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义自1977年起就负责中小学英语课本编写和教研工作。其手中拿的是1988年至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是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作为“文革”后最早参与英语教材编写的那批人，75岁的刘道义历经了几十年来英语教学的数次变革，她参加了历次的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编制工作，编写和修订了12套中小学英语教材，其中与英国朗文公司合编的英语教材，里面的“李雷”“韩梅梅”更是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对于英语的教学改革，刘道义持谨慎态度，她说，外语教学要讲科学规律，不能贴烧饼一样，忽而左，忽而右，忽而停，忽而开，“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太大了。”

上世纪80年代教材：结构主义教学方法必须改革

　　东方早报：你参与了最初的英语教材的编写，当时情况如何？

　　刘道义：我北外毕业后教了17年的书，1977年根据邓小平指示，搞中小学统编教材，我就从北外调出来到人教社做教材。这相当于是一个政治任务，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之前，要把原来低质量的教材全部更换为新教材，时间非常紧，任务非常重，但“文革”之后，人们压抑很久的热情迸发出来，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个老师加班加点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时我国尚未参加世界图书版权公约，我们从国内外大量的资源中挑选素材，实际上“盗用了”世界上许多教科书中优秀的课文，再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删减、改编，最后还会由北外的邓炎昌等老师严格把关。

　　但这套教材的编排体系仍受到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以句型为主要脉络组织编排语言材料，对于语言的交际功能不重视，致使学生难以培养起综合运用语言实现交流的目的。教材在实际使用中，受到了一些批评，包括我们在1985、1986年做的全国英语调查，认为这套教材对学生听说读写培训不够。而我们也一直在反思它的不足，决定对此进行改革。

　　东方早报：遭到批评时，你作为编者的感受如何？

　　刘道义：我们当然是心里非常不安的，但其实作为编者，我们对它的得失心中其实是有数的，也一直在进行反思。我1981年作为第一批编辑代表团，受英国出版学会的邀请，去朗文公司学习了半年，在他们的教材中获得很大启发。1985年，我在悉尼学习应用语言学，相当于在理论上又加强了建设。回国后，我强烈感受到教材不能满足英语学习的需要，应该要进行改革。1986年我和张志公先生联合撰写的《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对这套教材的优缺点做了分析。所以说教材改革，并不是遭受到批评之后才开始的，而是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愿望和动力要改革，这也促进了（上世纪）90年代的教材改革。

　　东方早报：你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后第一套英语教材的得失？

　　刘道义：这套教材有结构主义教学方法的天生弊病，就是比较枯燥，尤其开始教句型：“What’s this? It’s a book .Is it a book? Yes, it is.”属于明知故问了，对学生掌握句型有好处，但是会比较枯燥、死板。其中的课文也不乏一些文学性的、比较生动的内容，但是一到会话，就交流不了了。语言的功能就是要学以致用，如果教材教育出来的学生只有哑巴英语的能力，读也读不快，写就更没有能力了，那就必须要改革。

　　有人说“教科书怎么能

　　中外合编？”

　　东方早报：到了第二套教材，就是中外合编了，而且有联合国的支持，你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先驱的想法？

　　刘道义：在英国期间，我看到国外的英语教科书，就萌发了中外合编教材的思想。回国之后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做了些宣传，加上当时的教师也渴求改革，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986年北京国际书展，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朗文公司都希望和人教社合作编写英语教科书，人教社也想把自己的中文教材打入外国市场，1987年，人教社老社长叶立群社长率团赴英进一步洽谈，我也随团出访，其间得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是联合国最大的资金赞助机构。回国之后，我们就向教育部申请项目，通过外经贸部批示，向UNDP申请项目基金，中外合作编写4000多万初中学生需要的高质量英语教科书。联合国委托教科文组织作为执行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招标合作的出版社，其中不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一些书商。我去了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评标，确定最后合作伙伴是英国的朗文公司。1988年11月，我们在北京接待了英方高级顾问亚历山大先生和英方编者格兰特先生，中英合编英语教科书就此拉开序幕。我们用了三年时间编了初中教材，接着三年编了高中的。这一套教材的影响比较大，除了当时上海用自己的课程和教材，全国其他各个地方都是这套教材。

