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穗奇(主持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李伦新作品的研讨会，这是继去年底李伦新长篇《非常爱情》作品研讨会后的又一次专题会议。在以网络的方式，更多地关注这部长篇包括李伦新的创作现象。李伦新同志先后在政府和文化机构任职，担任过上海的区长和区委书记，和文联的党组书记，是个名副其实的政府官员。但作为政府官员，李伦新依然保持了高昂的创作热情，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包括长篇、短篇和散文随笔，可以说李伦新同志在文学道路上笔耕不缀，也因此而获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是同样感受到了作家本人的人格魅力，是这样的魅力使得李伦新同志可以在担任官员和文学创作两个领域里相得益彰。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下面我们就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曹阳：这是一部具有厚重份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我对它是充分肯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先说一个我们两个的背景材料，老李写这部作品我自己能比较了解，读这部作品回到我们共同的命运，反右时期老李二十三四岁，我比他大一岁，完全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老李是我们报社的作者，他在团区委工作，这部作品是写他的切身体会，年青人已经不太了解我们当时那个时期。

　　曹阳：我觉得有三方面的份量：第一是生活的份量，现在有一些文学作品包括艺术作品越来越失去理智的追求时尚，年青时有很多智慧在时尚里会体现出来，我不会全部否定，如果与生活脱离、缺乏内涵，我觉得就会缺乏份量，近来有一个好的现象，现在很多作者包括导演都在回归现实生活，已经不是一种呼声而是成为了潮流。《非常爱情生活》这篇小说展示了二十世纪我们中国发生的一段非常的历史，从反右开始到文革，我觉得这个作品既有正常的现实故事也有不正常的生活。作者有自己的血泪的体会。

　　曹阳：这段历史不管是经过或没经过，都会从这个作品中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从《非常爱情故事》的开展、叙述中已经反映作者的生活份量。第二是情感的份量，我是一直很重视作家的情感世界，如果有生活经历而没真正动情也写不好一部小说的，作家与非作家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难能可贵的就是要写出人间的真情，《非常爱情》非常吸引读者是通过作者写出了人间的感情，杨岚、马九天等人物都是在非常时期中人间自有真情在，作者亲历了这段非常的历史，当时我们都是很敏感的，我觉得这方面的细节老李都写到小说里去了，非常珍贵的看到普通人身上的真情。

　　第三是美学的份量，生活的积累或情感的积累不等于就有了文学作品，但是这是决定作品的基本要素，作者在这种的积累基础上用自己的文学修养、写作才能去构想文学作品，展示自己的美学追求。我觉得成功的地方就是构思很独特，很出人意料，爱情非常纯洁，理想化了年青人，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曹阳：在写到悲剧命运时，把人物的经历和传奇情节结合起来，是很好看的一部小说。作品的叙述语言到故事情节的展开表现了成熟作者把握重大题材的能力，因为历史很沉重，所以把握题材很不容易。因此我看完这部作品以后我有一种感觉，是不是这部《非常爱情》可以是新的里程碑，提供了很值得研究的作品。

　　曹阳：我觉得中国反映体裁的作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展示苦难为主，现在一部比一部写得厉害，我觉得展示苦难也是客观存在的，作者告诉大家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了，这也是好的。后一个阶段出现了像鲁彦周《天云山传奇》，有爱情上的斗争，还是停留在浅层次的研究。《非常爱情》我觉得思考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深入下去思考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曹阳：他的写作写得非常投入，以前有好几位老李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吊着盐水还要写作的人，很值得我学习。我很慎重的向大家推荐这部作品，是值得一读的，我们后代也不应该忘记的作品。

　　曹阳：有两个问题想讨论：《非常爱情》所叙述的故事是否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了？我觉得这与老李的经历可能有关，老李在写作、共青团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比较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岗位上一直到外地偏远地区充军劳改，等于是妻离子散的环境，但他忍受过来了，很不容易。他回来后很努力地工作，他是一个好干部，不追求个人利益去写作，他一直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央非常忠于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所以他也很谨慎，他对题材的把握好，但理想主义的色彩太浓也是客观存在的。

　　曹阳：文学报编制把讨论作品做了专题，说他是一个海外风味很浓的作品，我有一个问号，是不是很浓呢？海派文化还要进一步研究，创新老李是努力去做了，在海派文化上的努力，对这段历史我觉得可以再深入的思考。供老李参考。
　　

