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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何塑造当代文学?
2014年11月6日 06:15


格非:我的写作就如建岛屿,等待读者某天上岛造访。 

杨扬:为何乡村作家和城市作家的描写视角完全不同? 

 

杨扬指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对文学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大 城市如何塑造当代文学?

  

嘉宾主讲

  今天讲演的关键词是城市和文学。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城市化进程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问题。着眼点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学史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城市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

  城市经验的早期作品大多与上海有关,乡土视野和城市视角的观察大不相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的精神生活也在改变,文学作品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

  从文学史角度看,在20世纪,有两个时期,作家作品比较多地表现城市生活。一个是20、30年代,还有一个时期是90年代延续至今。对照这两个年代,不难发现,文学上最早展示城市经验的作品,都与上海有关。

  上海是一个现代城市,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其表现手法和捕捉到的细节,与农村乡土生活,形成反差。我们以早期上海的城市小说为例,如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开篇的第一个细节,是写苏州来沪讨生活的赵朴斋,在华洋交界的陆家桥头被撞,他抓住别人要求赔偿,但巡捕过来,反责怪他乱穿马路、不讲规范。这一情节包含着丰富的城市生活信息。在农村,走路很随意,但到了城市,就有讲究,交通规则是城市特有的产物,也是城市生活的特点。韩邦庆敏锐地感觉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不同,在小说细节上有一种独到的处理方法。再如美国学者韩南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有一章《<风月梦>与烟粉小说》,探讨中国城市小说的起源。

  城市小说不一定都是写城市的,有时也可以涉及农村生活。但城市作家与乡土作家表现农村生活的视野和方式是不同的。如张爱玲的《秧歌》写50年代的河南农村,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一到了这个小镇上,第一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大概中国现代小说中,还没有一篇是以厕所为意象开场的。张爱玲从一个城市人的经验角度,认为这是区分城市与乡村生活的最大标志。这样的感受非常独特,让你佩服她的观察。

  与张爱玲写农村相对照的,就是有深厚乡土经验的作家,描写都市生活时,他们的视野和观察角度,与城里人不一样。如茅盾《子夜》中的吴老太爷第一次到上海,他眼中的上海是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经不起这种刺激,竟一命呜呼。上海是有很多高楼大厦,但也有很多狭窄的弄堂和平凡的市民生活,但吴老太爷都没看到,他只看到与乡村生活景观全然不同的灯红酒绿。所以,这是一个区别。事实上,我们从文学史上看到,很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倒是比较倾向于上海的里弄生活和灰色的小市民,甚至像当代的作品如《长恨歌》和《繁花》等,都延续着这种传统。倒是外来上海生活的作家,比较多地侧重于上海的宏大叙事。

  不同类型的城市对文学的塑造完全不同,商贸中心的城市作品中含有现代因子

  说到城市对文学的影响,很多人会想到唐代长安、宋代汴梁以及明清时期的北京,这些城市对于文学的塑造。但我想强调的是,传统城市与现代都市,在性质上是有根本的区别。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城市类型》中,将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古希腊城邦为代表,以商贸活动为基础,是生产性城市。另一类是以古代中国的皇城为代表,大多围绕特权建立起来,属于耗费性城市,大量的财力、物力供达官贵人消耗。以韦伯的观点来判断中国的城市,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从文学角度,我们会考虑:现代城市对于文学品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是有内在关联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概括,所谓中国文学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文学地理分布看,就是文学中心的南移,换言之,是从北京移到上海。我们以前只是注意到表面现象,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标志性人物鲁迅、茅盾等都长期居住上海,而没有从文学史角度,思考文学的地域移动与文学内在品格之间的关联问题。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最好的区别在于:文学中心是在上海之外还是上海之内。凡是以上海为中心进行创作,无论其传统与否,实际上都带有现代特色。如晚清的遗老遗少大多聚合在上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们是传统文人,但作品中包含着很多现代因子,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在上海的文化氛围中感受现代生活,这与历史上传统的古典诗词,是有根本的区别。

  城市文学不仅需要在小空间中展示人物性格,也呼唤更丰富更深远的精神表达

  城市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至今为止,我们的文学记忆和文学经验,基本上都被乡土文学所笼罩着。20世纪,城市文学有所起步,出现了像“新感觉派”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作品,但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考察,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描写乡土经验的作家作品,如鲁迅、茅盾等作家作品,视野和经验,都是以乡村为主,他们的作品,占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地位。但今天,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日益加剧,人们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传递出这种变化的信息。

  我们看到,今天的小说家绝大多数是写城市生活的,尤其是像一些当代题材的影视剧,几乎都是都市题材的,作家们对当今的农村生活非常隔膜,对城市反倒是很熟悉。但要将城市生活经验有效地转变成文学作品,却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大家普遍感觉到写城市生活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作品很少。原因之一,就是城市文学的经验积累太少。文学史上讲来讲去,就是张爱玲、“新感觉派”,不像乡土文学经验,可以从古到今,源源不断地援引作家作品。城市怎么写?这是一个困扰当下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问题。很多人会想到,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作家作品,他们是怎么描写城市的,所以,“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关注并不意味着毫无保留地赞同或欣赏,而是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和表现方式。

  我觉得,在处理方式上,这些作家作品对城市生活的把握上,基本都是在小空间中展示人物和细节。或者是酒吧、车站,或者是卧室、街角,总之,是与乡土小说中的广阔的乡村大地的开阔空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城市文学作品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

  

现场互动

  作家作品的特点评判比好坏更有价值

  曹杨二中诸弋旻:安顿,就是给人一种家的感觉。我感觉青春文学非常浮躁,就像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浮躁一样。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您如何评价青春文学?

