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文与缘是相连接的。比如：我年轻时虽然身在京城，却倾心于天津作家孙犁笔锋下的淡雅清香；比如京城出版社多多，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初涉文坛的三本书（包括处女作《七月雨》），都非首先问世于京城，而由当时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的。因而我将其解读为人生之文学之缘。

　　一九五七年我沦为大墙之囚二十年之后，读者都知道我回归文坛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又首发于上海的《收获》；但读者不知道的文坛轶事是，我身陷囹圄时与《上海文学》一段特殊的文海情缘。由于多年的历史的积淀，往事沧桑如海，连我自己都将此事忘却了——多亏前几天《上海文学》编辑打来的一个组稿电话，这件遥远的文学往事，才死而复生般地闯进我的心扉：“文革”后期的一九七六年，因为我在劳改煤矿当了三年多的挖煤工，便产生了倾吐当“煤黑子”生活的欲念，便挥笔写了篇《女瓦斯员》的短篇小说，以释心怀之痛。

　　完稿之后，我为难了起来：在疯狂的“文革”后期，有哪家刊物敢发表一个半人半鬼写出的小说？但在百无禁忌个性支配下，我将其斗胆地寄往了《上海文学》。当时，不知刊物地址，更不知主编为何人；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为了不要因为此文而牵连到审稿编辑，我还在文稿附信中，特意申明了我半人半鬼的政治身份，以恪守自己为人的道德底线。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愉悦一下身心，并没期望该文能在《上海文学》披露。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不久我便接到编辑赵自先生的回信，信中除去言明将要发表该作之外，他还与唐铁海对我始自一九五七年的驿路风尘，表达了深切的关爱之情。记得，我读到这封复信时，劳改多年已然枯干的泪腺，竟然滴下了几滴热泪。

　　以上是我对昔日《上海文学》刻骨铭心的记忆。进入历史新时期，我看到《上海文学》一步一步地向文学巅峰攀登的履痕；之所以有如是的感悟，实因其刊发的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包括纪实文学这一领域，展现出的是“以真为镜以史为魂”文学之根脉，在刊物的作品中难觅“风流草”——哪边风吹往哪边倒，或“顺水浮萍”——随水而流的灵魂失重的作品。基于这个文学要素，在2012年期间，我婉谢了京城两家名刊之约，而把自己亲历的“文史钩沉”的系列文章，毅然地交给了《上海文学》刊出。这也算是续接了我在浪子年代与《上海文学》的情缘吧！基于如是的认知，我不敢随意将自己的涂鸦之作，交由该刊。比如：我曾应下赵丽宏将自己正在写的一部中篇小说《雪国之恋》，在2013年交由刊物发表；今年年初，他来京与友人见面时，还曾当面询问起此事。我告诉他我对这篇收官之作的小说，自读之后仍感不够满意，只能改到自己满意时再交给刊物——我不能亵渎了《上海文学》的品格和神韵。

　　作家是有灵魂的，应当自爱自重。

　　文学刊物也有自身的风骨，不能为徒有虚名之作浪费宝贵的篇幅。

　　这就是从我涉猎文坛之初，到历史的凄楚悲凉年代——直到我重返京华文坛后，我与上海文苑的深厚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