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光：我作为嘉禄小说的责任编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出道、出挑，这几年当中一直在看他的随笔和散文。他的随笔和散文确实写得是非常好，一看就知道是嘉禄写的，有嘉禄式的幽默。这次接到任务之后，主要看了嘉禄的两篇，一篇是《穿唐装的芭比娃娃》，另一篇是《一篇侦探小说的诞生》。我原来看的时候不抱很高的希望，觉得嘉禄的小说不比随笔和散文好，他的随笔和散文达到一定的层次，他的小说可能会写得比较生疏，但这次看了之后觉得有些吃惊。就拿《穿唐装的芭比娃娃》来说，它的构思出乎人的意料，他会写这样的小孩，他怎么会选这个角度来写，而且把这个小孩的个性渲染得非常强，是这部小说突出的问题。另外，《一篇侦探小说的诞生》，我看到后面，甚至觉得要流泪的感觉，应该说现在的一些小说不足以让人感动到这种地步，但这里面小孩作文里写到一位老师，看到这里就觉得眼睛有点湿润，这小说在结构上相当不一般。一般来说，老师找学生谈话，并且说了一些很坦诚的话，并且谈到了老师对学生的希望，这段应该是小说的高潮，应该可以结束了，这个学生应该会变得更好，但是并没有，这个学生反而更加差，这让我觉得这部小说不知该如何结局，这里面虚构小孩所处的环境用得非常好。

　　张重光：所以，我一看小说就觉得这是嘉禄式的幽默，虽然是不经意的几个字，但非常亲切。比如说，他讲到里面的班长可以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有一拼，我觉得这就是嘉禄式的幽默。嘉禄以前一直写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现在事隔二十几年，我再来看嘉禄的小说，除了他的文字更加老道，构思更清楚之外，他的平民意识一点也没有改变。如他写他爸爸泡酒用尖庄等，我就觉得非常幽默。他在描写生活细节方面确实是从生活里面来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是很满意，他在《一篇侦探小说的诞生》这本书里谈到打架，并说到“你没捐出一分钱，凭什么吃？”，我觉得学生之间的谈话应该不会这么赤裸裸，我觉得这里面比较硬，应该有更好的细节。

　　麦穗奇：刚刚张重光的发言非常好，尤其是谈到了沈嘉禄作品的不足之处，为沈嘉禄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下面我们请沈嘉禄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

　　网友：你当过点心师、厨师、服务员、木匠、电工、美工、仓库保管员、档案管理员、工会干部，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起了哪些影响？

　　沈嘉禄：我的生活经历还算比较丰富，这对我体会各种社会角色的心态比较有帮助，对我体验社会底层人群的情感也是有帮助的。我在写小说和散文的时候，一直把自己放在社会底层，我的想法和我的表现方法跟社会上的一些平民百姓是一样的。所以，也能够容易被大家接受。

　　网友：哪部文学作品对你的影响最大？能说说吗？

　　沈嘉禄：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法国作家当中雨果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和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高尔基的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孙文昌：我和沈嘉禄的接触时间比较长，从《萌芽》开始，文字上有往来，人情交际也有。我觉得他坚持不懈地搞创作，文字功底非常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看他的文章一点也不累。以前他小说创作比较多，后来开始写随笔，随笔写得非常好，王小鹰说他的作品我很喜欢看，非常生活化。我曾经为他出了一本《消灭美食家》，这本书的意思并不是说反感美食家，而是反对吃野生动物。他的小说我看得比较少，一直看得是他的随笔，在各类报刊、杂志上。最近看了他的《穿唐装的芭比娃娃》、《一篇侦探小说的诞生》、《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总体来说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当中，人的道德水准没有跟着经济发展向前，它有滞后，在这三篇文章中都表现出来。

　　孙文昌：比如说《穿唐装的芭比娃娃》这篇文章，它的视角非常独特，发了财的上海小生意人，他们有了钱了，精神非常空虚，有了儿子还不够，还要到乡下去领个女儿过来，故事就从这开始。这其实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面镜子，小孩吸收了他们的思想，这就跟他们学来的。但是这发财的两个人因为没有文化，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跟不上去，所以要培养他们的小孩，特别是这个乡下小孩，把她作为寄托，但事与愿违，没有达到他们的希望。他们希望小孩的读书好，能更能进步，但实际生活当中，这小孩学了他们的做生意的门槛，会挑拨离间。他们自己走的这条路虽然物质生活够了，但精神寄不好，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小孩身上，但结果这个小孩确更坏，他们也受不了了，最后还是把这个小孩送还了乡下。我觉得这反映了这社会上缺少诚信，以后社会没有精神和思想的指导，经济再要更上一层楼就很难了。