　　东方早报：中外合编当时受到压力吗？

　　刘道义：这是历史上的首创，在当时环境下，很多人认为教科书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产品，怎么能跟外国人合编？实际运用中，有些老师为这套教材欢呼，但也因为教材对教师本身的实际运用能力要求较高，很多教师觉得无法适应。同时，它要求学生大胆开口，所以常常会设置一些小组活动、pair work、搭档作业、做游戏等环节，所以连一些教学管理部门都觉得怎么外语课上得乱糟糟的。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培训工作，总结了五步教学法，集中骨干教师，演示给他们看。但总的来说，这套教科书对教学方法改变非常大，可谓和平的革命。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的这套教材给新世纪打了很好的基础。

　　东方早报：你一直强调教科书编写要与时俱进，在你看来这套教科书有什么问题？

　　刘道义：这套课本在结构方面略有点乱，像语法，虽然结构主义那套很死板，但也很扎实，而这套就不像以前掌握得那么好。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修订，在语法点的控制上更加严格有序。英语教科书始终有语法知识和语言技能两者的矛盾，两方面的要求始终打架，强调知识，可能对技能有影响，强调能力，语言知识就可能不足。这两者的平衡是很难的，我虽然是个完美主义者，但也只能在追求完美的路上前进。

　　东方早报：这套书现在几乎成为80后的集体记忆了，关于李雷与韩梅梅也衍生了许多话题与文化产品，你当时是什么设置？

　　刘道义：格兰特先生提出来，可以根据国外教科书的做法，设置一些贴近学生实际的话题，对此设计一些故事、情节，我非常赞成。所以就设置了中外学生同班上课的情景，为此再设置了几个中外家庭，当时国际班、国际学校还很少，所以是非常具有新意的。人名上，我们选了很多典型中国孩子的名字，让外国人选，他们选择了李雷、韩梅梅这样发音简单的，当然Jim这样的外国名字，也是由中国人选的。编写上，注意孩子熟悉的领域，比如从家庭、学校渐渐走向社会，比较自然地进行跨文化交集，比如外国小孩到中国小孩家吃月饼，中国小孩到外国小孩家吃fish and chips，这样就很自然地介绍了不同文化。很多人跟我说，是从这本书里首先接触到外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另外还有孩子们去摘苹果，去工厂、博物馆参观，到高中版，越来越多的社会话题。这样由近及远的编写，让孩子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即便也有“what’s this”这样的句型教学，但放在情景对话中就非常自然。有的老师在教学时会把课文当小剧本，让学生一幕一幕表演，学生自然会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我们的初衷也就是让孩子在用中学，学中用。但现在孩子们的这些话题，我确实没有想到。（大笑）他们联想到自己，衍生一些异性的八卦，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小孩子是这样的，一旦喜欢学习，就进入状态中去，进入人物的思想情感中去了。

1950年代学习英文是政治需要

　　东方早报：你在1950年代中期进入北外学英语，当时俄语是强势语种，在这种环境下学英文有压力吗？

　　刘道义：没有什么压力。我在中学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可以送到机要学校去学习，比如去哈工大、清华、北航学习理工科、军事工业等，但我自己喜欢文科，在这批机要学校当中选了北外，被分配到小语种。当时俄语学院占北外一半，西方语言都是小语种。学英语在当时也是国家的政治、军事需要，抗美援朝刚刚结束不久，北外很多英语老师也去了朝鲜做翻译。当时俄语受到重视，学俄语有机会到苏联学习，但是英语就不行了，属于帝国主义语言，西方国家也封锁我们，毕业之后不是做翻译就是做外交或者做老师，我自己想当教师。

