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做客《可凡倾听》谈与写作有关的事

    “《长恨歌》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王安忆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其代表作《长恨歌》更被奉为海派文学经典。日前，王安忆走进SMG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畅谈那些和写作有关的事。

　　王安忆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1956年，茹志鹃的小说处女作《百合花》发表，因为用清新、俊逸的笔触来描写战争，被一些人认为“缺乏阳刚之气”，再加上丈夫归国华侨王啸平被划为“右派”，一时间受到口诛笔伐。这时，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用两千多字篇幅，高度评价茹志鹃的《百合花》。两人素昧平生，茅盾的仗义执言，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命运，也改变了其家人的命运。对此，王安忆直言：茅盾先生不仅慧眼识珠，“更是一种勇敢”。因为在那个特殊状态下，茅盾先生能指出《百合花》的价值，对当时整个文风都很有影响。“他使我母亲有自信当一个作家，似乎我们一家有了一个合法身份。”

　　出生在南京，一岁随母亲定居上海，16岁插队落户远走他乡，8年后回归这座城市，王安忆成为海派文化代言人。上海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1995年，她发表代表作《长恨歌》。此后十多年间被电影、电视剧、话剧轮番演绎。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来自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王安忆说，小时候就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对淮海路有着特殊感情与理解，“真正的流行、时尚都在这条路上，一个女孩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对时尚、潮流、物质没有抵抗力，就会很痛苦。我的抵抗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不过，王安忆认为，《长恨歌》不是她最好的作品，“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是有些遗憾的……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物质太多，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她甚至希望“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这或许就是她之后又写了　《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