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摩的侄儿》 资料图片

    今年是狄德罗（1713-1784）诞辰300周年，相较于去年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的热闹，今年无疑冷清了许多。最明显的例子，去年出版的《卢梭全集》是2012年汉语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物之一，相形之下，汉语学界对狄德罗的反应却一直冷淡，有关狄德罗的原著乃至二手文献至今仍寥寥无几。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这种冷遇对狄德罗更显得不够公允。

　　生前赫赫而身后寂寂的狄德罗有着太多值得重视的理由。作为《百科全书》的主编和主要撰写人，他将《百科全书》的撰写视为毕生最重要的事业，而该书也是启蒙精神的实体性体现。该书的宗旨是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以展现启蒙时代的新科学与新风俗。为此，狄德罗不仅团结了像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并且身躬力行克服重重困难，促成该书的最后出版，使其成为人类出版史上第一个工程浩大的巨著。

　　时至今日，虽然从书籍史、出版史以及传播史来考察《百科全书》已属流行风尚，但是支撑狄德罗编辑与出版《百科全书》的精神力量更不该被遗忘，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旨趣及其反映出的时代精神状况更加值得重视。狄德罗与另一位重要合作者达朗贝尔（d’Alembert）并不是将《百科全书》单单作为知识汇编，而是借此宣扬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以颠覆性的语言攻击教会的权威观念，为启蒙运动正名。但狄德罗自己的作品却不如《百科全书》那样自信，他时常会在理论上显得前后不一，或是模棱两可，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显示了狄德罗与启蒙运动基本精神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轻易在他的著作中体会到18世纪的热情与乐观，也可以在其著作的角落细细察觉到启蒙运动所投下的消极阴影。他敏感地意识到启蒙运动的副作用，即理性筹划正逐渐取代传统权威的过程，却又无力建构全面积极的精神面貌。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改造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向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自然的“祛魅”。狄德罗在《对自然的解释》一文中谈到：“我们正接触到科学上一个大革命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启蒙要求以理性的方式对传统秩序改弦更张。一方面，人类知识的范围被极大地拓展，自然不再是一种象征着恐惧或迷信的未知事物，而是可供科学观察，并且成为新知识的来源。在经济活动方面，自然被工业社会开发和改造，成为生产的场所，于是自然逐渐被当作生产资源，而资源正是现代社会看待自然的主要视角。自然观念的改变，同时延伸到人类对自身心灵的看法，人们开始相信人性可以在扩充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这一完善过程实现于主体性对自然的支配之中，总之，古代世界有关自然秩序或自然拥有目的因的说法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自然必须服从于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发展。

　　同时，启蒙运动对世界的“祛魅”还体现在人类的世俗生活中。如果说，人类不断挑战自然的限制体现在自然观的改变上，那么对世俗权威的攻击，则反映出世俗生活内部秩序与意义的消解。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启蒙运动在思想解放与科学进步上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似乎宗教权威和先验的知识体系只是禁锢思想，只要我们跳出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就会发现启蒙运动将人类置于前所未有的险境，因为人类将不得不依靠自身的理性去面对未知以及一个没有彼岸可供寻求慰藉的世界，人们也不再对具有超越性的事物保持原初的敬畏。那么，这种危险的处境是否意味着，当启蒙运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的精神基础之后，现代社会将处于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卢梭的回答是肯定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必将导致德性的败坏，狄德罗的回应与卢梭不同，他在总体上还是肯定文明社会的优越性，不过他敏感地意识到内在于启蒙的精神疾病，会表现为理性固有的自我破坏倾向和机制，如果理性的自我破坏实质性地包含在以自由、平等为宗旨的启蒙运动中，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将不仅变得可疑，也变得危险。

　　狄德罗在小说《拉摩的侄儿》中描写了这种精神疾病，这部小说同他大多数作品一样，在世的时候被秘密印刷并在小范围内传阅，在他去世之后，这部小说长期失传，直到德国出现了该书的复本。歌德大为欣赏此书并将其翻译成德文，后世才得幸看到这部伟大的小说。《拉摩的侄儿》可谓狄德罗哲理性小说的巅峰，也是狄德罗最为费心的一部小说，从开始执笔写作到最终定稿，狄德罗整整耗费了17年。小说的情节倒非常简单，哲学家（小说中的“我”）与音乐家拉摩的侄儿在咖啡店里讨论有关德行、善良、幸福等话题。拉摩的侄儿滔滔不绝地否定美德的普遍性，坦率地赞美物质性的享乐，“我”的抗议在拉摩辛辣而风趣的言语中找不到任何力量，“我”反而在拉摩生动的反讽感到了内心的动摇。

