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近日公布了2013年度提名作家名单，阎连科成为第三位入围该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阎连科

    第五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近日公布了2013年度提名作家名单，继王安忆和苏童之后，阎连科成为第三位入围该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今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将于5月22日在伦敦公布。阎连科日前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对于入围这个国际文学大奖，阎连科对早报记者说，他对获奖并不抱太大希望。

　　对于自己此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阎连科表示也是从网上才知道这个消息。他对自己获奖也没有什么信心，他开玩笑说，在国际大奖评选上，他习惯于陪榜。“我有点习以为常了，这就是一个陪榜的过程，之前也获过很多奖项的提名，我要‘将陪榜进行到底’。”去年3月，正在香港浸会大学驻校的阎连科，在香港参加了亚洲布克奖的揭晓仪式，当时他败给了韩国作家申京淑。此外，阎连科几乎每年都入围一些国外文学奖。

　　阎连科并不对此次的布克奖有太多期待，他现在忙着修改自己的新长篇，这部新作草稿在去年8月就已经完成了，自那以后就是漫长的修改和等待出版期。他表示春节前一定要修改完，春天交稿。

　　往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均为国际知名作家，前四届获奖者是美国的菲利普·罗斯、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阿尔巴尼亚的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今年的10人提名名单中也不乏国际重量级作家，如以色列著名作家阿哈龙·阿佩尔费尔德，2009年龚古尔奖得主玛丽·恩迪亚耶，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但除此之外，其他入围作家的国际知名度并不高，所以相比往年，今年的入围名单分量有一点轻，但地域代表性更全面。

　　布克国际文学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6万英镑，一位由获奖者指定的英译者也可同时获得1.5万英镑的奖励。在世作家无论国别，曾以英文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发表，均有资格参评。而此次阎连科能入围今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也归功于他的代表作《受活》英文版在去年出版。但布克国际文学奖在评选中，考量的是候选人的全部作品而非某部作品。在今年的5人评委中，首次出现华裔作家代表，就是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李翊云，但阎连科表示，他并不认识这位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

“我想自己已经到了写作自由的境界”

　　东方早报：记得去年上半年在香港遇到你时，你正在香港浸会大学做驻校作家，你当时说正在写新长篇，现在这部小说完成了吗？

　　阎连科：初稿是在去年8月完成的，从那时写完到现在就每天晃着、玩着。这两天刚开始修改这部小说，看能否在春节完成一稿修改，然后春天的时候交出去出版，这样一整年我都可以放松一下了。我还是那种习惯，每两年写一个长篇，写完给自己放个假，可以写点其他零碎的东西。

　　东方早报：你上一本长篇小说《四书》只在台湾出版，有没有想过这部新长篇的出版命运？

　　阎连科：我想不是没有只能在台湾出版的可能，但是我现在什么也不管，先改出来再说，把自己最满意部分写出来。我的写作总是面临一种特别的“关照”或者“关爱”，既然这样就索性放开写。我现在不会为了出版，做特别的妥协，否则是对自己的伤害。我想自己已经到了写作自由的境界。但《四书》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就会被出版社接受。出版环境有着间歇性的癫狂症状，时好时坏，时宽时窄，你不能掌握好那个尺度再去写，你不能等待那扇窗开了再去写，你能做的就是赶紧去写。

　　东方早报：但是《四书》没有被内地出版社接受，当时对你还是有些打击？

　　阎连科：没有。《四书》没能内地出版对我几乎没有特别大的打击，如果真的算有也就是少了一笔稿费。当然最遗憾的是，许多读者希望能看到，但是没有。其实当时写完《四书》这本书，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我想，要达到写作上的完全自由，你就得放弃一些东西，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说好，让读者、批评家、意识形态等都接受，那你只能退守和放弃。但我还是希望新作品不要出现《四书》这样的情况。

　　东方早报：你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阎连科：毕竟我对这个社会还充满希望，你心里知道它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但我们总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抱着改变的希望。可是即便有了变化，你也不会欢呼雀跃。如果说，我写完这部小说不能在内地出版，这真是非常小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因为它没有出版，你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化。别的作家对这些问题，可能没有这么敏感。

　　东方早报：“阎连科”三个字本身成了敏感词？

　　阎连科：我想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符号。这里不是说，我比别人写得好，但就是有些特殊的东西落在了这名字的人身上。我完成的这部新长篇就是要回答，过去三十年，中国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说，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这个词是全部的原因吗？我们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都在说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可本质上都是人，具体的每个人在这三十年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恰恰是文学应该去关注的。

“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的写作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你在这部新长篇里对现实的观照，是否受到去年你房子拆迁事件的影响？

　　阎连科：没有，因为这是我很多年都想写的小说。拆迁事件对个人生活可能有影响，但对写作不会。不能让这个事情干扰自己的写作，这个要十分清楚。如果真的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我最后把《北京，最后的纪念》写成了主旋律，甚至我都觉得，这本书写的那种美，有些恬不知耻。

　　或者这么说，拆迁这样一个事情，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可能是天大的事情，但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又是多么小的事情。可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当你身临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遇到这种事件的群体庞大到不可思议。

　　东方早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拆迁事件都没有写到小说里去，那你小说中的经验来自哪里？

　　阎连科：每年我都会回到河南老家去看看，因为你毕竟曾在那里生活，母亲、姐姐、哥哥全家人都在那块土地上。你回去几天听到的、看到的够你写一两年。但经过长期的观察你又会发现，每次听到看到的其实也差不多，有很多重复之处。那怎么办？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明白人”，能明白很多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或者那样发生。相比河南老家，我在北京的日日夜夜就不是生活？和老婆孩子吵吵闹闹就不是生活？我经常说，这些对文学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文学上可以超越的明白人，这远比你身边一堆世俗的生活更重要。

　　东方早报：你在去年那篇散文《丧犬的一年》里，其实自我怀疑了个人写作的意义，因为有太多人无法理解你的写作，包括你的亲人。在那篇文章里，你引用了很多亲人对你的劝告，就是要写好的东西，别“越老越糊涂”。亲人的劝告会让你质疑自己的工作吗？

　　阎连科：现在写作很难说为了什么。以前写作，可能是为当官，为了逃离土地，现在你就会发现，除了写作，你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我已经55岁了，只能去写小说。而我又觉得人既然活着就要做点事情，你不要对我说，我要对社会做什么承担，对灵魂要做什么承担，我不会为了这种东西去写，我所做的只是让我的写作更有个人意义，而不是社会意义。很多人说，阎连科是中国最有担当的作家，可是我也只能写这类东西，要么别写。

　　对于我身边那些亲人对我的看法，我非常理解他们。可是我非常痛心的是，周围的那些人包括我的亲人都认为我写得不好，他们有自己理解的“好”的文学，这让你极其无奈。在我最日常的生活环境里，几乎所有的朋友，所有人都觉得我这样的写作是有问题的。我的文学观、我的世界观，在别人看来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你不担心那些写作上的限制，不担心亲人的质疑，那么你对个人写作的担心是什么？

　　阎连科：发现现在的写作和此前有重复的地方，发现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创新越来越难，有时候都有一种很泄气的感觉。如果真的重复，多写一本和少写一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