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纪念唐弢先生百年诞辰

    不只是《琐忆》……

    与早年受到鲁迅影响，且在鲁迅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年一样，在普通读者的眼里，唐弢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作为鲁迅精神的维护者、阐发者和践行者而存在的。很多人至今知道唐弢，是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他回忆鲁迅的散文《琐忆》，其中关于他替鲁迅挨骂的故事广为流传。

　　11月3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的“唐弢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多位专家重温了这段往事。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不断更换笔名。唐弢也偶尔在这副刊上发表文章，被当做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有一次《申报》编辑黎烈文请客，席间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唐弢则是最年轻的客人。鲁迅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唐弢的写作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早期热衷于写杂文，毕生都钟爱杂文这个文体，也为这一文体在鲁迅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做出探索。他的杂文写作继承了鲁迅的韧战、搏斗、反虚伪的精神。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有鲁迅的风骨，又有自己的特色。“读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杂文，有些文章有些话至今力透纸背。”

　　作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唐弢也为鲁迅写下了大量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文章，且为编辑鲁迅的著作倾尽全力。他也曾想写完最后定名为　《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的鲁迅传记。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也只写出了占全书计划的1/3的10万字。

　　鲁迅研究之外，唐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更是在史料、史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61年，他与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应该依据出版或是早期的印本，防止以讹传讹。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史写作中的“以论代史”的主流意见中，他却主张要“论从史出”，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

　　他的弟子、学者汪晖回忆道，谈到用“春秋”笔法时，唐弢曾引用巴尔扎克的说法，“写小说像在数学上只摆方程式”。“他用方程式的比喻，不是说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恰恰相反，他主张文学史研究的多样化，而反对单一模式的文学史写作。他的意思是文学研究中的批评‘应该旗帜鲜明，而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独立判断的空间。”

　　在汪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余温和脉搏正通过唐弢的文字而流布与跳动，他的一些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性。“先生曾指出：‘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好的文学史研究是能够发现新的作家、作品，发现经典作品中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内涵的作品。因此，即便是政治上处于对立面的作家，如果作品好，有艺术价值，也需要在文学史中得到恰当的分析。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并不只是作家作品论，它同时需要关照政治的、思想的和运动的脉络。所以，文学史研究不同于当代文学批评，它包含更多的历史成分。也因为此，他倡导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

　　唐弢一生丰富的藏书，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研究现代文学而准备的。巴金先生曾这样评价唐弢的藏书：“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收购、保存至今的藏书绝大部分为现代文学书籍，其中不乏价值奇高的初版本和毛边本。唐弢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及其子女慷慨地将他的藏书完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为此特别建立了“唐弢文库”。经过科学分类、鉴定、编目，共计有藏品4.3万件：杂志1.67万件、图书2.63万件，其中一级品141种。

　　事实上，唐弢确是“爱书成痴，每到一地先去书店”。坊间至今依然流传有不少有关他淘书买书爱书的故事。他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说，唐弢与书的缘分，在他的200多篇书话里得到了延续。自上世纪40年代起，唐弢以“晦庵书话”的写作闻名于世，融史料的缜密考证和史家的真知灼见于一体，被誉为“现代书话之父”。在他看来，唐弢一生最有成就的是书话。“虽然先生不赞同这个观点。但只有书话最好地融合了他作为文学史家、藏书家与散文家的全部特点，也融合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