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青年作家王新军

　　徐大隆（《上海文学》编辑）：我是读了您的《大地上的村庄》才注意到您的，觉得您笔下所描写的人和事，都非常有特色，这些鲜活的形象极有动感，请问这是你所克意追求的一种创作风格吗？

　　王新军（青年作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创作这样一个系列小说的设想，只是一连写了同类型的四五个短篇小说。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好像相互都搭界儿，分开来看时，又完全能够独立成篇，都是在写一个西部村庄里的事。后来又写了几篇，都是以一个叫“沙洼洼”的村庄为背景展开的，我就想叫“沙洼洼系列”，后来不知咋想的，就有了“大地上的村庄”这个名字，反正“沙洼洼”这个村子肯定是在大地上的。再说了，大地上能生长出那么多的庄稼，生长几个村庄几篇小说又有何难？后来我就把这类题材的小说都以这个总标题发表出来了。在创作之初我是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一些什么的，我只是想把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至于追求什么的想法，一点也没有。现在大家认为我形成的这种“风格”，也是一点一点堆集起来的。事实上到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风格。写短篇的时候，那些文字有时候好像是在向外涌，有一种不写出来就不快活的感觉。有时候又得一个一个往外挤。挤一挤，倒也就顺了。

　　徐大隆：《上海文学》改版后做的第一个“西北青年作家专辑”就收入了您的文章（两个短篇），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运气？还是什么？

　　王新军：大牌的《上海文学》能发出“大地上的村庄”这个系列中的一些篇什，又将其它几篇留用，说明我的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这种写法也是小说的一条道，甚至我当时就坚定地认为那就是小说的正道。毕竟《上海文学》的编辑队伍在那里放着，那么多名家的小说哪个他们没经过手？他们的眼力我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再说了，如果发上一篇，我会认为是运气。但我寄了一组8篇，发了两篇留了6篇，我就觉得仅仅说是运气已经说不过去了。

　　徐大隆：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对您创作给予了肯定，并送您一个“牧羊人”的雅号。雷达先生把您的小说的特点归纳为“牧歌情调的抒情方式”，而其中又可分为诗化的抒情，另一个就是凡俗化的写实手腕。您是怎样看待这个评价的，为什么？

　　王新军：非常感谢雷达老师抽时间看了我的一些小说，并进行评介。雷老师的评论是准确的。并且我很喜欢“牧羊人”这个称呼——叫人温暖。在小说之余，我一直没有放弃诗歌创作，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不使自己的感觉在碰到现实的时候麻木。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认为保持一种良好的敏锐的感觉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能对眼前的事情没有任何看法，否则你的写作也毫无意义。我不相信抛开生活空洞地抒情，能抒出什么真情来。

　　徐大隆：我断断续续地把您的那些能列出名单来的作品看了一遍，感到在您的作品里，最能打动人心的，恰恰是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活得很苦很累，但他们心里仍然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如《农民》、《牧羊老人》、《民教小香》、《好人王大业》、《一头花奶牛》和近期叫好声不断的《坏爸爸》，这是不是与您的生活经历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王新军：我始终觉得只有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自己的感情也才能和小说中的人物走在一起。我在乡村一直生活工作了34年才将家搬到玉门镇，我的很多小说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影子。譬如写《农民》的时候，是在8月的一天，那时候河西农村到处都涌溢着麦子成熟的香气。那是一种能叫人满足的味道。这种满足里又含有大片的欣悦，于是我落笔的焦点就集中在了一个打麦场上，我让麦子扬起来，然后又带着声音落下……我甚至都被那些粮食发出的声音迷醉了。一篇文章要立得起来，就得有一个“点”，也就是评论家们说的“理由”。我的写作，始终在找“点”。我一直就是一个走在生活最“前沿”的人，我的心里不大存在底层这个概念，也许我是身处这个层而将这个“层”的概念淡忘了吧。生活和写作差不多，就是一种抵抗和继续。

　　徐大隆：我还注意到您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描写的是动物，在您笔下不论是天上飞的鹰啊鸟啊、地上跑的牛驴鸡狗还是水里游的鱼，都写得出神入化，而且，我发现您往往将那些生灵鲜活的现状和它主人的情态——有着一缕复杂的爱与恨的关系，表现的十分深刻。《两条狗》、《两窝鸡》是解读这种以人的情感来粗暴决定动物命运的最好事例。我年轻的时候喜好动物，曾经养过一些信鸽，鸽子是非常有灵性的，时间一长彼此就会熟悉，也能产生感情。但是有一次发生的一个状况却让我内疚了好长一阵子。起因是一次信鸽竞翔大赛，我将一对“夫妻”的那个“先生”送上一千五百公里的行列，之后我望眼欲穿等它归巢，但日渐失望。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听见鸽窝里有扑翅打斗声，原来是那个“先生”回来了，并发现自己原来的爱巢里多了一位“先生”。它哪能忍受这样的不争事实，结果妻子却和新欢联手，把那个在征途中历经磨难的前夫打得头破血流，由于我没有及时加以干涉，归来者睁着受伤的眼睛望了我一下，硬是扑楞着疲惫的翅膀摇摇摆摆地又一次飞向天空，从此一去不归。我想，其实人与动物的内心有一部分是相同的。而在您作品里的狗、鸡等的结局似乎都是很悲惨的，是它们自己所不能左右的，您这样写的原意是想告诉读者一些什么？