　　麦穗奇(主持人)：刚刚曹阳先生作了认真的发言，下面请老李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

　　李伦新：首先感谢网友对我作品研讨会的关注。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谢谢我的许多老师对我的帮助，我感到很幸福，有这么多的老师关注我、帮助我写作。其次，我感到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尽管有曲折，但是我体会到人间很多真情和社会很多的形态，这是我写作的基础。还有，我从小爱好文学，作为一个作家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我们这个社会，这段历史应该用文学的形势充分的反映，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网友：李老师，读您的作品，无论《梳头姨娘传奇》还是其它字里行间都浸透了民情风俗，也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就像逛豫园老街一样，有走进日常生活的亲切感。李老师，您是出生于上海老城厢的吗？还是您后来工作所在地的缘故？能谈谈最触动您去关注并努力写作的是什么原因吗？

　　李伦新：我不是出生在上海老城乡，但我长期生活、工作在老城乡，对上海的变迁比较了解。我觉得上海尽管历史不长，但是它的文学非常深厚，富有特色，是文学作品的源泉，通俗的讲法是一口深井。所以我写的不多的作品大多以上海为背景，有的朋友说我的作品有富有上海的海派风格，我对这一点还没有很好的思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觉得上海海派文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海派文学从三十年代开始已经有几十年代的发展历史，而且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发生很重要的影响。海是上海的一个最形象、最生动的象征，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的话就是一个“海”字，它是海纳百川的、生动的、活泼的、永不止息的，因此写上海的文学作品也是富有海派特色的，这方面我们值得研究。上海大学有一个海派文学研究中心，四年多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海派文化的研究。

　　沈善增：上次参加老李《非常爱情》的研讨会我提了一些意见，本来今天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所以我接下来谈。老李是上海大学海派研究文化中心的主任，他现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就致力于研究海派文化，他的小说里面实际上也是有很浓厚的海派文化的底韵。我一直觉得海派小说它主要不是在于反映了表面的风土人情，二十年前我曾评论阿贞阿花的时候就讲过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出上海人文化群体特有的心理的特点，比如老李的《非常爱情》，作为故事的主要情节所在就是把劳改农场里已经饿毙的上层右派分子接出到上海乡下来救他们，这就反映了上海人对待一种困境的一种方式，从情节里很多碰到问题怎么处理，上海人与外地人、南方与北方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在小说里是很值得研究上海人是怎么反映的，我觉得海派小说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反映了上海人的情感反映方式。

　　沈善增：还有，我们一直说老李非常爱好文学，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勤奋地写小说，除了老李个人的品质之外，还有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品格。上海人是崇尚文化、崇尚智慧。上海人在江南这块土地上，擅于力足于本土文化上吸取外来文化，上海人非常的善于学习，而且把学习作为一生中重要的问题。上海人非常重视文化，有文化比有财富更重要，上海人尊敬的一个领导或者富商等，不是说看你财富有多少、地位有多高，而是看你的文化底蕴。像这种心理也是反映在上海人的处事方式中，这种处事方式就构成上海海派文化的一个要素。我们今天讨论老李的作品，从海派文化这个角度来认识，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发扬我们的海派文化。

　　网友：在为官和作家之间更喜欢哪一种？为什么？

　　李伦新：可以这样讲，为官是工作的需要，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既然当了官了就要负起责任，我在任期间做好工作，把写作作为业余爱好。我讲过一句笑话，我烟瘾很大，一戒就戒掉了，但笔瘾戒不掉。所以我争取留点时间给自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此，我想当官也不能说当好了，但尽了责任，写作是我自己努力的，现在还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我的写作确实没有追求文字上的华丽，只是想讲我想讲的事情，想写我所熟悉的人物，想给读者留下一点思考的余地。所以我的小说不是最新的，也不是时尚的，可以讲是有一点本土，只能说有一点海味。

　　我对海派小说是有偏爱的，情有独钟。我觉得上海建成几百年的时间，它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快，这里有文化的因素，上海的海派文化是比较多的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也吸纳国内其它的地域文化，当然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资源。因此，上海海派文化是上海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来研究海派文化，写出更多更好有海派特色的文学作品。

