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4、5期《收获》杂志连续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了周嘉宁、张悦然、颜歌、笛安、七堇年、张怡微、霍艳等十多位青年作家作品。

《收获》杂志举办“文学与时代”座谈会

 80后作家对话批评家

　1987年，《收获》杂志第五期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影响至今。　　图为苏童《1934年的逃亡》，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今年第4、5期《收获》杂志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称之为80后作家集体亮相，试图找到两代作家的共同点。

　　今年第4、5期《收获》杂志连续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了周嘉宁、张悦然、颜歌、笛安、七堇年、张怡微、霍艳等十多位青年作家作品。杂志社把这两期《收获》称之为80后作家集体亮相。11月10日，“文学与时代：首届收获论坛暨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在上海作协举行，周嘉宁、张悦然、颜歌等十多位青年作家与会。

　　1987年，《收获》杂志第五期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专号上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青年“先锋作家”集体呈现于中国文坛，影响至今。这些年来，《收获》依然刊登了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70后、80后作家也慢慢成为《收获》的中坚作者。

　　“不认为要写‘一代人’”

　　前者是1980年代显于文坛的作家，后者是19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11月10日的“文学与时代”希望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也希望这批80后作家，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又一批余华孙甘露。但历史不会重现。

　　座谈会的主题是“文学与时代”，这是一个对1980年代作家来说，相对容易谈论和阐释的话题，他们经历“文革”、改革开放、19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他们的写作都围绕着他们的时代。

　　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黄平在座谈会上说，“我希望同龄人作家，用伟大的形式写出这个时代。”作家孙甘露也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最终能留下的，记住的，是怎么讲述这个时代。

　　但在场的青年作家们，他们所理解的时代，也许无法用“伟大”来形容，有时他们甚至是抗拒的。作家笛安说，“我不认为一个小说家一定要写他这一代人，一定要提炼出一个总体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审美的差别。”

　　1980年代的作家也写青春期，但他们的青春期深刻地烙上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文革”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转变。80后作家周嘉宁说，他们这代人，“经过漫长的青春期，突然被现实生活挤压。体现在写作中，便在小说里透露出愤怒、不满、焦虑，我们还在寻找突围的可能性。”

　　作家张悦然对“青春结束”的话题感触很深，“度过漫长青春期，感觉突然变老了，看这两期《收获》，看到浓重的衰老气息。”

　　其实他们只有30岁左右。80后这一代开始写作已经10多年，从当年的轻盈、华丽开始转向沉重。“从我开始写作，80后的标签一直跟随我。这个标签代表浮躁华丽，但现在这些小说中，找不到80后轻盈跳跃的东西。”来自四川的作家颜歌说。

　　“80后作家太乖了”

　　《收获》的这两期青年作家专号，已无法宣布文学史意义上一代人的登场。其实，这两期《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标志着通常意义上的80后作家，在今天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以80后为标签的这代作家留下了什么？80后这代作家，他们的文学资源，超越任何一代作家。青年批评家项静说，在技术上，也很难说有哪代作家可以超越他们，尤其是以同样年龄作对比。“但面临的问题是，提及这代作家，我们可以想到一堆名字，但很难找出一篇小说来代表这代人。”当大家谈起1987年这批青年作家的时候，至少第一反应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而“80后作家”成了集体命名，却想不起他们具体的作品。

　　整个上午的讨论会上，这些80后作家更多时候在感谢前辈，感谢《收获》杂志。

　　“80后作家太乖了。”这是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在会场的感想。他说，80后作家在10多年前以破坏者姿态闯入文坛，但当他们度过青春期后，却都成了文学的乖孩子。事实上，《收获》并没有“规训”这些作家，也没要求他们去改变什么。但这两期“青年作家小说专号”上的作品，更接近的却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最接近这个世代的文学表达。

　　周立民尽管对在场的青年有一些意见，但他依然对这些年轻人“有期待”。他们毕竟年轻，所以批评家吴亮说，“你们的未来比我们多三十年。” 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的初衷，《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在开场发言里就已点明，“我们不仅关心文学的昨天和今天，更关心文学的明天，关心明天的传承，关心文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