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德国作家安妮·格斯特许森昨日专程赴京。出版于2012年的《我们是姐妹》是这位44岁的女记者的小说处女作。小说取材于其家族三位姑婆的真实故事。三位老太太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均享长寿，一生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无数事件。在当时的女性中，三位老太太或终身未嫁，或离婚，按照当时眼光堪为人生污点，但安妮看到“三个人都并非自愿牺牲自己的婚姻，那是因为命运的安排或者社会状况夺去了她们唯一的真爱”。

　　安妮·格斯特许森从小跟着她们生活，听她们的故事而长大。老太太们相继辞世后，7年前，安妮继承了家族资料。家里人原本遮遮掩掩、存有争议的故事，她直接看到了真相：某起离婚诉讼的判决书、证词、律师信及笔记。那位终身未婚的三姑婆年轻时爱上了当地一位庄园主、政治家，但因为身份差异，政治家在与她保持关系的同时另找了一个妻子。这段为期五个月的婚姻导致了四年的离婚诉讼，在当时的下莱茵地区成为轰动性的丑闻。而安妮决定以这些材料为由，写下三位老人这一个多世纪内的遭遇。

　　“这部小说并不是在还原历史，它真实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安妮在后记中写道。

　　这名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断断续续以三年时间完成了写作，写作过程中，她常常感到三位姑婆坐于云端，对她笔下内容指点评判。她最后以老大的百岁庆典前后四天建起小说的结构，通过现实与回忆的交织，在三姐妹的个人史中，折射出那片土地上一个世纪的沧桑之变。

　　作家虹影表示，这本书讲的是女人的关系：“女人在历史的大变动当中，她们的爱情、婚姻、个人选择，都是和时代、国家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许多我们在历史上知道的事件、战役，却在这三个普通女人的生活中体现出了影响。尤其我们原来觉得德国人在战争中做了很多坏事，但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德国的老百姓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牺牲者，让我们重新去理解战争。”

“斗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

　　安妮：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以前只是远远地看中国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很奢侈地去批评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真正到了这里之后我就体会到中国有很强大的力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还有人身上所蕴含的来自自然的力量，这是特别吸引我的。我在德国主持的节目是一个早间档的节目《晨间报道》，我回去也会在节目里讲述这次来中国的经历。我想请问一下虹影，你以前的作品出版在中国遇到很多问题，你后来很长时间生活在伦敦，但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

　　虹影：这是国外记者常会问我的问题。我在中国文艺评论界的环境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换言之，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中国有很多问题，比如它的交通、环境乃至空气都是问题，但这个地方也有另外的东西，比如人们的脸，是你生下来就熟悉的脸；所说的语言，是你生下来就知道的语言。北京是个糟糕的城市，空气多么糟，灰一抹就是一层，但是也有我最喜欢的一些人在。我觉得人小时候往往是对抗父母，后来发现，最应该斗的是自己，在斗自己的过程中会产生智慧，而作为一个作家，斗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比如我呼吸到了那么多灰尘，我写的东西可能就是跟灰尘有关的，如果我没有写到这一片灰尘，那就是我写得不够，或者没有亲身感觉到。

　　一个作家有自己的读者群，读者的反应对一个作家来说就像他的生命。就像我们谈到张爱玲为什么后来不写作，如果她一直在大陆，侥幸活下来的话，我相信她会写出很多东西而并不是停笔。我不想做张爱玲，我想我应该回到中国来，我要继续写作，直到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安妮：我又变成记者状态了，有很多问题想了解，在德国对中国有很多偏见，而我在这里交谈的时候，发现比我想象的话题开放度要高，我们谈话的界限在哪里？

　　虹影：我认为审查制度世界各国都有，比如你在德国、美国写一个少年犯罪或者未成年人同性恋题材，也是会被审查的。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了，我的书删减一下也是能出来的。而在我刚回国2000年的时候，很多话可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座谈会上谈，可能只能在跟你吃饭时候说。但到现在，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台上说的都可以。

　　安妮：删减掉的是什么内容？

　　虹影：比如《饥饿的女儿》199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第一版时，要删几个部分,其中有“文化大革命”和性描写。现在的版本中，这些个部分都恢复了。

　　安妮：你是否期待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

　　虹影：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希望这一天的到来。《饥饿的女儿》至今出了10个版本，因为每次重新出版，都会加一部分内容，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放得宽多了。我为什么每次都劝读者买新版，就是因为它更完整。我的一个朋友是写社论的，他也感到比以前好写，因为尺度放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