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合作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组建的民间历史平台“我的历史”于17日在苏州启动，为个人写史提供帮助。

唐建光（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

    在“历史嘉年华2013”举行期间，早报记者专访了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

　　东方早报：本届历史嘉年华与上届相比在设计上有什么不同？

　　唐建光：首先加入了学术单元，即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公共历史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内，但真正引起学术界重视要到2010年。我们与上师大公共史学中心合作举办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希望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公共历史学科建设，进而也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的定位应该在哪里呢？其价值何在？

　　唐建光：个人写史肯定不是学术研究，但确实是历史资料，保存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国家的记忆，是对未来负责的方式，它的很多价值未必是现在能看到的，但我觉得对将来是一定会有作用的。现在研究辛亥、抗战、“文革”等时期的资料少，就是因为保存差，很多人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照片等被“破四旧”破掉了。

　　东方早报：国外有类似的做法吗？

　　唐建光：最突出的是犹太人大屠杀那段时期的记忆。上世纪4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或社会各界，希望挖掘犹太人的那段记忆，但基本都被抗拒了。但最近我们有同事去以色列交流，发现犹太人自己在挖掘、保存自己的历史，收集整理个体群体的记忆，通过国家、社会的参与，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在美国很多都是以社区、族群、地方为单位来进行项目采集，很多地方性的图书馆都会通过当地居民的口述，把一切可以保存的资料保存下来，也就保存了地方记忆。

　　巧合的是，在我们宣布成立“我的历史”平台的第二天，台湾“文化部”也宣布启动“国民记忆库”的收集行动，他们也打算用数字技术保存，做成资料库。只不过他们是官方的，而我们是民间的，但是可见个人写史、个人记忆的保存已经成为趋势。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的方式可以推广给每个人吗？

　　唐建光：有一点难度。这种个人历史记录多数是非功利的，这是其推广的障碍。其次是技术门槛，要求记录者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对材料的分析甄别能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第三是心理层面，我们收到的很多反馈中，有些人并不是很愿意去直面过去的经历，宁愿让它过去，也不想去回忆。从这些角度看，应该不可能让每个人参与，但我们希望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个人历史记录可谓“有多少算多少”，哪怕多一点资料、对我们的历史记忆都是有帮助的。

　　东方早报：“我的历史”这样的平台会对民间记忆的保存提供哪些帮助？

　　唐建光：目前的写作者、记录者往往自发，缺少相关的组织和培训，乃至很多人分不清虚构和真实，把个人史当小说来写，这不管是对作品可信度还是史料价值，都存在很大影响，所以我们首先会进行相关的组织与培训。其次，个人史写作不像商业写作一样有出版、挣钱这样的外在动力，这湮没了一部分积极性。我们希望构建一个组织平台，让历史学者、写作者、出版人、媒体人加入进来，构建一个可以交流的出品通道，让内容得以出口、分享，提升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就是图书馆系统，大量的个人写史可能并不是完整的形态，有的可能是碎片式的，有的可能是博客连载式的，但这些内容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希望能够把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整理、收集起来，做成图书馆，采取线上和线下的形式，不仅收藏纸质书、碟片，也会做成线上图书馆，利用数字分析的方式，使这些史料成为可被检索、被利用的数字形态。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项目已经收藏了3000多部民间历史作品，但我们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构建一个更大的面向公众参与的平台。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怎样算是好作品？

　　唐建光：我们作为个人写史的组织和动员者，不会对此设定标准进行限制，在我们看来，只要是非虚构的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是有价值的：于个人有记忆的保存价值，于社会有历史保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