方才能得到某种救赎，虽然它不一定持久、稳固，在旁人眼里显得虚幻不实。

　　周报：除了200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玫瑰婚典》外，您先前还写过　《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风华正茂》两部长篇小说。最初是什么东西触动您动笔写小说的？

　　王宏图：我创作的动因大都缘于个人的生活体验。我从大学毕业后，虽然一直栖身于大学和社科院中，其间也曾到美国、日本和德国呆了好多年。个人的成长与困惑，异域世界的刺激，社会风云的变幻，时不时让我产生表达与倾诉的冲动。但这点点滴滴的体悟大都无法用理论话语来表达，因而产生了写小说的冲动。

　　此外，和散文写作相比，写小说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作者躲藏在众多人物的面具背后，将自己的种种感受融化在他们的世界之中。我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如果写作散文，必然要将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时这对我成了无法承受的重压。而小说则可以安心戴上一副面具，借着那些虚构人物的命运抒写自己的情感。当然在旁人眼里这有些自欺欺人，只不过是拙劣的掩耳盗铃之举罢了。

　　周报：文学创作对您的意义是？

　　王宏图：文学创作对我的意义首先是心理上的疗治，获取精神上的平衡。如果不从事创作，我的精神可能早就崩溃了。

　　其次是创造美的冲动。每个人生命如此短暂，周围每天又充斥了如此之多的丑恶。然而，如果你持之以恒地将它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诉诸于笔端，久而久之，它们就成了美的对象了。我想艺术最终的奥秘即在于此，而德国作家席勒所说只有在审美中人才能臻于自由的境地就是这个意思吧。

　　周报：您现在最关注的创作主题是？您会一直写下去吗？

　　王宏图：我现在最关注的创作主题是：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人性的蜕变及其在善恶维度上的极限与可能性。我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我信奉康德所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我想尽力展现人性曲木上细密纠结的褶皱纹理。

　　至于是否会一直写下去，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哪一天我失去了冲动，也就自然搁笔了。

　　周报：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您平时教哪些课程？您给创意写作硕士班的学生上写作课，同时您又是创作多年的小说家，深知写作甘苦。教授和小说家这两种身份，您更喜爱哪一个？您个人认为，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您对自己哪部小说比较满意？

　　王宏图：我在大学里主要教授“外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名著选读”、“中外文学关系”等课程。教授和小说家这两种身份，我更偏爱后者。至于“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这是个伪命题。小说的历史绵延了数千年，远远超越了我们个体的生命时间。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地域，都有什么是好小说的理想；你从中找出重叠的部分，求得最小的公约数，就能找到“什么是好小说”的答案吗？也许是，但这又有多大意义呢？每个作家都写着他们自己认定的好小说，有时它们又互不相容。如果他们能够实现各自的美学理想，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好小说”。

　　我对自己写过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有不满意的地方。2006年推出的《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文气最为酣畅，但显得轻飘；2009年出版的《风华正茂》情感丰沛饱满，但不少地方过于直露；　现在这部新作文辞过于雕琢，节奏太缓慢。但它们是我生命各个时期的产物，像生养的孩子，我对它们各有所爱。 

    （文汇读书周报 2014-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