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东  梁平图

    “我找到了吃饭，却丢失了味道，这是我在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

　　这是靳以之女章小东《吃饭》中的最后一句话。《吃饭》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繁体字版3月已在台湾出版）。采访章小东，她从头到尾都在说上海话，而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饭碗头是寻到了，味道没了。”

　　据悉，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章小东还将与作家阎连科、评论家止庵进行以“字中的故乡与异乡”为题的对谈。

 在淮海路上长大的孩子

　　章小东和她的丈夫孔海立已定居美国几十年。孔海立1985年去往美国读书，1989年，章小东带着5岁的儿子和丈夫汇合。《吃饭》写的就是章小东踏上美国后的生活，章小东用一顿顿自己做饭菜的经历，串联起自己在海外“寻饭碗头吃”（讨生活）的生活经历。和《火烧经》一样，章小东的这部小说依然是自传体，“我只会写自己的故事。”

　　章小东的父亲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文人靳以（章方叙，1909-1959）。1957年，靳以和巴金一起创办了《收获》杂志。章小东的母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复旦大学第一届统计学学生，“她只读了一年，就去结婚了。”

　　章小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优渥的家庭。她是淮海路上长大的孩子，出入洋房的大家小姐，从小娇惯，出门就由保姆抱，“所以我很晚才开始走路，到现在走路都走得不太好。”但在章小东只有三岁的时候，靳以先生就过世了，这个家庭是由章小东的母亲一手支撑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章小东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年我10岁。举目无亲人，家里都被端掉了，妈妈关在学习班，不好回来。她走之前就偷偷给了我5块钱生活。很多事情，10岁的我要独自面对，皮肉痛我都经过了的。”10年政治风暴，章小东亲身经历了由一知半解到感同身受的过程，的的确确是“文革”一代人。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火烧经》，写“文革”时期在上海的一个女孩的所见所闻，她的惶惑，她的忧伤，甚至她有限的欢乐时光。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这样评价章小东的处女作：“反常的事情变成家常的一部分，这才是‘文革’留给章小东创痛最深的记忆。从小女孩的眼光看出去，‘文革’的混乱经验是零碎的、片段的。路上躺着的跳楼的尸体，翻脸如同翻书的进步分子，听来的恐怖谣传，惨淡的年节景观……”

小说记录20多年海外生活

　　《吃饭》写的是章小东20多年的海外生活。1985年，章小东拖着5岁的儿子到美国与在那里读书的丈夫重逢。“我当时在上海工作蛮好，所以一直没去美国。本来打算等他毕业了，我们再去美国，这样日脚（日子）就好过点。然后1989我就离开了上海。当年我娘舅就是去台湾的，后来到死了也没再碰到。”小说里，“我”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饭。“吃饭这个事体（事情）最要紧，吃不饱饭，啥事体阿勿要想（什么事情都不要想）。我到美国的第一桩事体就是烧饭。侬去烧只饭给别人吃吃（你给别人烧顿饭吃），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朋友。所以我请大家来吃饭。”实际上，去美国之前，章小东并不会做饭，家里的事情都由保姆来做，她还临时学做饭考了厨师证带到美国。

　　在上海，她走到哪里，总归被人说是谁的女儿，“到了美国一点优势都没有！但我到了那里，马上就转换好了角色。我妈和外婆一直对我说，吃饭是要紧的，但是要记牢，做人要有尊严，不能偷不能抢不能卖，这是我们家规矩，扫弄堂挖阴沟都可以的。”章小东在那里做过当地华人杂志的编辑，也去餐馆包过春卷，“我到餐馆帮人包春卷，我就看那只钟，15分钟一过1块美金进来。我就是在那算钞票。老板多给我2块，我开心得要死。我对自己说，那8块钱是我自己劳动来的，那2块钱是老板欢喜我，是我的姿态赚来的（注：此段沪语中的钱均指美元）。”

　　在《吃饭》里，记录了她初到美国时的艰辛生活，但从不埋怨，“我没办法，我不向上，我儿子怎么办？都是为了儿子。在儿子面前，不能流露出来我不行。我要表现出，不要紧，有妈妈撑着。其实我蛮苦，我这两只手可是拿笔的，怎么就去包春卷了？”

　　章小东后来又去读书学设计，阴差阳错进了电子工程公司做线路设计。“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然后这个公司聘我去他们那里做电缆设计，可是我没有学过。美国人也不管。我在这家公司专门设计木桶间的电路。这个房间，我一看就晓得电路哪能走（我一看就知道电路是怎么排的）。”在这家公司，章小东一直工作到2009年初公司倒闭，在小说里，她表达了对公司老板——一位退伍老兵——的深厚感情。失业一个月后，章小东很快就找到了新公司，“老板是越南人，小气得要死。我做了两只礼拜（两星期），有一天坐在桌前想，我的人生就这样，一直跟数字打交道，到最后跟我老板一样死掉了？这样做下去，就没有自己了。这个时候，我就决定不做了。”章小东的丈夫，索思摩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电影教授孔海立非常支持她的决定，“后来人家问我在干嘛，我说，我是‘坐家’，后来有人对我说，‘坐家’最后真的成了作家。”

继承了上一辈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火烧经》是章小东辞职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很多人以为这是她到美国后写的第一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在写，写的散文曾在香港、台湾地区发表。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人称我港台作家。我气死了，我是上海人啊，是在上海生出来的啊！”

　　从2009年当“坐家”到现在，章小东写了两部自传式小说，从她经历的“文革”一直写到在美国的生活，下一部小说同样是自传式的，写自己跟儿子的关系。在父亲过世几十年后，章小东同父亲一样，也成了作家。不仅如此，由于自己丈夫是美国的文学教授，来他们家做客的也都是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我们家被称为是‘文化中心’，我的房子楼上楼下顶多的时候住了7个人，间间房间都可以住人，来住的都是文学学者和作家，沙发都是可以拉出来睡的。很多人都喜欢到我家吃，刘再复（学者）一家每次来都要问吃什么。”

