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毕飞宇自2008年以来的首部长篇著作，但不是小说，也不是回忆录，作家用衣食住行、人物等各种片段回忆自己的小时候。

封面毕飞宇像：

李媛 绘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毕飞宇自2008年以来的首部长篇著作，但不是小说，也不是回忆录，作家用衣食住行、人物等各种片段回忆自己的小时候。户口本上的毕飞宇姓毕，江苏兴化人。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开始就告诉读者，他的出生和童年成长的地方并非兴化，而是跟随父母辗转这个村那个村，他本不姓毕而应该姓陆。伴随着这些身世和家庭之谜，铺展开毕飞宇在苏北农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毕飞宇试图带着读者回到四十多年前的苏北农村现场，通过这样一个少年的视角，叙述和反思那个时代。

　　您上次出版长篇作品还是2008年的小说《推拿》，五年过去，您这次拿出来的长篇作品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是您对“文革”期间的童年、少年生活的回忆。为什么是这部而不是另外一部长篇小说？

　　毕飞宇：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问题太大了。这个长篇其实在《推拿》之前就开始了，但到现在还没有写完，能否写出来也是个问题。这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一开始我就太雄心壮志了，又选择了一个陌生的东西。结果写下来，一直达不到我的个人要求，这部小说把我弄得极其痛苦。

　　而这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编辑约稿而来的，编辑陈丰早在五六年前就约我写这样一本书，当时她还在法国的出版社工作。去年上半年，她又跟我谈起这本书，她跟我讲，我们这些人，出生在中国1960年代的乡村，那个时候的乡村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很多乡村的孩子，经历过那样的童年和少年，但他们无法表达；如果不把一个“文革”童年、少年的故事作为范本留存下来，那就没了。让现在年轻人看看那个年代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于是我就被说服了，但我在一开始就表示，不能写成自传，我还不到那个年纪。而陈丰希望这本是个人记忆，但也渴望是集体记忆，把个人名字抽离掉，那个童年也是成立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如何去写它？当时我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每篇写一两万字，理性分析多一点，第二个方案是写得短小感性些，涉及一些分析。后来采取第二种方案，思考的东西有，但感性更多，有画面感，最好能让十四五岁或者更小的孩子也能去读。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属于出版社的一个书系“我们小时候”，其他收入其中的作家还有王安忆、苏童、迟子建等。您儿子已经高二了，以前有想过为他写本书吗？

　　毕飞宇：我以前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青少年阅读问题。在我儿子五六岁的时候，我曾经考虑给他写个少儿长篇，能给他读，给千千万万孩子读，但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写《玉米》和《平原》的阶段。我虽然有这个愿望，但一直没有把手腾出来。我写《平原》共用了三年七个月，写完的时候，我记得去上海，有记者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就像我跟女朋友手拉手来到海边，她上了船我还在岸边。

　　我说，有些伤感，伤感的一个原因是，当我写完这部小说，我儿子都要小学毕业了。这种感触是外人不知道的，我都来不及给他写本书。三年七个月眨眼就过去了，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就是三四年过去了。一个《平原》差不多是我一个本科，读大学是那么漫长的岁月，可写这部小说真的是一眨眼的工夫。

　　陈丰找过我之后，我就开始写《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依然没有想到我的孩子，但因为写这本书，我一下子把我的童年、少年的广阔天地拉开了。那整个写作进程和状态也挺特殊，从去年夏天开始写，写完的时候是今年大年初三，当天下午我就把电子文档发到了陈丰的邮箱里。

　　我注意到，《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行文里，你是在回忆，但一直在试图避免回忆录的写法，所以你在这本书里没有用线性时间顺序来写。这是你一开始的写作打算吗？

　　毕飞宇：我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这些故事，按照时间顺序会成为回忆录。其实整本书我用于打字的时间不多，我一直在琢磨哪些点更有意义。所以我取了那些最能呈现这代人生活模板的人和事，比如衣食住行、玩具、家畜、手艺人等。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您对“文革”时期童年、少年岁月的回忆，但在我看来，里面处处都有政治，有那个时代的荒唐政治环境的描述，也有您现在的个人反思。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展开，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关于“文革”的独特文本。

