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大月刊》2000年第八期转载了《以案说法—行政处罚篇》（牛凯、胡锦艺著）一书关于超市“偷一罚十”的案例。文章作者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超市是否有权实施罚款。由于超市既非拥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也非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因而其罚款是无效的。
　　在日常生活中实施各种各样的罚款，曾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随着法治和权利意识的逐步增强，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对方是否拥有处罚权？其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这的确是令人欣喜的现象。
　　以超市无行政处罚权而主张其“偷一罚十”的店堂告示无效，从结果看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但给出的理由却经不起推敲。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提到“罚”并不一定指的都是“行政处罚”，也可能是民事合同中对违约一方的“惩罚”。例如说，一些商家为招揽顾客向消费者作出所售商品“少一罚十”或者“假一罚十”的承诺，即如果出现一个单位商品的假冒或者短少，商家将给付消费者十个单位的商品（作为违约的法律后果）。从法律性质上讲，这里的“罚”属于买卖合同中的“惩罚性违约金”。如果解释成“行政罚款”的“罚”则很荒唐，其结果必然是，消费者将因为“无行政处罚权”而导致行为无效。日常生活中类似的“惩罚性违约金”还有一些。比如乘坐公交客车或者地铁，发现故意逃票的，无论国内国外，经营者通常要求逃票者支付一定倍数的票款作为对其违约的“惩罚”，习惯上也叫作“罚”或“罚款”。由此可见，此“罚”并非彼“罚”，《以案说法—行政处罚篇》的作者混淆了民事的和行政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超市“偷一罚十”案例的核心问题不是超市是否有权实施罚款，而是超市按照“偷一罚十”设置“惩罚性违约金”是否合法。
　　超市的顾客与经营者之间，以及公交的乘客与承运人之间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的买卖和运输关系属于合同关系，而非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行政关系。顾客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买方，其义务是支付货款；经营者作为卖方，其义务是交付货物。乘客作为运输合同中的委托人，应该支付票款并持有有效客票；承运人作为合同另一方，义务是依客票内容运输乘客。合同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违约之法律后果。
　　违约的法律责任有支付违约金、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形式。依照合同自由原则，除少数法定情形外，违约金原则上由合同双方约定。违约金的标准各有不同，通常以补偿损失为主，也可以采用惩罚性违约金，采用惩罚性违约金的必须有法律依据或者基于当事人的自愿。
　　例如，对于运输合同，发生乘客逃票时，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运人有权要求其补交票款并“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这里的“加收票款”就属于惩罚性违约金。对于买卖合同，超市“偷一罚十”的店堂告示，属经营者以合同格式条款单方规定的惩罚性违约金。按照合同法、《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的有关规定，格式合同的提供方不得加重对方责任，收取十倍违约金的做法显然与法不合，该行为应属于无效法律行为。被收取“罚款”的，消费者可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者到法院起诉，请求返还。至于商家对消费者作出“少一罚十”、“假一罚十”的承诺，前面已谈到，其中的“罚”属于惩罚性违约金。这里“十倍”的规定虽也远高于一般民事合同中对违约金的规定，但是一方面该承诺是商家自愿的，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另一方面承诺和由此带来的商机对双方均有利，因此应该认为是合法的。所以，一旦出现商品短少或者假冒的情形，除非消费者放弃权利，商家应该履行承诺，给付消费者相当于十倍价款的违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