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唐诺，有人形容他是一个迟到的作者，他似乎比每一个同代人都来得晚。 

    围绕唐诺新书《尽头》的座谈

　　梁文道：唐诺，有人形容他是一个迟到的作者，他似乎比每一个同代人都来得晚。其实很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他过去在台湾做过出版社的编辑，要帮出版的书写导言，这些导言和介绍写得非常非常特别，与其说是关于这部书的介绍，倒不如说是从这部书出发的一趟旅程，这是一个比我们更加有耐性、更加优秀、更擅长聆听作者与书里面的声音的聆听者。唐诺最大的特色，在我看来就是这个聆听者。

　　作为读者，我发现他从阅读所产生的那种能量跟思索的力量，强大到让我们都以为自己好像原来没读过书一样。所以我读他作品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在看他的文章之前，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为什么他读到的东西我都没读到？因此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自己更好的读者，而这个读者那么大方，还把他的这些阅读写了出来给我们。

　　我们讨论的题目“当书写来到了尽头”，其实很讨巧，因为唐诺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尽头》。他不断地逼近尽头，也会让我们想到，到底所谓的写作如何逼近尽头，或者写作的自身有没有尽头，尽头对写作来讲又意味着什么？

　　王安忆：我很早就读他的书，最早是两本谈推理小说的，因为我是推理小说爱好者。我后来才知道书是出版社约他写的，但是不能露出任何关于情节上的技巧。给他这么一个限制的范围，让他写对推理小说的推介。当我读到他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非常欣赏，他完全不透露案件的任何机密，同时我又似乎看到，这个推理小说不过是给它提供一个名字，而在这个限制里，他写了另外一个故事。我们的故事都是从生活、从现实里面得到材料，但他的小说是从书本里得到材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一个书写。

　　读他的书，我觉得有两点，一是你千万不要期待他最初提的问题最后会给你解答。他会从最初的问题出发，走得很远很远，远到你已经忘记从哪出发的。他最后其实已经回答了问题，可是你似乎觉得还是没有得到回答。第二，他写某一本书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忘记他究竟在写哪一本书，里边出现那么多的岔道、机会，或者是陷阱，所以读他的书是很愉悦的。

　　小宝：唐诺的书给你的感觉就是，文字像潮水一样的向你扑面而来，而且这个潮水的起伏非常大，有时一下子冲天而起，有时一下子又是席卷而下。而且因为他写作常常会急不择言，突然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要马上把它记下来，这时候已经不注意句子的结构，也不注意措词，所以你有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珠玉和沙石俱下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风格，而且到现在为止在华人写作圈里面，我没有看到第二个人有唐先生这样的写作风格。

　　唐诺的文章让我想起古希腊的人。他们那些观念探索，最早就是用谈话的形式来表达的。我们看柏拉图，完全就是对话录。现在我们叫哲学家，其实更准确讲是爱智者，喜欢智慧的人在一起，用讨论的形式、用对话的形式、用互相提问题的形式，用我们现在领导人经常讲的问题倒逼答案的形式，开拓自己的视野，达到一定的新知和真知。我觉得唐诺的书里有一种希腊的精神，就是爱智慧胜于一切。但唐诺的书里不是对话，是独白。我理解他的这些独白就是一种悲观和失望的反映。他对现代社会思想生活的凋敝，有非常深的失望。

　　金宇澄：我觉得目前的文学状态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作者基本是在城里书写乡下，方式自定。如果社会安稳，不发生战争，这个写作的惯性也要过渡一到两代人。作者完全储存城市经验、城市的题材才可能成为大作。城市化的进程一旦到达了终点，像普鲁斯特或者孙甘露、小白这样的写作个案会多一些。乡野普通人与城市普通人的主题，我觉得相类似，需要有一个写作的保鲜度，如果不及时掌握，容易变质。

　　这两种题材的处理，我觉得都有难度。1980年代末无疑是一个分水岭，环境突然改变了，经济上扬，影视手段的逐步吸引参与，小说曾经热衷的实验精神逐步落幕。我经常想到1980年代关于语言的话题，譬如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文学开拓了语言，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作家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语言脱离它的轨道。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性，如今还都重要吗？

　　我理解文学的尽头是思维个体的一种瓶颈，思辨的状态，也包括无法摆脱的作者自身的某种宿命。写作在前行，也可能是重复的实验，像画家一样的重复。文学的努力往往是自身小范围的一种徘徊、一种决定，无论文学如何发展，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反复触碰自身最敏感、最熟悉、最有发现、最在行的内容。