　　孙文昌：再如《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这篇，它以独特的做新闻记者的视角积累了生活的素材，用写新闻报道的方式写的小说，给人强烈的真实感，整篇小说叙述下来非常流畅，可读性非常强。他文学的语言也用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的文字功底是非常强。《一篇侦探小说的诞生》我非常赞同张重光的意见，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教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考试，是为了找到好工作，为了脱离自己的贫困，我觉得教育现在没有方向了，要让学生的考试成绩上去，找到好工作，渐渐迷失了教育的方向。真正有特长有才华的小孩，却被考试给压抑住了，他们考试成绩不一定好，但写作等方面的才华却非常好。

　　孙文昌：我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可以写得更长一些，我觉得这没有展开，可以把里面的故事写得更展开一些。

　　网友：你现在是不是从事新闻工作？文学和新闻有共通之处吗？

　　沈嘉禄：我现在在一本新闻类周刊工作，平时的采访任务也比较多，几乎每星期都要写稿子。我认为写小说和写新闻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关注事件背后的东西，关注人物的命运，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文字中传递自己的情感。

　　网友：您最近小说少了，为什么？

　　沈嘉禄：现在我写小说确实是写得少了，一般一年只写一篇，主要是为了不荒废自己写小说的技巧，等于练练笔。如果有一整块时间的话，我还会多写一点。我是比较喜欢写小说的，写随笔、散文是用零碎的时间写的，这是为了保持一种新闻语言之外的文字感觉。谢谢你的鼓励！

　　麦穗奇：顺便我也想问嘉禄一个问题，嘉禄在刊物工作，有很多记实性的文章要写，不知道嘉禄是怎样在小说的领域里继续坚持，因为他的工作很忙，通常人们都会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把其他的都放掉了，这里想问一下沈嘉禄，你是怎样坚持的？

　　沈嘉禄：现在工作确实比较忙，在写小说之前，小说人物和事件在腹中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所以写起来还是比较快的。搞新闻有一个好处，接触的人和事比较多，这为我写小说积累了许多资源，现在我还没用完，以后有时间我会把这些材料用下去的。

　　沈善增：我要讲的话很多，首先我刚刚看到王周生提的问题，“你写上海不亚于王安忆，为什么不多写点，现在的新闻是留不下来的，只有艺术永在，你同意吗？”我就想到王安忆一直非常关注沈嘉禄的创作，我记得是在沈嘉禄的出道发表不久的时候，王安忆和陈思和在上海文学有个对话，里面陈思和特别提到了沈嘉禄的出道，认为是写上海的小说里面非常精彩的一篇，王安忆也表示有同感，这时间很长了，我也记不清原话是怎样说的。后来沈嘉禄的中篇《醉眼》在发表以后，王安忆她特别推荐，因为上海是个“海”，王安忆反映的上海，写得是这一块的生活，和沈嘉禄反映的上海有所不同，一个是男人的上海，一个是女人的上海，而且生活领域也有所不同。

　　沈嘉禄反映的上海跟上海大多数人的生活非常接近，和大多数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非常接触，如果要研究上海、了解上海的话，就要从沈嘉禄的小说和散文里去看，那要看比研究上海的著作要了解得更深入、更生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沈嘉禄的是上海文学的代表作家，因为他不光有小说，还有散文；有谈美食的，谈家具的，还有谈文化的著作；这不光是谈文化的著作，还有谈上海人的审美的情趣，反映了上海市民的文化，怎样化腐朽为神，点石成金的情趣。所以我觉得他的著作全面反映了海派文化精髓的东西，所以他是上海文学的代表作家。

