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岁发表文学作品，直至2003年逝世前几个月还在应报刊之约写散文，施蛰存的文学及学术研究生涯长达81年。

　　自17岁发表文学作品，直至2003年逝世前几个月还在应报刊之约写散文……纵观施蛰存长达81年的文学及学术研究生涯，有评论称，“现代精神”是施先生的关键词，体现于其人其作，有两大特征：一是创造的，二是自由的。

　　施蛰存则自认这辈子开了“四扇窗”——东窗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乃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北窗是碑帖整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曾是施蛰存的学生，后因资料收集工作与施先生往来密切。在陈子善看来，施先生所言的“四扇窗”都开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其实不止于此，他还开了‘第五扇窗’，那就是编辑出版工作”。

“百科全书式专家”全方位出击

　　1928年水沫书店出版《上元灯》，施蛰存将之定为正式首个短篇集。此后陆续写出历史小说《鸠摩罗什》、《石秀》，心理分析小说《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等。

　　无论是《梅雨之夕》里下班不愿回家的主人公，还是《魔道》主角无法摆脱的不宁静心绪，现代人心灵世界的细腻诉诸施蛰存笔端。区别于乡土文学，施蛰存较早地捕捉到都市生活中漩涡式席卷人性的力量。他大胆创新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被李欧梵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钱理群、吴福辉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评价施蛰存为“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于实践”。

　　读古典诗文长大，拥有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作诗作词作赋并早见成效……施蛰存一方面根植本土吸纳养分，同时也善于接受新事物，广泛引进国外现代理论和作品，翻译成为他“职业”的一部分，也维持了一名文学工作者始终与世界相联系的可能性。

　　20世纪50年代，施蛰存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他在资料室编目录、买书，漫长岁月里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施先生蛰居斗室，与金石碑版为友，寓所晒台上搭建的北山楼只有6平方米，却收藏了2000余件刻石、碑拓、造像、墓志、塔铭及其它杂刻拓片，品类之盛，堪称中国石刻史资料馆。施蛰存自得其乐，专注词学和金石研究，撰写了《北山楼碑跋》、《词学文录》等一系列著作。

主编《现代》刊物独当一面

　　1932年受现代书局张静庐之邀，28岁的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当时上海滩杂志封面多是美女照，《现代》一反世俗，采用黑白相间的抽象图案，超现实主义意味颇强；不同于此前的同人杂志，《现代》摒弃门户之见，面向全体“文学青年”，很快便鹤立鸡群，成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现代》之现代色彩，首当其冲就是对外国现代文学资源的输入，几乎每期都有一定版位刊登欧美、日本的现代文学创作动态与文论翻译，体现出与世界文学共时对话的野心。除了开窗“呼吸”异域新鲜空气，《现代》也培植推介中国现代派创作。在商业经营与文学追求的平衡中，施蛰存试验出一种新的运作方式，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当丁玲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媒体保持观望或沉默时，《现代》在《编者缀语》中说：“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虽在主编岗位仅待了两年零八个月，施蛰存却把一份商业出版物打磨成时代坐标。

　　直到晚年，施蛰存还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词学》丛刊。参与文学传播活动时间之长、主编刊物之多，令人感喟施蛰存的多元趣味与追求。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一书的编撰者沈建中认为，施老始终保持独立个性，“倘有文章引火烧身却从不后悔，如屡受挫折也无所畏惧。他虽饱受劫难，却能将生死看得很淡，也颇讲究养生之道。他不委屈自己，有滋有味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