  杨扬:很多青春文学的诞生,和《萌芽》杂志创办新概念作文比赛密切相关,我和格非都做过评委,韩寒、郭敬明等就是从中脱颖而出。

  从写作这个角度看,学生热爱写作,有思想有情感,勇于表达勤于表现都是好事。从研究的角度看,我阅读各种作品,并不简单地以好坏来评判,比如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曾被很多人认为不入流,但80多年了,他的作品依然流行,其古诗词的功力绝对不逊于今日命名的很多大师;也有人以得诺奖为文学的好坏标准,但《哈利波特》这样的流行作品永远不可能进入诺奖行列,就像有人提出网络作家也要参评茅盾文学奖,而我主张设网络文学奖即可。

  如何判断作品是否浮躁,关键在于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读多了,孰好孰坏,你慢慢会有自己的评价。

  怕读费劲和陌生感的作品是全球通病

  上师大研究生胡志婷:鲁迅已渐渐从我们中学教材当中淡去了,您对于教改有何看法?

  格非:教改,我不关注所以没发言权。但最近我花9个月编了一本中学生写作的教材。鲁迅作品在中学教材中比例减少,这可能和中学的教学方法有关。刚才杨扬也说,学生害怕、不愿意读鲁迅,其实不仅是鲁迅一个作家,所有让我们费劲阅读、有所陌生感的作家,我们都不愿意读,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也是全球现象。鲁迅作品需要在阅读中慢慢加深理解,老师要合理引导。小学和初中生不读鲁迅可以理解,但在高中和大学阶段,阅读鲁迅十分必要。鲁迅代表了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最高成就,是绕不过去的。

  文学的意义在于作家和读者相互寻找“知音”

  华师大哲学系高烨:读者在读作品时,有时会有先行的观念。作家希望读者怎么阅读作品?

  格非: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讲,他真正想呼唤的人,一定是知音,即西方一直强调的“模范读者”,他知道你的甘苦,他认同你价值观。反过来,读者也在寻找这样的作家,文学意义就在这里。当然作家会考虑不同层次的读者,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为不同的读者而写的,有华美的辞章、有细腻感染的爱情故事,有大量的幽默细节,不过,曹雪芹最在意的当然还是那些了解他根本意图的读者。

  在今天,文学批评和读者来信会给你带来知音的讯息。作者会感到宽慰,感觉到那么多辛苦没有白费。

  文化产业对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是考验

  上海大学工业设计杨丽华:城市的文学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是语言、对人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现实的关注?

  杨扬:各种各样的作家都在写作,有些可能关注城市化,有些可能不关注。我们应该注意到,城市化对文学是有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时期的文学对城市反应比较集中:1920年代到1949年前,1990年代后。我听某位网络作家说,他只有两天不写,一天是结婚,一天是重病。文化进入产业化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逼迫作家产生作品,这样疯狂地写作,其中一定有很多是垃圾。但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也不能一概抹杀。电影就是文化产业,但它同时也是艺术。所以今天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这对作家、评论家、读者,都是一种考验。

  视频分播站-华理大二:我们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写作者,在您看来,先要注重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积累,还是先努力做名忠实的记录者?

  格非:第一,要有相当的阅读量,至少认真研读100本小说。第二,你得不断练习写。写30万字才能判断有没有才华。第三,对生活本身要有重要的认知,但这个过程不能够着急,需要慢慢积累。在校期间,建议应大量阅读,然后表达已有经验,不一定学习老一辈作家写那么沉重的主题。

  文学最核心问题仍然有关信仰和真理

  同济中文系提问团隋少杰:作家需要信仰吗?如何处理个人的信仰和市场、社会压力的关系?

  格非:我认为文学自古至今始终与信仰有很大的关系。你为什么活着?为何吃那么多苦?文学一直在试图解释并提供意义。文学本身就是信仰。在我看来,文学很大的功能就是和宗教引领、道德教化交叉而行,司马迁写《史记》文末必有“太史公曰”。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文学兴盛于西方宗教的衰落。雅斯贝斯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世纪前后,在世界领域同时出现了老子、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这些伟人,一位英国学者解释,那时出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商业社会,需要有伟人提供新的关于生活的信仰。从中国看,儒教、道教在近代以后衰弱,文学成了很重要的填补物。

  我觉得,文学实际上一直在历史当中承担非常重要的功能,体现着信仰的一面、价值观的一面、道德反思的一面。诗人写的诗有人读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处在追求相同价值的群体之中。伟大作曲家舒曼曾提出,要建一个艺术家的联盟,他认为,艺术、文学都是基于信仰而诞生,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你有无这样的生活。所以,文学在当今社会有许多功能,但其核心仍然有关信仰和真理。

  10月25日晚上,由上海市社联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首讲开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作了演讲《开放的写作》,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扬演讲了《安顿在城市中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幽默主持,市社联党组书记沈国明作开幕致辞。300余名听众在上海报业大厦现场,近300名同学在文汇讲堂分播站——华理奉贤校区,共同聆听并热烈互动。华东理工大学是文汇报送人文讲座进入理工商科高校系列工程首站。

  (陆红平、左京参与整理)

 

 

华理分播点工科女视频提问:何谓文学既有用之极和又无用之极。

文学之夜,听众观看嘉宾短片介绍,忍不住拍摄留念。

本版摄影 袁婧

 

    (文汇报2014-11-05)




选稿:丛山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陆红平;左京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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