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怀臻—— （剧作家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城市题材需要揭示城市的本质。上海舞台艺术应该在原创音乐剧、现代舞，以及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上担负起领先的责任。

毛时安—— （文艺评论家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文艺评论要摆脱人情、市场和利益的绑架。怎样让文艺批评的空间充分打开，需要好好研究。

葛红兵—— （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创作者不能只生活在校园、石库门里，应当在一线寻找“上海题材”。将笔触伸向上海的建设、金融、创新领域。 

许朋乐—— （文艺评论家 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 从原创剧本开始掌握话语权,融入上海文化、上海精神和上海态度。

于本正—— （导演 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一个题材，如果创作者自己都没有创作冲动，这样的电影千万别拍。

葛颖—— （文艺评论家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 对于席卷而来的新一代审美，我们的评论界是陌生的。这种陌生造成我们的话语系统和他们的完全对立。网络时代，更需要点对点的直面。 

聂伟—— （文艺评论家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 代表上海精神风貌的主流影视剧创作，应该从弄堂走向庙堂，走出石库门，迈向大世界。 

郦国义—— （文艺评论家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文艺评论家不仅要做事后评论的“诸葛亮”，也要做策划打磨作品的事前“臭皮匠”。 上海的文艺创作需要健全强化三个机制：选题决策，强化艺委会的作用；注重文学原创，强化搜集推荐功能；创意为先，集优势兵力，打造重点作品。 

杨扬——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论家也要深入生活，评论者与创作者之间、评论家之间都需要互动。 

杨玉冰—— （影视制作人 上海影协副主席） 传统媒体正在和新媒体融合，如何利用这一技术契机，占领微电影、网络剧的阵地，值得思考。 

黄昌勇—— （文艺评论家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文艺评论不能只有文学评论。上海文艺评论应该树立权威。

健全创作机制 催生精品力作 上海首次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纪要

　　在当前条件下，文艺评论要在营造良好创作环境、集聚各方资源要素上有所作为，从而更好发挥对文艺创作的促进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还有许多瓶颈亟待突破。

　　本周正式启动的上海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试图探索出一条有效的破解之道。

　　——编者

　　上海在接下来的文艺创作中，应该关注金融题材。金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基础，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在上海的积累，为上海的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书写了一个城市的悲壮史诗。改革开放初期，从华亭路到乍浦路，小商品、小餐饮店铺林立，折射了民间资本在上海的崛起与兴衰。新世纪以来，新的社会阶层带来新的民营资本，他们创办的企业更有时代特色，也更有活力。金融题材能够揭示上海这个城市的本质。

　　此外，上海的舞台艺术应该在三方面担负起领先的责任。一、上海应该率先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上海特色，符合国际艺术标准的中国音乐剧。目前真正意义上中国学派、中国风格的民族音乐剧还没有诞生，而音乐剧的诞生是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有关的，上海具有这方面的条件。二、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上海特色，符合国际特色的现代舞，这是将来舞台艺术的发展趋势。三、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戏曲要想获得新生，必须进行现代化、都市化的转型。

　　文艺发展需要冲破瓶颈。现在出现了资本对文艺的绑架。资本从绑架开始，慢慢走向另一个方向，对文艺创作形成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理论研究要关注资本和文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文艺评论也面临绑架。第一受到人情的绑架；第二受到市场的绑架，评论好坏直接和销量挂钩；第三受到利益的绑架。以前是“我要写”，现在是“别人要我写”。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让文艺批评的空间充分打开，需要好好研究。

　　文艺评论还面临青年人才不足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文艺评论家引领全国。但是现在，上海的青年文艺评论家在哪里？张新颖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让我看得很兴奋。沈从文一直被拿来说事，成为被人们误读的一个例子。张新颖摆脱了这样的话语，研究的是沈从文如何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那样的选择。这样的评论家现在太少。

　　农村题材目前是文学创作中的主流，作家更容易想象农村的生活，评论家也是。比如一位知名作家，他的小说写农村生活很精彩，可是写城市生活就完全不接地气。所以，作为上海的作家和评论家，城市题材大有可为。