　　东方早报：你曾经写文章提过进北外后，陈琳老师对你的口语帮助很大，原来口语是中国人学英语的难点吗？

　　刘道义：也不是。当时中学对外语学习的要求非常低。我初中在南京一家私立学校，英语老师水平非常高，口语、语音都非常漂亮，教材用的是解放前开明书店的教材，也是很不错的传统教材。但当时社会不重视，对学生的要求不多，背背单词、课文，就能考得还不错，谈不上听说读写能力，词汇量也很低，形成不了多少外语能力。而且到高中之后，外语是学俄语，英语就放掉了。

　　当时政策也常变，小学不开英语，中学开开停停，1953年的时候，初中外语全部砍掉，1957年的时候又恢复。（上世纪）50年代由英语转俄语，60年代又俄语转英语，变来变去，学生的外语普遍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像我高中学俄语，老师不错，还有外教，我学得也挺好的，但到大学后学英文，俄语又丢了，英语又重头来过。

　　入校练口语是北外的要求，因为对语音要求特别严格，当时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语音可能带一些方言，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来自教会学校的本身水平比较高的学生，但是都是零起点，从语音开始重新学起。新生要用6-8个星期，拿着小镜子对着口腔练习发音，然后通过纠音阶段。

　　东方早报：除了口语，北外英文系当时还有什么要求？

　　刘道义：当时我们的学习要求是少而精，词汇量不必很大，但是要学得细，对基本功抓得也比较严格。基础的语音语法词汇学习就分好几门课，同时又有很多名师，外语的学习条件、教学质量在全国可以说是最高的。但我们的学习时间并不是很充分，运动太多了，“大跃进”时期操场上大炼钢铁，还要下乡种树，对学习有很大冲击。我们本来应该是学5年的，但是4年我就提前毕业了。因为当时中苏交恶，俄语学院原本有300个学生要到苏联去留学（后来被取消），当时的思路是，反正是学外语，俄语跟英语都是外语，就让他们全部转学英语吧。这样对英语老师的需求就急增，就选了20来个学生提前毕业。所以我觉得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还是不够。

　　东方早报：你当英语老师期间，有没有对当时使用的教材或教学方法有所反思？

　　刘道义：小学初中高中跟大学不一样。我用大学方法教高中生，比如抠语音、讲语法，还能被接受。但初中就不一样了，小孩不喜欢语法、句型的教学，只好想些讲故事的办法，把小人书上的中文贴掉，翻译成英文给他们讲故事。当时也还试图做些双语教学，比如数学、音乐、地理等课用外语上，希望让孩子多接触外语，但是“文革”来了这些实验就都中断了。只是这些过程中，感到大学教英文的那套文学的、翻译的、句型的方法，对小孩子来说不大灵光，需要其他的教学法。到中美开始交往后，我们得到了《英语900句》的教材，当时对我们是一个振奋，根据这个教材的路子，我们编了自己的教材，教出来效果非常好，口语水平大幅提高，说出话来都洋腔洋调的。这种探索也给我们一定启发，所以编写（上世纪）80年代那个教材的时候，虽然仍是结构主义教学方法，但是注意了内容，用了很多插图和小故事吸引学生，也有学生反馈马克思、拿破仑、瞎子摸象的课文他们印象深刻、倒背如流。

外语热及外语热降温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外语热”以及“外语热”降温？

　　刘道义：原来外语根本不受重视，刚恢复高考时，外语地位很低，10%计入高考分。后来30%、50%、70%，到1983年100%。到（上世纪）90年代初，高考变成三门主科加一门副科，语数外就处于同样地位，外语的重要性史无前例。加上外语对个人发展很有帮助，找工作、出国留学都需要，就引起了外语热。现在说外语热需要降温，我认为适度降温不是不可以，但要讲究科学、讲究方法，不能一刀切。比如工作招聘，不一定需要用到外语，但现在就变成一个基本要求了。或者中等、高等职业学校，其实也并不是都需要外语，现在也一窝蜂。而且高校招生中，比如一些特长生，或者要学文科，古文特别好，那么外语差一点也没关系，可以根据特长招生，我认为外语在这些方面降温都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高考外语降分，好像变成为了语文降英语，这就很不能理解。高考毕竟是中学教育的指挥棒，这种决策会影响日常教学，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慎重作出的决定。目前大学英语教育的弊端已经出现了，外语学习是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的，考过就算。而高中之所以能保证比较好的教学效果，正是因为有高考在。我倒是认为高中可以设英语选修和必修课，至少在高中一年级，应该开设必修英语课。通过会考后，可以进入选修阶段。对外语学习一会儿一个政策，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