　　陈村：问候李伦新老师！李老师更关心小辈的我等。他宽容而深沉，诚恳而无虚言。李老师向我们呈示，在官民、老少、贫富之外，还有一种令人更动容的东西：那是人与人的真挚，是对艺术的投诚，是焕发的光明。以官民论，李老师却来访问布衣的我等。以长幼序，写作不是他的本业，他却比专业作家还当真。李老师是我的前辈，也是我们这些作家的榜样。他热爱文学，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李伦新老师的作品没有虚言。他不做自己视野之外的瞻望，而是认真描述所见所闻所思。他的脚下有实地，我喜欢认真的人。

　　李老师当官是认真的，为市民服务为他人着想的。写作还是认真的，把自己的感想传达出来，没有一点秀和自矜。这样的风格，也许跟这个太“秀”年代的风格不合拍，但李老师不从俗，淡然从容，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这也是他的朋友、后辈爱戴他的缘由。今天的世界上，其实不缺乏文学作品。中国也是。但是，越来越缺乏那种执著，非功利，写完作品先要自己能满意、通过。缺乏坚持文学的本质。

　　我先谈对李伦新老师为人处世的感想，是有感于今日世界有些朋友太慌张。李老师曾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朱总理在人大会堂的指名道姓的称赞，但他自己从不提及。对比某些朋友的急迫，平心而论，谈何容易。这是李老师的一个面，该入世时兼济天下。作为文化人的另一面，他对文学是认真的，是讲究的，是虽至高年仍一丝不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容易过完此生。人生的态度有多种，也许都是不错的。但我特别钦佩李伦新老师的认真和“迂”。他有理想，有动力，有扎实的努力、劳作。他比我等后辈更勤奋。很多事情都是暂时的。做人暂时，当官暂时，最受追捧也暂时。人毕竟是人，无法把自己当作神来膜拜，无法要求他人膜拜。但他的言行，是一个坐标。有心人会发现不同的坐标象征了人生的不同，价值的不同。我认同李老师的追求。

　　麦穗奇(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准备的发言就不能在这里进行了，我们将把这些同志的发言作为书面发言在以后的时间内贴出。今天的讨论在结束之前我们再请李伦新同志谈谈自己的感受。

　　李伦新：我要再次感谢作家协会，特别是麦老师为我主持这次网上的研讨会。感谢曹阳老师、陈村老师、沈善增老师对我作品的关心。还有一些网友，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我也要感谢他们，其中南市老街、弄堂里这些网友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们是我在老城厢的朋友，我也很感谢他们。至于问到我是否还是在写作，我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就是写作，写作实际是伴随我们生命而来，会继续下去的。我是用电脑写作，但是是用汉王笔，我写得很慢，所以不求数量，希望能写得好一些。

　　因为我没有读过正归的大学，是自学的，我生活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有生活不等于能写出好作品。我希望我今后的作品能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五六十年来中国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丰富的。就我而言，我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庆解放，有一种强烈的翻身感，想积极地参与我们祖国的建设，但后来经历一个结一个的政治运动，一直到被打到最低层，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觉得无怨无悔，庆幸地是我们的国家经过十年的浩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以这几十年的对比，反差是很大的，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等都没深刻反映出来，文学有这个责任，文学不同于写历史，但它有一个特有的功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能深刻反映这个历史的好的作品或者是厚重的作品。至于我自己写的小说，特别是这部长篇《非常爱情》，叫非常爱情，其实这部作品是很平常的。我希望今后继续努力，不让大家失望，能写更好的作品来报答大家对我的关爱。

　　麦穗奇(主持人)：今天李伦新作品讨论会结束，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参与。

　　讨论会结束，谢谢大家！

    以下为书面发言

　　王纪人：李伦新先生的长篇小说《非常爱情》写的是非常时代的非常爱情——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女主人公杨岚前往劳改农场探亲，在停尸房里发现即将被掩埋的未婚夫刘春林还有一口气，于是在骗得好心的管教干部马九天的同意后，把刘春林的“尸体”背下山，藏匿在上海郊区，在那里自拜天地同居。后来他们得到了隔壁邻居生产大队长王龙宝、白玉英夫妇的保护，并在马九天、山民毛大民的帮助下，杨岚又从劳教农场背出了假死的童漱天，转移到了自己的家里，后来又转移到凤凰村，在此之前，马九天也已营救了朱仰峰。不料被刘志良出卖，一起被捕判刑。最终得以重见天日，苦尽甘来。显而易见，这样的情节设置具有明显的传奇色彩。