　　一方面中文系应该培养作家和评论家，另一方面创作者不能只生活在校园、石库门里，应当拓宽眼界发掘当代城市题材，将笔触伸向上海的建设、金融、创新领域。眼下我们很多作家生活在城市里，和工人社会、和基层接触比较少。

　　创作城市题材上海有优势，上海不缺引领全国的大企业、大项目、大人物，缺少的是让作家深入生活、了解城市发展变化的机制。我建议推动作家挂职。

　　此外，我建议成立创意写作协会。创意写作指的是面向市场的写作，比如写广告、写歌词，以及专门为畅销书的写作。创意写作和传统写作不同，创意写作不容易获得传统承认，应该有一个机制保护这些作家。此外，公共文化服务也可以和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结合，比如面向社区推出系列讲座，让作家把讲座办到小区里。

　　上海制造的色彩要更浓，融入上海文化、上海精神和上海态度。现在拍电影，四五家一起合作，降低了风险，但是上海需要掌握的是话语权，培养我们的人才。应当从剧本原创抓起，在摄制和发行上做强。而从剧本抓起，就要考虑我们愿意在原创上有多少投入。以往100万元一个项目的时候，剧本创作费8万元。现在五六千万元一个项目，投在原创剧本上的钱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应当形成一种机制，让大家都来投稿。

　　电影不是急就章，重大题材创作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出来的，所以规划要提前。题材上还可以更宽泛一些，上海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很多好题材，好线索，我们的视野要更加开阔。同时还是应该面对市场，鼓励多元投资，开展多方合作。上海在影视制作方面大有人才，要研究怎么让人才为上海所用，一方面要培养，另一方面要引进。

　　我觉得我们在创作思路上不要局限，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写出老百姓关注的人物，不管借助于哪个框架，归根到底还是创作人物；我们能否聚焦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写出独特性，当年《生死抉择》之所以影响比较大，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描写了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对于创作者而言，一个题材，如果自己都没有创作冲动，这样的电影千万别拍。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创作，是一个需要引起各方面重视的问题。一个剧本真正要搞好，要认真组织、认真探讨。我最近看了一个剧本，写1950年代上海的一个工人新村。里面有一个情景，一个人去买半个西瓜，卖瓜的说不卖，正好旁边有一个女孩也要半个，于是两人合买了一个西瓜。在那个时期，以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西瓜基本上都是切成一块块的卖。可见创作者对生活不了解。

　　我们面临一个危机：《小时代》所代表的新一代审美正席卷而来。这是整个新媒体联动的结果。为什么90后的审美和我们如此隔膜，就是因为网络。我们年轻的时候，需要从主流的媒体获得信息。他们的群体则是从网络上。2001年，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公映，之后接连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但是现在的日漫迷们已经不迷宫崎骏了。他们迷的是魔法少女。我问我儿子，魔法少女好在什么地方，他反问我：“你不觉得那种暗暗的很酷吗？”我意识到他们借助网络世界，也就是他们说的“二次元”世界，已经自组了一个群体。

　　最近，日本进一步出现了游戏“lovelife”，集中了所有二次元的人物，非常风靡。郭敬明就是以二次元审美取胜，尽管《小时代》的价值观和故事都有问题，但粉丝们仍然狂热地爱这部电影，因为他们的二次元世界终于在电影中得到呈现，好像有了一个代言人。

　　但我们评论界是不接触这些的。因此我们的话语系统和他们的完全对立。怎样把两种语言系统对接起来？在我看来，网络时代更需要点对点的直面。我今年做了一个尝试，在上海的酒吧咖啡馆开讲座，聊电影，向年轻人推荐我喜欢的片子。开始我很害怕他们不会再来，没想到他们一直坚持参加。现在的孩子们和我们的语言不一样，这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种语言会造成他们的立场。我想探索用这种方式介入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进行沟通。

　　上海影视剧应当为上海、为全国观众提供什么样的营养？具体的说，如何在上海题材中寻找上海风貌，上海精神？

　　时至今日，上海在重大文艺创作和一般项目的资助与推动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剧本，经常觉得可惜，申报项目不缺好的题材，但是创意差了一口气。上海影视剧作者的创作观念，相比我们在经济领域先试先行的改革勇气，似乎还保守了很多。通常会守着日常生活里的一些所谓恒定价值，写来写去就是一个封闭在几间房子里的故事，这种杯水风波当然带有人生的烟火味道，这是一种地方性、历史性的经验，但是缺乏俯瞰的视野。代表上海精神风貌的主流影视剧创作，应该从弄堂走向庙堂，走出石库门，迈向大世界。我们有浦东改革开发的经验，有自贸区先试先行的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以转化为影视剧创作的自觉动力，引导老百姓从家长里短走向更广阔的社会。