　　沈善增：所以我觉得我们作家协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过沈嘉禄的作品研讨会，也反映了我们上海人比较低调，对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宣传得比较低调，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到总结认识的时候。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对上海话文化地位的认识有所提高》。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办公室里有一个女青年，在上海生活了六、七年，他乡现她最近出钱在学上海话，他就问她为什么要学上海话，她说过去在办公室里说上海话觉得很恼火，觉得可能是在调侃我，现在在办公室里基本都说普通话了，可以不用学上海话了，但回到家乡，家乡里的人认为在上海呆了这么多年，不会说上海话，肯定在上海混得不好。所以她想学上海话。据这位女青年说，现在上海有很多学上海话的学习班，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现在上海话应该被大多数人所承认，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海派文学、海派文化，我觉得沈嘉禄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看沈嘉禄的小说和随笔。他的小说《一个穿唐装的芭比娃娃》，大家刚才分析了很多，我觉得他在这里面用上海话称第一人称，但不俗，要用这样的上海话来表述和反映一个主题很不容易，我觉得他上海话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还有，整个一篇小说典型的反映了上海人的处事方式、心理反映方式，换了不是上海人就不会发生这故事，所以性格及命运，在这部小说里面，一个地区的性格在这里反映了非常清楚。你看了小说以后，就会知道上海人是怎样做事的、怎样处世的、怎样思考的。这篇小说接近中篇，从短篇的角度来讲，结构是很完美，这里面说的环境放在海边是跟一个女的说，我觉得这很有匠心的，为什么要选择对这个女的讲这个故事，这只有上海人能理解，这里面含有很多的意义，这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总的来讲，沈嘉禄是上海海派文化的代表作家，我们不是要对他作一般的评论，而是要作研究。

　　沈善增：另外，我沾了沈嘉禄的很多光，我跑到外面去，人家就说沈老师，你的作品我拜读过，我就申明，这是沈嘉禄的作品，不是沈善增的作品。

　　张重光：现在有人讲上海的一些滑稽戏是上海的“草根文化”，我不反对这种讲话，但这“草根文化”需要一种层次，我觉得嘉禄的作品是有层次的上海的“草根文化”。

　　孙文昌：“草根文化”其实就是根基，就是原生态的土壤。

　　沈善增：刚才有人问到嘉禄平时这么忙，怎么写小说。我知道一点，嘉禄平时晚上如果有应酬，他一般是吃完饭到八点就准时回家创作了。

　　沈嘉禄：谢谢三位老师对我的批评。三位老师当中，沈善增老师是我青创班的老师，孙文昌是我向《萌芽》投稿时的老师，孙重光是我向《上海文学》投稿时的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对我的写作的指导，当时在青创班的时候，沈善增老师提出的口号：要真诚、找感觉、烦奶油。我后来写小说一直牢记这三句话。孙文昌老师的作品尽管写得不是很多，但我都认真研究过，他是用朴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来把握人物命运的，所以他的小说写苍凉的感受。张重光老师的作品也读过不少，他对细节的把握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这些年来，我写小说越来越少，但是我对文学的感情没有淡默过，我一直在想，如果有整块的时间，我一定会写一些很好的小说。

　　我的作品里面，我刚才说了，比较多的关注社会底层的平民，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达平民的感受，我是没有什么贵族气质的，我所受的文学的影响，包括我所关心的人群都是生活底层的，如果让我写很诗意的、很贵族的东西，我不熟悉。我搞了新闻以后，发现文学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其实是很弱的，跟当初我们读书的时候，文学对我们的影响不一样，现在媒体太多，娱乐太多，诱惑也太多，大家把文学当作比较高贵的消遣，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所以我写小说也是越来越少。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写小说跟在西方写小说也不一样，欧美国家已经很富有的，社会矛盾很平和了，要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很不容易，所以在技巧方面他们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还处于转型期，可以说现在社会矛盾很激烈，贫富差别在扩大，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也很大，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人的心态错综复杂，所以中国的作家他面临的问题也特别多，他首先要关心人、关心社会，我认为这是重要的，技巧要服从于作家想法的，所以我认为我本人写小说还是要脚踏实地，关心人们普遍所关心的问题。谢谢三位老师对我的帮助！谢谢我的读者！

　　网友：怎样的作家才叫成功的作家?您觉得自己是成功的作家吗？

　　沈嘉禄：我认为一个作家不要过多考虑成功与否，应该多考虑努力与否。所以我认为世界上只有努力与不努力的作家，所以我愿意做一个努力的作家。

　　王周生：你写上海不亚于王安忆，为什么不多写点，现在的新闻是留不下来的，只有艺术永在，你同意吗？

　　沈嘉禄：谢谢你对我的鼓励。我写新闻是一种工作，而且在这个工作当中可以积累不少小说的素材，我认为这个工作也是不错的。在美国作家当中，有许多作家他同时也是记者，比如卡波蒂。新闻确实它的生命很短，特别在今天，新闻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但是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能够判断新闻背后的真相，这些经验对我以后写小说会有很大帮助。我会继续写小说的，请你多多指教！谢谢！

　　麦穗奇（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今天几位嘉宾的发言都很精彩，而且大家的发言也很中肯，既谈了成绩，也谈了不足。因此，我们今天的作品讲座会开得很成功，今天的讨论会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