　　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下，要在上海郊区的住房里长期藏匿几个“反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文学的想象力，尤其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力，就在于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试看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主人公冉阿让越狱逃跑，在改名换姓后办实业成为富翁和蒙特猗市长，却受到密探沙威的终身追捕。为避免李代桃僵的错案，他投案自首，重新成为苦役犯，又在救人时落水潜逃，被割风爷爷隐藏在修道院里。他先后救助过芳汀、珂赛特母女等人，自己又遭黑社会绑架。我推测《非常爱情》受到了《悲惨世界》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的暗示，如潜逃、藏匿、追捕、苦难、转移、救助等等。

　　只是背景完全转换了，人物配置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浪漫主义的情节模式仍隐约可辨，甚至背尸的情节与冉阿让躺在空棺材里被运出修道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老革命”、“变色龙”刘志良虽然是刘春林的父亲，但他就像沙威是冉阿让的克星那样，始终是刘春林和其母、其妻等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其实无论是沙威或刘志良，他们具体的身份以及与相关人物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权力，以及他们所隐含的象征意义。

　　《非常爱情》所刻画的同样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悲惨世界，一批富有才华的教授、专家、学者背了“右派”、“现行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在劳改农场，然后或饿或病地死去。作者出于他的理想，让一批有着大爱和崇高道德的人去营救他们，把他们藏匿起来，等待一个清明的社会来尊重和使用这些人才。作者用自己的浪漫想象构筑了一块文学的乌托邦飞地，在杨岚和王龙宝两家打通的居室里，他们通过“胡志明小道”暂时地建立了一个互敬、互爱、互助的平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更无政治迫害；在凤凰村附近的山洞里，他们甚至忘掉了个人的安危，从事提炼山苍籽油的实验。作者正是出于自己对人民的爱、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塑造了杨岚等一群心胸宽阔的人物形象，鞭挞了卑劣、自私、邪恶的丑类。“非常爱情”所表现的不仅是男女之间基于志同道合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更是一种对国家、人民、事业、人才的大爱。

　　《非常爱情》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它的民间风格。作者虽然也熟悉现代小说的技法，并在写作中有所运用，但在骨子里，却是民间文学、话本、戏曲、评弹的爱好者和潜移默化的受惠者。这除了个人的爱好，还可能由于长期从事的文联领导工作使他浸润于某些艺术样式有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小说中的传奇色彩借助类似于“中国套盒”式的叙事方式得以张显。不仅人物的故事是套盒式的，从当下跳跃到过去，展示了漫长的社会历史画卷，而且人物之间的对话，有时也从互相讲一个故事开始。甚至，在某些段落，叙述人在正式叙事前，也会先讲一个民间传说作为铺垫和起兴。虽然这未必是有意为之，但已经呈现出某些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的叙事方式。而在民间叙事中，浪漫的想象和传奇方式是顺理顺章、司空见惯的。对它们有意无意的移用，使这部小说的某些非现实性不觉过分的突兀。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具有世界性，首先，主人公的行动是出类拔萃的，他在人格上往往高于其他人。

　　在《非常爱情》中，女主人公杨岚坚贞不渝地爱着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的刘春林，不仅如此，她为了营救其他濒临死亡的人才，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乃至被剪去了舌头，判处死缓。她是一位坚忍不拔、有着大爱的知识女性。在他周围，集合了一批可谓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也是大写的人。这种罗曼司式的文学类型，导致了小说的浪漫性结构倾向，在善、恶两类人身上体现了神明和恶魔。可能有读者认为刘志良这个人物被妖魔化了，其实这正是这部小说受民间叙事影响的结果。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作者做得更自然，因为毕竟不是在写民间故事。

　　《非常爱情》从叙述结构上说，类乎于一群受难的英雄死而复生的故事，他们历尽磨难，终于死里逃生。在最后的喜剧结尾出现的社会代表一种道德规范，或在实用意义上的“自由社会”。文学人类学家弗莱认为这种叙述结构属于“喜剧”，即“春天的叙述结构”，其意象的基础是春天、黎明、日出、生命的萌发。非常巧合的是，《非常爱情》属于作者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而这个三部曲正是以《上海的春天》来命名的。由此更彰显了这部小说的民间风格。

　　王晓玉：读《非常爱情》时很轻松，因为故事很好看，情节一波三折，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还很有点匪夷所思的传奇意味，作为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很强的可读性可以促人一口气将它看完。只是掩卷细想，心情却不免沉重起来。