　　王新军：当然，《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我看来，人其实主宰自己的时候很少。现实会在很多时候捉弄一个人。命运是不能把握的。有时候我们的意愿是向东，结果脚步却不得不向西去了，并且与意愿越来越远。命运这个东西，大约是很难解释得清楚的。写这组与动物有关的小说的时候，事实上我想到的就是那些活生生的动物。在一个西部村庄里，这些动物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甚至某一个时期，它们才是村庄真正的主角。它们的生活和人的生活相互牵系着，它们的命运，它们自己也做不了主。你说的关于鸽子的故事，我听了也很动情，可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动物和人差不多，本性中的大部分都是温暖的，很多时候这种温暖被掩盖起来了。当有一把刀子向你捅过来的时候，你如果把它看作一只友好的手，你就能挡住它——用温暖挡住了它。

　　徐大隆：有读者误以为您的处女作是《八墩湖》，据我所知您的处女作应该是《荒坟》。《八墩湖》的发表之后，对您后来的创作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王新军：我的小说处女作的确是1988年的《荒坟》。《八墩湖》是我1994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而言这的确是一篇重要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的创作走向成熟的分水岭。它表明了我创作的一个向度，也为我后来的写作坚定了信心。

　　徐大隆：我曾经到过您的家乡，那是一个荒凉和闭塞的戈壁中的小绿洲，您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里，所以在您的作品里的人物基本上是一些穷人，也谈不上怎么浪漫。一旦读了您的作品，却能体会到故事后面的许许多多生活的原态和本真的底色，同时感受到您内心的温柔善良和乐观。难道现代城市的色彩抹不去您眼里一往深情的苦涩？

　　王新军：也许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不管它多么荒凉和闭塞，你都会爱上它。那是你的出生之地，那里埋着你的祖先，没有办法选择。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又给了你很多的东西。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心境是容易开阔起来的。这样的环境也会培养出一个人的内心。就像一个孩子，往往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更多的秉性。要改，很难。

　　徐大隆：从您的经历来看，是从一个放羊娃——乡文化干事——作家的一个过程，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您的学历不高，但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或者是机遇、运气，让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您觉得当一个作家是一种荣誉？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宣泄或是一种社会责任？

　　王新军：一个人一生干不了多少事，六七十年而矣，或者再多一些（当然也有少的），给你的时间就那么多。想把一件事干好就更不容易了。我拿到第一笔注明“稿费”的汇款时15岁，第一篇小说变成铅字的时候是18岁，而浪得一个作家的名分已经是30岁左右的事了。这个过程中好多次经历了生活的坎坷，所幸的是我没有放弃过。写作于我，一开始是爱好。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我不喜欢别的任何东西，也不大喜欢其它形式的劳动，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了。我的创作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执著没有太多别的理由。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是不是“机遇”和“运气”也是这样呢？作家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很吃力的营生了，而写作带来的享受实在太短。写到现在，突然觉得肩上有了一付无形的、但份量又不轻的担子，觉得有些话你必须得说，你甚至不能无动于衷，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说的“社会责任”？

　　徐大隆：2005年《上海文学》做的甘肃“小说八骏”创作专号上，您的小说被排在篇首，让人刮目相看。这样算来，两年的时间里发了您的六个短篇，您是否料到生活在南方都市的广大读者，同样喜欢看到您这样的作品，您的作品给了他们新的视野，让他们知道在西北边陲还有那么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中，您一定已经感受到台下一双双惊喜而渴望的眼神，是您的作品打动了他们。

　　王新军：好的小说就是一种内心的表达与呈露，只要能读小说，说明这种沟通就能达成。现在的小说已经没有多少地域方面的障碍来影响别人的阅读了。南方的读者喜欢我们西部作家的小说，我们不是也把王安忆的《长恨歌》喜欢的五迷三渞的么。这说明基于艺术的沟通、基于内心的沟通，在地域上是没有多少阻隔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汉语，这基本上不具备不能沟通的条件。

　　徐大隆：近来，在全国一些大刊上时常见到您的文章，媒体和评论界对您的中篇新作《坏爸爸》甚是看好。您有没有打算用您的作品来冲击“鲁迅奖”或“矛盾奖”？

　　王新军：《坏爸爸》是一篇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它是事实的小说。当初写作的时候非常顺利，出来后一直没有发出去。它无疑触动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病象。对弱者仅仅表示一些廉价的同情是不够的，对于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追溯它的源头。《坏爸爸》之所以一出来就被四五家选刊相继转载评介，可能就是它触动了我们已经习惯于麻木的神经，也预示着现实主义的回归。这奖那奖的，冲击不敢说，我是个凡人，当然也想。但在我看来，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而不是瞄着哪个奖去写东西。写作有时候得向那些具有标高意义的作品看齐。作品获奖了，我得写作，获不了奖，我的创作也一样要继续，这已经不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