　　拉摩侄儿所象征的是现代个人的形象，在他看来，人生中天大的事情是追求物质性的享乐，对欲望的歌颂等同于德行的价值。我们不妨听听拉摩侄儿的独白：“人们歌颂德行，但人们却憎恨它，躲避它，它是冷冰冰的，而在这世界上人们必须使自己安乐舒适。”拉摩的侄儿的言辞是充满活力的，因为它真实地道出现代社会的真相：在追求物质利益的生活中，人们越是虚浮浅薄，追名逐利，越是显得真实生动。启蒙所要求的理性自治之结果反而令人争当饮食男女，而美德伦理变为缺乏说服力的说教。

　　小说不过是以拉摩侄儿之口道出了启蒙的习气。启蒙精神需要的并不是此岸的超越性，而是要求充分解放人人都有的理性与自然欲望。例如，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Helvétius）就认为人们行为的动机与道德的根据就是人性中的趋利避害，人们会主动选择追求快乐并且远离痛苦。出于自然需要的正当立场，启蒙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在世俗生活的实际效果，是人们用理性为自己谋求利益，而肆无忌惮的欲望需求总能找到合乎人性的借口。于是，启蒙教化的结果一方面让理性变得功利化，理性被更多地用于算计利益得失；另一方面由于瓦解了宗教、习俗这些社会权威，个人的独立地位被神圣化了，尤其是所谓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将个人的私欲私利正当化了。因此，人性中欲望的部分被视为真实，尚德的部分则被视作虚伪。狄德罗通过小说《拉摩的侄儿》不自觉地描绘了一个无节制的现代世界，拉摩的侄儿作为一个缺乏教养的资产者形象，在一个健全社会中他本该是一个失败者，却先知般地道说出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这便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的典型症候。

　　狄德罗描写拉摩的侄儿身上颓废的、破坏性的精神气质，同样生发于启蒙对权威的否定性瓦解。拉摩的侄儿玩世不恭，却仿佛是启蒙的人格化身。从积极地方面，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生动机智，说话热情风趣，个性之独特甚至让别人觉得古怪。不过，这种“个性”是建立在不断地提出否定之上，拉摩的侄儿不停地消解道德的崇高感，对更高价值进行贬低，但却不能建构全新的社会规范。个性在肯定个人的特殊性的同时，却消解一切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事物，腐蚀着原有社会规范的约束力。拉摩的侄儿的破坏性如同《奥德修斯》中塞壬的歌声，充满着诱惑与危险，隐喻地道说出启蒙运动的两面性：一面是理性解放之后主体性的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伦理道德的规范性逐渐丧失效用，社会的文化结构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模样。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分裂性论断”概括了拉摩的侄儿的言说，认为这类言说是“真实的和不受控制的”，是脱离了一切规范性约束的私人语言，这造成了包括拉摩的侄儿本人在内的一切具有真实内容的事物都土崩瓦解。于是，启蒙教化呈现出分裂的历史景象，在狄德罗那里，是拉摩的侄儿的人格分裂，而在黑格尔那里，被更为精确地把握为一个缺乏真实精神的世界的自我崩塌，这也是精神自我发展的必然环节，因为“精神只有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且不论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是否同黑格尔所言那般艰苦，不消百年，现代社会的全面解体便已经真实呈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写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评论了贯彻启蒙原则的现代社会“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生产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得陈旧了”。在这个意义上，《拉摩的侄儿》蕴含着现代性问题的思想雏形，正如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代表白璧德（IrvingBabbitt）所言：“狄德罗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现代生活的先驱。”

　　卢梭在自己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开头引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作为题词：“我们被美好事物的外表所迷惑。”狄德罗显然比今天很多迷信启蒙的人要清醒，与历史传统相决裂的结果不单单是所谓思想进步，也会丧失对未来命运的决断能力。狄德罗在他的年代，还不具备成熟表达现代思维之局限性的历史条件，他只能隐隐地直觉到人类生活可能出现的无根状态，却不明白光凭启蒙本身是无法提供一种崭新且积极的生活样态。所以，今天我们看淡狄德罗诞辰并不是件紧要的事，紧要的是接受狄德罗提示给我们的挑战，严肃对待启蒙这桩未竟的事业。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