　　作者描述的是上一个世纪下半叶的非常生活状态。社会的大背景是几乎接连不断的“运动”。这是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是点击率最高的政治词语，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息息相关，与那时候的每一个人相关，而当下的大部分年青人，却已经木知其所云，无以切身体会其内蕴着的痛苦甚至血泪了。或许是因为社会已经进步到相对的太平盛世的缘故，近十数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似有不能承受生活之重的轻化倾向，特别是文学主张相对前沿些的，更多地主张了个人化私人化体验、，所谓的“宏观叙事”，竟已被当作了一种贬义之词。

　　我相信李伦新不会不知道时下文坛在流行着什么。但是他却不想随波逐流。他依然以阔大而鲜活的社会内容作底衬，在叙写人物命运的同时，回馈重现了那一段历史。重温噩梦是沉重的，但追求的是真实，这应该正是《非常爱情》所坚守着的文学信念。

　　想必是作者的性情使然，《非常爱情》对人性的描绘很温情：书里的爱情很纯洁；男女主人公都守一而终，千分地坚贞；再困难的日子里也有希望，因为理想不因残酷的打击而消蚀；再严酷的环境中也有挺身而出的勇士，因为人与人之间还留有真情。作者想凸现的显然是人性中的真善美。我相信这是久历坎坷的李伦新之终于从逆境中胜出的精神支柱，因之也就形成了他的审美指向。我由此而想起了近年时有所现的审丑倾向，想起了若干作品，它们有的以酣畅淋漓地有滋有味地展示恶和毒的脓与血为乐；有的则视突破道德和品格的底线为时尚，以炫耀张狂的失控为荣。

　　诚然，文学本是一项由个体的追求组合而成的集群活动，每种追求都有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如果一道风景里集合了太多的阴冷甚至肮脏，并且还有论家以自身的偏爱将其推向象牙之塔的顶端，我们就不能不呼吁增加一点亮丽、给一点温暖，让文学给生活带来一点理想和希望了。《非常爱情》给时下文坛增添的，正是这样一种色彩。

　　文坛近数年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因为改革，因为开放，也因为媒介载体的飞速扩展，如今雏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了还可以上载下载，有本事有实力的则能形成纸质文本，于是就恭列文坛，叫你不得不承认。网上常见一些业余评论，讲究了真实的良心，对一些内在外在都追求低俗的文本尖锐痛斥，但说了也没用，市场经济激发出的欲望不但左右了那些写手，甚至还有一言九鼎的主流论评人。应该说色彩缤粉的现象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缺乏厚度和力度所造成的钙流失，却已经是当下文坛日渐显现出来的病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李伦新的《非常爱情》，我们就可以说，因为这本书带给了我们对那一段非常生活的真实回忆，表现了作者对沉重历史的严肃思考，由此而在当下文坛昭示了别一种文学理解及艺术追求的存在，所以它具有非常的意义。

　　王宏图：李伦新先生的《非常爱情》是一部具有鲜明传奇风格的小说。它的传奇性既体现在故事层面，也显现在内蕴的情感层面。从故事层面看，其传奇性一目了然：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女主人公杨岚对刘春林一往情深，在他被错打成右派之后，仍对他朝思暮想，还冲破各种阻拦去劳改农场探视。当她发现心爱的人已奄奄一息，便设法将他偷偷带出农场，带回家里。杨岚在邻居王龙宝、白玉英夫妇的帮助下，不仅救护了刘春林，还将劳改农场中另外两个“右派”救了出来。由于刘春林父亲的告发，杨岚等人身陷囹圄。恰逢时局大变，四人帮倒台，刘春林、杨岚在几经危难之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从内蕴的情感层面看，作者在女主人公杨岚的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激情与理想。可以说，她是个完美无缺的女人：勇敢，机敏，又柔情似水。她对感情坚贞不移，与心仪者生死患难，休戚与共，对未来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这样的女人形象高大伟岸，她忍受一切，包容一切，有着大地母亲般宽广的胸怀。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女人的形象，作者构筑了一个传奇化的情感世界。在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中，男女双双皆纯洁无暇，忠贞不渝，他们为了对方，甘愿献出一切。这是一个经过作者精心剪裁的世界：里面虽然不乏魑魅魍魉，生活充满了严峻残酷的挑战，但仍不乏暖意。它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期待，对未来的憧憬，人性中的善良的元素在此聚合成团，酿成了幻美之至的爱情，熠熠闪亮。