　　在遥远的美国，章小东继承了上一辈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我没爹，因为我没，所以我要找爹。怎么找爹？就是看爹写的东西，跟他以前的朋友、学生谈话，走他走过的地方。”

　　“‘大巴’停在距离我家3公里外的静安寺，拖着行李箱，站在静安寺大庙前面的马路上，我看不见那座熟悉的老庙，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摩天大楼。一些还没有到可以穿短裙的季节就露着大腿的摩登女郎，在冷风里冻得哔啵发抖。陌生的面孔在我的身边穿来穿去，大声地用不是上海人的口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时时把我撞得东倒西歪。”这是《火烧经》里的第一句话。章小东对上海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到了《吃饭》这里更加直接，也就是她在小说结尾说的“丢失了味道”。“上海人有句话，出去寻只饭碗头。后来，饭碗头是寻到了，味道没了。人蛮奇怪，没饭吃的时候，要吃饭，吃饱饭了要吃好点，然后要再好一点，慢慢叫（慢慢地），老早的事体都忘记了。”

　　每年回上海一次的章小东看到“弄堂变马路，灶披间变商店，卖手机，卖胸罩，上海人哪能都生活在其中，哪来味道？我老伤心。有一趟看到对面有人修棕梆藤梆（修床），差一点眼泪水落出来了，终于又看到这些东西了。”一聊起上海已经消失的“弹格路”（一种以碎石块铺筑的马路），章小东既兴奋又伤感，“整个上海都变了，连弹格路也没了。”

《吃饭》选摘

《吃饭》（简体字版）

　　没有想到，我到了美国在华文周刊刚刚工作了两个星期，凯蒂就设法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笑道：“怎么样，很吃惊吧，我一下子就找到你了！你现在是出大风头了，我在纽约的电视里都看到你了呢。”

　　“怎么会？我虽然在周刊工作，但那是地方小周刊，和电视台没有关系啊！”

　　“和你的工作无关，和吃东西有关。”

　　原来这天是我第一次领工资，虽然钱不多，但毕竟是我辛苦了两个星期的报酬，我很高兴。下班的时候，女老板带我到对面的银行帮我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又告诉我联邦街上有一家超市的东西又全家又新鲜，就是要自备购物袋。

　　“我去看看吧。”说着，就在家得宝公司的门口，扯了一卷免费的塑料绳子，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前往那家便宜货超市。

　　虽然在丹佛来来去去只有两个星期，可是此时此刻我已经误打误撞变成了“老丹佛”了，特别是每天都要经过的联邦大街和市中心，对我来说，简直熟悉得就好像是上海的淮海路一样。当我找到那家便宜货超市的时候，门口正在举办促销，一长排敞口的冰箱里放满了一只只小母鸡。这种鸡还没有两个拳头大，但是烤出来比白腊克鸡好吃多了呢。只是这种鸡比较贵一点，通常和大鸡一样价钱，两美金一只。而今天的促销价是买一送一，不过一次要买足二十只。我仔细查看了包装纸上的日期，又翻来翻去挑出最大个的，二十只小鸡足有二三十磅呢。

　　二十美金可以买到二十只小鸡真是空前便宜，因为便宜也就忘记了重量，挑好了小鸡就去付钱，付了钱才想起来这个超市没有购物袋。还好备有那卷家得宝公司的免费的塑料绳子。于是我找了一个空当儿把绳子打开，又把二十只小鸡一分二，然后一只一只就好像上海小菜场里缚螃蟹一样把它们缚成两串。

　　拎起来试了试，有些重，可以说是很重，不去管它了，想到回家为儿子做一道他最喜欢的八珍烤鸡，便一咬牙一手一串拎了起来，上了直达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可是还没有到步行街就发现这里有些异常，今天既不是节假日又不是休息天，市中心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我拎着鸡，跳下了公共汽车，已经有些熟识的司机对我说了起：“再见！”我想也没有想就回答了一句：“有吐！”吐出来以后才发现不对，这个“有吐”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再见”后面就不可以用“有吐”！但是已经吐出去收不回来了，好在公共汽车的司机知道我是一个新移民，不会在意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天三K党在这里集会，想像当中的三K党都是面目狰狞恐怖的样子，不然的话怎么一定要用一只三角形的帽子把整个的脑袋包起来呢？但事实上三K党公开横行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在美国只有一部分州允许他们的存在。我始终没有弄清楚科州是否允许三K党存在，只相信他们的集会申请得到了批准，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警察保护他们呢？

　　要动用警察保护他们，是因为反对者的声势巨大，当三K党途经步行街的时候，那些污秽的垃圾就会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我以为这个时候他们的三角帽只用来保护他们的脑袋。按照我的性格是最好挤到最前面看热闹，无奈手里拎着两大串小鸡，只能十分困难地挤在满是反对者的人行道上行进。

　　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在三K党的最后是压阵的警察，警察们排着横队，背着身体向后退。在三K党和警察的当中有个五六米的空当儿，于是我灵机一动就钻到空当儿里去了。这里既没有人挤到我，也没有垃圾飞过来，我以为是最安全的了。只是没有想到电视台的摄像头对准了我，这也就是凯蒂在纽约的电视里看到我的缘由。

　　这个镜头虽然播放了不到一分钟，但也是相当奇怪了：一个东方女人手里拎着两大串“泰森”小鸡，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三K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不要被误认为是泰森的广告才好呢。

　　“哈哈哈……”凯蒂在电话的那一头大笑。

　　(注：此文选自《吃饭》之《漏馅的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