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1927年，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第一次读是15岁。当时在我家里是禁书，我在厕所里找到了一本姐姐偷藏的，就拿回房间，偷偷趴在床上看。那时候对《红楼梦》毫无感受，看了没多久就被收走了。再次读是在大学，觉得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所以会不满意旧有的解释，考虑自己写文章。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就是人民文学1982年版。

　　张庆善（1952年，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红楼梦学刊》社长、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读《红楼梦》是随着你人生阅历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你经历、认识的丰富，对书的描写内容以及其包含的文化意蕴会有更深入的感受。现在读《红楼梦》变成一种习惯。以前都是从头读起，现在是我来这里开会，床头也会放一本，随便翻到哪页就可以开始读。另外一种读法，就是做研究写文章的时候需要用到，就会翻出来再细看。当时我们还是喜欢读杂书的，读不进去是因为小说的气质、内容跟我那时的阅读习惯不大一样，我喜欢看故事情节曲折的书，我还记得我看《基度山恩仇记》时的入迷情景，连读了两天两夜。《红楼梦》就没有那么一口气读下来的冲动。但时代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不仅不读《红楼梦》，也不读《基度山恩仇记》，再好看的小说也不读了，这是和时代变化、生活方式改变、生活压力及社会氛围的变化有关系的。我在地铁上公交上看到的年轻人没有读书的，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站着都能睡着的时代里，并不是教你一个阅读方法就爱读《红楼梦》了。需要做一些通俗易懂的阐释、普及型的工作，让人容易理解，引导他们走进《红楼梦》的世界。但更重要的还是营造读书的社会氛围，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让大家把读书看做轻松愉快、提高修养的事情。

　　胡文彬（193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我是农民的孩子，11岁才上小学，看了一些书，但主要都是三侠五义之类的公案小说，或者薛仁贵征东之类的故事。中学也没特别多的读书机会，到了大学就有图书馆了，那时候喜欢读《三国》、《水浒》，连《西游记》都不怎么读，《红楼梦》就更排不上位置了。读是读过，但连一半都没读完，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子弟，里面展示的贵族家庭的生活方式，那种花花草草、男男女女、谈情说爱的内容，对我这种出身的人来说格格不入。所以读不下去。

　　真正读《红楼梦》，应该是1968年以后毕业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很多书都作为封资修封起来了，除了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还有一个例外，就是《红楼梦》。因为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而且独身，每天在宿舍的时间很多，那个时候才开始读《红楼梦》。

　　蔡义江(1934年，原民革中央宣传部长、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我是1954年1月份大学毕业，大学时代把古典文学没有读过的书基本都读了。对《红楼梦》，当时也没什么很深的理解，感觉一般。现在很少从头翻到底，都是需要的时候翻。前面80回看得比较多，反反复复。我建议就把它当一部小说来读。如果按照刘心武的讲法，那《红楼梦》就是宫廷斗争；按照霍国玲的讲法，那就是说曹雪芹是一个凶手。要把这些都抛开，就当你是一个小学生，偶然找到一本书，那样去读。

    （早报记者 许荻晔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