　　毕飞宇：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要尽可能地感性，但以我的思维习惯和天性，是不可能放弃理性思考的。我不会呈现那种纯粹的思辨和逻辑，但该说到的地方，我一定要到那，我要考虑“文革”政治的东西，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孩子，如果我的童年、少年回忆跟“文革”无关的话，这本书我依然不会写。我必须让年轻人知道，在中国，他的父辈和祖父辈，经历过荒谬的生活。这是写作者的责任。

　　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关于您父亲在那个年代生存状态的那些篇幅，基本上都是政治，比如您写到父亲时说，“文革”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废弃。为何在他身上投射了那么多您个人的政治思考和回忆？

　　毕飞宇：大家说起“文革”，都是打砸抢，但以我的体会来讲，真的不完全是那样。“文革”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伤害是废弃，所以我父亲从来不愿意提李商隐。我们不能概念化地面对生活。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更多写个人受伤的经历，我想说的是，受伤的经历固然可怕，受伤之后的状态更可怕。我父亲那个时候通宵达旦地研究物理、数学，他不是要证明自己还能做什么，就是要活着。他非常聪明，思维特别活跃，可是这个社会不能让他动，他动哪里去？他知道，只要动动语言就可能带来灾祸。那他到哪里发言？就在“XYZ”里，做题目，这就安全了。人都到了这种地步。一个思想正常的人，在那研究数学、光学，其实是极端的异化。

　　这个场景非常“卡夫卡式”。

　　毕飞宇：数学和物理对他不是科学，是甲壳虫身上的硬壳，非常“卡夫卡”。可是那个场景和生活，是我每天面对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说，你父亲在看书，非常安详。但这种可怕，又是你有了认识能力之后才感受到的。在那个场景，也是不知道的。我记得很清楚，夏天的夜晚，热得要死，我躺在外面摇着扇子，家里的灯是亮的，父亲穿着一条短裤，手上夹着烟，面对一面墙。我妈喊，老毕，出来凉快会儿。那边还不吭声。这是一个日常场景，回头再看，又不忍想，一个中年男人，面对多么巨大的苦闷。

　　这种政治的异化，其实在您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在书里提到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被带上台，面对上千大人喊政治口号。您书里说，一直到1986年的9月9日，作为学生代表在母校扬州师院的教师节上发言，因为无法忍受老师们的吵嚷，说了句“请老师们不要再交头接耳了”。您说，“我在‘文革’阶段上过无数的台，发了无数的言，但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这让人想象也挺可怕的。您真的是从小见惯那么多演讲的大场面的吗？

　　毕飞宇：我1964年出生，《玉米》和《平原》出版的时候，有人说我跟“文革”都没啥关系。其实，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投身到“文革”了。这也是“文革”政治最叫人痛恨的地方，连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忽然想起那么小的时候，在油灯底下，我母亲说一句，我学一句，都是《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些大词，表达的都是空的逻辑和空的情感，不要命地表达对党的爱，不要命地表达对不存在的敌人的恨。你可以想象，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话还说不好，站在台上，面对麦克风，底下乌压压全是人，这对一个孩子的摧残多么大。

　　您写“文革”时候的政治和对人的异化，但几乎没有写那个年代的贫困，这是为什么？

　　毕飞宇：我为什么轻描淡写写贫困，不是我不贫困，而是我对此非常警惕。我毕竟是个教师和“右派”的孩子，再怎么样，在当时，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村子，我家经济状况都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不配说贫困。我是有“袜子”的孩子，不配那么写。在贫困这个问题上，我是很纠结的。我几乎没有在苦难上深化，我不能那样做。我回到老家，见到那些发小，他们会嘲笑我哪有资格说自己贫困，你还有袜子，还有饭吃。可是，把这样的疑问放在今天也是可笑的，仅仅是有饭吃。可是温饱在当时，真的是“富二代”。那样的贫穷是骇人听闻的。所以，我没有那样去写，因为要诚实。这本书面对的是全中国的读者，他们包括我那些发小，我同时要经得起他们的阅读，它毕竟不是小说。这是我不能不考虑的。

　　您不写贫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您的童年生活里，您是意识不到贫困的，所有对贫困的思考，都是您后来成长的思考。这就涉及这部书的写作方式，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生活场景，还是借那些场景抒发个人现在的思考。您是怎么平衡的？