　　在肯定这部作品长处的同时，应该看到，《非常爱情》在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开拓等领域还有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由于作者以浪漫化的笔法着意渲染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人性中黑暗的因素集中体现在几个诸如刘志良、尤阿强等反面人物身上，他们或多或少被脸谱化了。造成杨岚、刘春林悲剧性经历的政治浩劫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人性中潜藏着诸多的恶的因素是潜在的巨大催化剂。它们在合适的气候条件下，便会恶性爆发，造成骇人的奇观。

　　所以，正如巴金老人在力透纸背的《随想录》中的指出的那样，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不能把灾祸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人，每个人都应无情剖析自己的心灵，看一看有那些肮脏阴暗的东西，正是它们在政治浩劫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许多悲剧的直接肇因。对人性中恶的因素的反省，不是要抹杀人性中光明的东西，相反，只有正视它们，防范它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才不至被沾污，《非常爱情》中展现的悲剧才不至重演。

　　修晓林：去年10月底，李老师将这部书稿放心地交给我，我很认真地读完后，在写审稿意见时即认为，（非常爱情》用平实朴素又流畅晓白的文字，在悬念迭出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展中，展现了“文革”年代中，作品主人公杨岚和马九天等，冒死救出刘春林等人于危难之中的人间真情，反映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抗拒黑暗势力的曲折经历，同时也在鲜明的对比中，刻画了以举报亲身儿子以换得自己升官攀高的刘志良和趋炎附势、丧尽天良的杨众等人物，在民众灾难中的复杂心态和性格转化的真实过程，比较深刻地展示了入性的力量，歌颂了真善美的人情之可贵。同时，我也觉得书稿中的部分章节，有一些锣嗦和拖沓的地方。

　　这些，在多次十分愉快的喝茶聊天谈稿时，我都与李老师充分交换了看法和意见。我觉得，李老师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没有用某种先定的或者拔高的行为准则去要求他笔下的人物，而是尽可能地按照人物在具体环境中应该有的心态与行为，加以描述。李老师在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电视剧本、长篇小说著作盛丰的基础上．总是对于自己的创作水平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这种“不满意”，正是他永远富于进取心和追求文艺创作高质量水准的朝气篷勃的、令人佩服的精神状态。

　　我在读稿中，能够感受到，他在尽量地摒弃概括、合成之类的把握方式，在写作中，尽量地少一点表层的摩擦力和冲击力，而使作品的内涵更为沉稳，使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更具有一种细致的艺术气质，更少地不被创作界诸如激情多于冷静、浮躁大于平稳和自己本身年纪增大精力不济等外力所影响，按照自己的感觉、省悟和认识，去表现人生与世情，从而坚毅地、专心致志地写出主人公从心灵到肉体，都能被读者清晰看到的既具备共性又具有个性的色彩。

　　在多次的畅谈中，李伦新老师对我说起他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坚定主张与追求：一是文字不哗众取宠、扭捏作态；二是讲究小说或者纪实文学文本的故事性，做到可思可读；三是主张文学就是写人性和人情。我边听边在心里记住了这三句话，并且在心中深表赞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于他的创作追求的努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而李老师的这三点主张，也正是作为我们文学编辑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说，在当下国内每年出版千余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书店柜台每天处于饱和并且上下柜更替速度加快的状况下，在谁都不能强迫读者掏出腰包购买哪本书籍的图书销售的特性下，一本新出版的图书，要使得读者在柜台前粗粗翻阅时就产生购买欲望，，就得靠这本书的具有情感亲和力的文字，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以及隐藏于故事中的忽隐忽现的思想闪光点，以及那种由外化到内化，由事件化到心灵化的具有人性内涵和文学意味的、怀抱着良知和信念的写作。

　　在我所责编的属于采用“苦难文学”的作品中。上海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天津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陕西文兰的（命运峡谷》以及这部《非常爱情》，都显示出了作者对子文艺创作质最的尽力追求和对于读者宝贵阅读时间的尊重，还有关于图书广泛传播的持久生命力的深思熟虑。

　　《非常爱情》出版后，得到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报刊的推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由张培声情并茂、配乐朗读的连播，以及最近由市场反馈的重版订单（一本书，当年出版当年对版，在出版社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就说明了这本书确实产生了较好的“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