　　东方早报：对于小学英文课的开设，你认为关键在哪里？

　　刘道义：小学开外语有优越性：小孩子的记忆好，模仿能力强，接受能力强。但是问题在于小学教育的条件是否具备。因为计划生育，小学生源降低，很多非英语专业的比如音乐、美术老师有下岗的危险，只要懂点ABC，培训一下，就变成小学英文教师。这样的教学质量很成问题。我去这样的学校观摩过，师生英语对答如流，但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还不如不教。英语教学还依赖于语音设备、语言环境、教学管理……如果这些没有到位的小学就开英语课，就会非常糟。所以导致有人说小学开英语课好，有人说糟。我觉得应该是有条件的开，没条件不开，必须通过一定的资质审查，保证外语教学质量。现在开了10年，收获与问题各半，但不能说是失败的。像北欧国家坚持开设小学英语，瑞典开了30年，他们说英文跟英国人一样，水平非常高，而他们的国家发展、经济强盛与此很有关系。

　　我认为做砍掉小学英文的决策需要慎重，不然几十万小学英文教师怎么办？现在不是（上世纪）80年代了。70年代传达毛主席指示，学外语要从小抓起，1975年全国小学开外语，当时的一批师资不错，都是外国语学校出来的，语音语调都有基本功。但80年代初，为了确保初中英语师资，教育部宣传小学停开外语，充实中学力量，全国砍掉小学英语，变成“三毛流浪记”，只有上海、广州、无锡三个城市坚持下来，北京也只剩三所学校，当时能够坚持真的很不容易。但90年代，小学自发开外语课成风，到90年代末有1000万小学生学外语，所以到2001年，小学外语课又开起来了。至于现在是不是又要砍，我还是认为决策人需要慎重。教育是一门科学，需要尊重其教学规律。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外语总是被成为教学改革的重点关注？

　　刘道义：外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好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费时多，收效少，浪费学生的时间精力，另外应试也造成学生很大负担，很多学生为了通过这样那样的外语考试，求助于培训机构，花了很多钱。所以很多人对外语有情绪，反正学不好，不如不学，过去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现在不学ABC，照样搞建设。但外语并不只是一门工具，是我们公民需要的素养和知识。外语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不仅是人生发展工具，对求职出国有帮助，而且它对你的分析、记忆、推理、判断、逻辑、想象等各方面能力都有帮助，使一个人能够打开窗户看到世界，具备跨文化交往的意识和能力，是21世纪公民必须有的素质。它是公民必须受到的教育，但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一定水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使大多数学生经过一番努力可以达到的水平。但中国的外语学习，一是缺少语言环境，往往大班上课，很难展开互动；另外国家太大，经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学生本身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不同，机制也没跟上这些状况。

　　另一方面，语言的教学连续性非常强，2001年开小学新课程，但这批小学生还没有升初中，初中的新课程又实行了，初中的还没毕业，高中又开始实行了，这里面的衔接就出现问题了。原有的初中毕业要求掌握800-1000词，新课程的要求则是高中1500-1600的词汇起点，这样改学生能满意吗？很多省为此不愿意进入新课程，直到2012年，全国最后一个省广西才进入新课程，可见机制上存在严重问题，这是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证明。不同程度的学生在一个班上上课，成绩两极分化，现在又不能留级，考试出题时尽量出得精致，让成绩不好的学生能上60分，初中出小学题，高中出初中题，勉强送他们高中毕业。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是什么心情？外语教学要讲科学规律，不能贴烧饼一样，忽而左，忽而右，忽而停，忽而开，忽而英语转俄语，忽而俄语转英语。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太大了。

 “文革”前使用的英语教材。

 1990年代流行的许国璋《英语》。

 自1992年出版以来长盛不衰的《新概念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