　　梁文道：我觉得金宇澄先生是抛出了一连串的待解的问题，像汪洋大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是中国文坛最常谈语言问题的年代，为什么这个问题今天大家觉得好像不太重要了，不再热门了。前两年，我跟一个非常红的、非常受欢迎的主流小说作家聊天，我跟他谈起语言问题，他说他很关心，可是我当时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在我看来，你的作品所谓的关心语言问题是怎么样更漂亮、更聪明地去写一句话，多于去问什么叫做小说的语言，这个语言到底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可以来谈写作是不是到了一个尽头，当你拼命想要保住你的读者，而读者仍然在流失的时候，这时候另外一面，就是小说到了今天还怎么可以写下去。这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未必是不相关的。

　　唐诺：我记得但丁的《神曲》里谈过，当时的人正常寿命是七十，所以人生的中点，是三十五岁。从这一点开始，你活着的时间，要短于你活过的时间，开始往逆向走。但是我以为在现实里，这个时间会来的稍微晚一点，延迟一点。卡尔维诺说，书写者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会想要说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卡尔维诺甚至把这个当做书写的责任。

　　在这之前，最清楚的人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书写，希望用一篇一篇小说来记录一个完整的已经开始消逝的曾经属于贵族的世界。有点像刻剑求舟，如果要找到那把剑，可能得同时再加上对那一刻事件的尽可能完整模样的记忆才可以。我一个人的记忆被同时放在整个世界之中，这个记忆、这个刻痕才能得到说明，才能够得到确认。

　　我一直相信语言、文字、怀疑、思辨、想象各种可能，可是最终它必须是善意的，是不被故意误解的。尤其当我们现在这样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时候，仍然有机会接触到曾经以前没想到的，或者曾经拥有但是我们已经遗忘或者已经忽略的一些东西。

　　梁文道：唐诺提到他的写作过程，他阅读的时候提到了认真。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都认真地活着吗？我们举个最现实的例子，这个活动之后大家在网上传看，有很多只言片语留下来，有时候大家还会自拍。但是今天是一个只有个体的声音，而且只有自己的声音的年代。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么不认真，但是我们那么认真地来记录这么一个不认真的生活。文学创作的基础，正在面对这样的威胁。

　　王安忆：我想补充说一下对唐诺的印象，唐诺说话跟我们平时说话很不同，我们这代人缺一门课，我们缺修辞。唐诺为什么能够把话题扯那么远，就是我们有一种对说话的兴趣。我们特别想创新，特别想突破。在突破里面有很危险的东西，因为语言是有一些约定的，我们的约定其实有很多理由，不要轻易把这个理由推翻，建立下一个约定，如果频繁约定的话，就会频繁地推翻。尽头我不以为是个规则，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往前走，这才是需要想象力的，所以尽头可以说是我们的处境。

　　小宝：我们现在语言泛滥，每天微博聊多少字，完全变成了非常日常的事。我们现在看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是以一种非常轻浮或者轻薄的态度。读唐诺的东西要跟我们的日常经验隔离开来，我们能不能创造这样的环境，像他这样认真的作品，可以在很认真的环境里面得到认真地对待。

　　金宇澄：关于悲观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在考虑他自己目前的生存问题，但是历史翻过去了。我们都觉得我们当下的存在非常重要，但是也许等我们结束了的时候，它还是这样。

　　唐诺：在过去的人里头，最尖酸刻薄、最会开玩笑、最会瓦解虚假的神圣的不必要的东西，我认为有两个作者，一个是德里克，一个是米兰·昆德拉，这两个人都是牙尖嘴利，笑话都像冰珠子一样从石缝里面蹦出来。过去是意义太多，我们急着要把它打倒、取消、揭穿，很快进入意义太少的世界。

　　认真的概念的确慢慢消失了，我想讲的是现在最愚蠢的一种标记，就是过度认真的标记，我常常露出这个标记。在大陆的书写者里头，王安忆是我最容易看到这个标记的人。当你意识到小说拯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别的想法。

　　梁文道：我们很认真地谈了认真跟尽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语言被通货膨胀。我一个月参加三四场不同的演讲沙龙活动，我发现九成这种活动的主持人在开头会说接下来让我们期待这场思想的盛宴，然后结束的时候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思想的盛宴。我听了真的很难过。思想的盛宴，这种种的词语修辞，今天毫不经意随便地就出现了，就像几年前流行过的让人一听就会起鸡皮疙瘩的字眼——华丽的转身。今天是整个国家的语言贫乏的问题，贫乏到随便一个概念、一个字眼被创造出来，我们可以在任何场合去创造它、去使用它，比如我去修车，我看到修车工人也可以华丽的转身，接下来我跟修车厂的老板展开思想的盛宴。（东方早报 2013-12-01）

　　（唐诺新书《尽头》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