　　当年钟惦棐先生在西影厂的一个讲话，就催生了一个西部片的片种。上海文艺或者影视应当考虑如何提出自己比较鲜明的口号，进一步成为品牌。1999年，上海的评论界提过“新主流电影”。这个概念是相对主流电影的困境而提出的战略性的创意。它指出面临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竞争，我们更应该考虑制作低成本的有新意的国产电影。2013年，又有学者提出“新都市电影”。但是这个概念的影响力顶不上光线传媒提出的“网生代电影”。

　　这其实需要我们评论家提炼出引领性的观点，要担当该担当的责任。这个时候，就要由我们评论者进行理论概括和预判。

　　上海文艺创作需要健全和强化三个机制。

　　一是文艺院团对选题的决策要依靠和强化艺委会的作用。艺委会这个机制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北京人艺佳作不断，和它坚决执行艺委会对选题的权威裁决分不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这方面做得也是很有成效。上海的其他院团应该借鉴它们的做法，健全确保艺委会制度，如有必要，还可考虑吸收院外的文艺评论家和相关领域专家参加艺委会的工作，确保选题的质量。

　　二是根据优秀的文学原作改编影视和舞台剧，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途径。以前，上影厂的文学部在全国文学界和影视界颇得好评。当年上影不断推出精品力作是和文学编辑部的功能分不开的。上海应该建立有关阅读文学原创，推荐优秀选题这样的机构，把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我们二度创作的基础。

　　三是影视创作尤其是电影大片的制作，实际上已经是工业化生产，因此特别要强调创意设计。我们要组织优秀人才萌发创意，集聚智慧，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借全国之力，集上海的优秀创作资源，合力打造我们的精品。

　　文艺评论家要有担当意识，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做好作品的评论，同时要积极参与创作的各个环节，不但要做事后评论的“诸葛亮”，也要做策划打磨作品的事前“臭皮匠”。

　　创作和评论的眼界需要开阔。之前，我应邀去浦东，看到了洋山港，感觉非常震惊，我觉得类似的这种城市建设的题材，上海有很多可以发掘的。

　　评论也需要了解最新的审美变化。我前段时间去看了话剧《盗墓笔记》，虽然在我看来表演并不完美，但是全场的粉丝一直在笑，全场很热闹。就连和我一起去看话剧的12岁女儿，也要求以后有这样的话剧一定带上她。

　　评论者与创作者之间、评论家之间都需要互动，评论家对不同艺术门类要有所了解，还要深入生活，不能躲在办公室里做“研究”。

　　我们要充分发挥国有影视创作单位的主力军作用。主力部队应做整体布局，抱团作战，整体战斗力会更强，竞争会更有潜力。民营企业作为地方部队，则应该和主力军合作，发挥决策灵活的优势，丰富活跃市场。

　　此外，传统媒体正在和新媒体融合，如何利用这一技术契机，占领微电影、网络剧的阵地，值得思考。上海还应该加快和国际接轨，上海的影视企业和国际影视公司合作，能够加快国际化进程。但是合拍片应该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元素。上海还应该加大对影视制作后期的关注，整合上海的资源。

　　文艺评论一定要深入。目前，文学批评很好，但是其他门类的批评相对弱小。我们提出一个“跨界批评”，门类单一是非常有问题的。

　　上海文艺评论应该树立“四个权威”：权威的批评家，上海要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权威的媒体，例如在美国，很多报刊评论甚至能决定电影和演员的兴衰成败；要有权威的专栏；还要有权威的编辑。

　　现在的文教结合体系是非常好的，可以培养人才。不过当下一些艺术人才培养的机制存在问题。比如我管招生时就非常痛苦，现在考艺术的都是文化课比较差的学生。如果文化课不好，人文素养不高，那怎么能担负起写出好本子，做出好评论的职责？

　　本版摄影：叶辰亮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