　　毕飞宇：这本书对我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跟自己扳手腕。第一，面对任何一个人的童年或少年，他在回想过程中，肯定会包含很多情感。第二，到了成年之后，回顾“文革”时期的童年、少年，像我这样一个特殊家庭，这里有强烈的苦难意识。这是另一个情感问题。所以我一定要思考，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哪？我告诉我自己——真实。小说家的真实是逻辑真实，但这本书的麻烦在于，除了逻辑真实还必须事实真实。也就是一个孩子在他七八岁，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苦难意识到底有多强？如果把今天的苦难意识和反思，强加到那个时候去的话，反思性会更强，但在真实性上是有代价的。人家会怀疑你。对我来讲，如何控制情感，如何贴近那个时候孩子的内心思维，这是难点。那个时候，孩子在苦难里，可能是快乐的，可能是不理性的。但你又不能把今天的健全眼光强加到一个孩子身上。所以这个度，我必须控制好，为了真实。

　　比如《蚕豆》那一章，用今天的眼光看，如果写得过于深情，一方面动人，一方面也可能是可疑的。一个蚕豆怎么可能动感情到如此地步？所以还是尽一切可能把情感因素抛掉，尽一切可能回到当时的场景。那个情感，在那个现场是没有的。这个情感是岁月后来给我的。所以难点就在这里，如何呈现反思意识，如何处理书里的情感。写完这本书之后，对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成长。这样的处理方式，一个三十岁的作家是做不到的，可能比我好，更动人，但这种分寸感做不到。如果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写这个题材，可能会写得极其抒情，但我觉得那样是有问题的，你丧失了最初的动机，你的目的是还原和呈现一个母本，但最后走样了。

　　这本书的结尾最有意思。最后一章写了一个叫“陈德荣”的人。您对他是有愧疚的，因为您的举动让他遭到不幸。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这是结构上的有意安排吗？

　　毕飞宇：完全是巧合。我本打算写几个人的时候，没有计划要写他，后来我意识到不能不写他，是回避不掉的。我可以假装忘记，我也可以不写他，可是这个事情，有上千的证人看到。这个写下来，对自己是一个必须的交代。虽然不是什么大恶，我也至今不认为自己是大恶，但在人性恶面前，人不要太自信，别认为自己能躲避得掉。在那个年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其实是高兴的。我们两个人经常打架，终于有机会整他，甚至用的是国家机器。跟你打架的人，最后输了，你发自内心是高兴的。

　　这本书的开头，您首先交代的是个人的身份问题，出生、生长在农村，但同时其实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何一开始要交代个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对您的写作有何重要意义？

　　毕飞宇：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作家，跟知青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面对疯牛疯狗疯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恐慌。你要么跑到河对岸，或者爬到树上。你在河对岸获得的安全感，和你在树上跟那头疯牛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心情是不同的。我丝毫不怀疑那个时代知青作家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反思与描述。但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来说，他们在河对岸，我们在树上和猪牛在同一块土地上。我写《玉米》和《平原》，动机也在于此。农民是没有书写能力的，都是知青在写1960、1970年代的乡村。非常幸运的是，我生长在农村，我能书写，我比他们更贴近些。但我也相信，我的贴近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就算书写农村，我跟莫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他们对土地的认识跟我不同，虽然我也是从土地上出来的，但是在身份上还是有区别，因为我不是农家子弟。

　　在我个人身份问题上我是很伤神的，我无故乡，无祖先，这两者给我巨大的遗憾。因为我没有祖坟，所以一年中我最不愿意过的就是清明节。我书里也写到，我儿子出生的那天打电话给父亲，问他我的儿子该姓“陆”还是“毕”。那个时候，我很希望儿子姓陆，但当时他没讲。好长时间，两个男人沉默在电话里，最后我就合上了手机。按道理，一个男人做了父亲，应该只有单纯的喜悦，可是，对我来说，那天是悲喜交加。最后我选择让儿子姓“毕”。可能是我的身世太特殊，所以很害怕回到那些村子。那些乡不是我的，但我又在那长大，有些怯，所以尽量不回去。但我能写这么多东西，需要归功于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给了我那么特殊的经历。

    （东方早报201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