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暨首届“诗建设”诗歌奖颁奖典礼举行，论坛聚焦——

    新诗：面临的困境

    新诗发展到今天已近百年，是否还应该保留“新诗”的命名？改名倡言的背后又隐藏了何种深层次的诉求？某种意义上，12月1日于浙江杭州举行的“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正是围绕这一话题而展开。

　　诗歌评论家徐敬亚开宗明义指出，在新诗已经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写作体系之后，这个概念已经成了历史性概念，在现在时意义的中国就应该停止使用了。“从胡适1917年发表第一批现代诗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新诗无论从它的内涵，它的外延，还是从它的音律、节奏，它的诗意方式，都有了自己的骨架。就像一个国家，一个人，在前五十年你还可以称其为‘新’，过了百年了依然以‘新’相称，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既然在时间的向度上，“新诗”已然成为“旧”诗，而以诗歌通称又无从和旧体诗词相区分。这样如何给新诗以新的命名，就成了切实的问题。诗歌翻译家汪剑钊的建议改称新诗为现代诗。这一改名从本质上讲，正如诗人宋琳所言，是为了寻找一个出发点，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更为牢靠的基础。

　　而推动“新诗”改名的深层动因，显然是在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生成的。诗歌评论家张清华指出，新诗诞生早期基本上都是用观念入诗，就是用一个相对简单的象征系统，再构造一个密码，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个意趣。直到鲁迅《野草》的问世，新诗才在真正意义上打开了现代人幽暗的内心世界，也由此隐喻到新文化的核心思想。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因为不能触及人性真实而失落了其深层的意义。随后朦胧诗诞生，重新恢复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可它终究没打破模式化的隐喻系统的局限。“黑夜”、“星星”、“大海”等固化的概念，还不能特别精细地深入到个体的无意识世界，到了第三代诗歌依然有较强的观念性。90年代以后，新诗才呈现出一个比较理想的面貌和格局，它打开了个体精神生活的幽暗部分，同时又能唤起时代和社会的经验的公共性和共通性。“这可能是新诗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不面对，也不能不承认的一个精神向度。这个向度虽然不是特别的重大，但特别的幽深、特别的真实，我们必须面对。”

　　在“第三代诗人”张曙光看来，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处于求新求变的过程之中，到了今天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由此，新诗更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胸怀，这样才能真正形成自身的独立品质。“事实上，为中国诗人津津乐道的一些国外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总是融汇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学传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此次获首届“诗建设”诗歌奖主奖的重要缘由。他在现场朗诵的代表作《和僵尸作战》，写的是近年大热的电脑游戏“植物大战僵尸”，表达的无疑是某种更为开阔的公共经验。他说：“诗歌应该成为一只垃圾箱，包容下我们时代全部的生命。”

　　诚如张曙光所言，诗歌写作固然要强调个人性，因为诗人的灵感来自个人的独特的经验和对人生的感悟。然而这种高度的个体性，应该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传承，没有对他人写作经验的借鉴，没有对所处时代和生存处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没有一个依据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味而形成的价值尺度，而仅仅凭借个人才能，这种个人化或个性化便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又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植根于传统并向未来延伸。”张曙光表示。

　　当然具体到诗歌写作本身，对诗人形成最大考验的，说到底还是诗歌技艺的探究。评论家汪剑钊表示，过于强调诗歌观念，往往使得一些诗人走向极端，以为只要自己的诗歌里面有内容，或者有哲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