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近影

　　采访手记

　　前不久，应艾芜文化艺术学校的邀请，韩少功到成都访问。媒体对于他的到来自然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可惜的是，大家似乎把他近来“炮轰”媒体的言论忘记了，竟然没有人就这个事情提问。这让我对采访韩少功有了更浓厚的兴致。

　　在艾芜文化艺术学校的王莎女士的安排下，在韩少功离开成都的前夜，我终于“逮”到了他，并且把我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韩少功与媒体难以厘清的关系由来已久了——“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头衔是媒体封给他的；当年他与张颐武之间的“马桥官司”是由媒体一手炒作的；他自己也曾经是媒体中的一员，《天涯》杂志的社长。而今，连他的个人生活也被媒体贴上了“隐居”的标签。再加上近段时间，媒体挑起的“思想界”与“文学界”之间的“群殴”事件，韩少功站出来号召“思想界”与“文学界”联合起来炮轰媒体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

　　因为这些话题，我与韩少功之间的谈话变得很致密，他也的确有话要说，并且说得坦诚深入。离开韩少功的房间，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不过我转念一想，一个直截了当的韩少功比一百个刁钻的提问更有分量。

　　核心价值：

　　他对省文联主席的帽子兴趣不大，对“戴老农的草帽”兴趣不小；他被贴上“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标签，却翻译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界起过重要影响的两本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惶然录》；他自己曾经是媒体中的一员，却在不久前站出来号召“思想界”与“文学界”联合起来炮轰媒体……

　　核心人物：

　　韩少功，著名作家。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职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社；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随后调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8年迁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现兼任海南大学教授。2002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

　　一半城市，一半乡村

　　作家翻译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不少人都说韩先生读书向来很“杂”，近来在读什么书？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前一段在读《吕氏春秋》。

　　记：《吕氏春秋》是本好玩的书吗？（笑）

　　韩：还行。以前我读过一些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吕氏春秋》收集的资料有些在那些文献之外，是我不大了解的，而且分门别类有个系统，所以可以看看。看看那时候的人想事情的思路、做事情的方法，还有他们知识的范围，挺有意思的。

　　记：说到书，我觉得有两个人的书和韩先生大有关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很重要。一个就是大家早就熟悉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一个是佩索阿的《惶然录》。这两本书都是经韩先生的手翻译的。说到《惶然录》，我发现你在翻译的时候对佩索阿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可是你还是很敏锐地决定翻译这本书。为什么？

　　韩：佩索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诗人。他的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大半辈子生活在葡萄牙的一个城市，终身不过是一个小职员，跟卡夫卡很相似，生活很单调的。这种职业、这种生活经历在大多数诗人眼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他（佩索阿）在那种境遇里居然想了那么多问题，而且想得那么别致，说出那么多思想。有时候读他的东西会觉得，哟，这个人还真是能说啊，一个浅显的问题深入进去他能够越说越多越说越多，而且没有废话，不是故意地为文造文，真有所思和真有所感，不容易。

　　记：你介绍的昆德拉引起的热潮让人们印象深刻，后来你推荐的佩索阿现在是诗人们推崇的对象，这让我不得不猜测，韩先生下一个翻译目标是谁？

　　韩：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目标。（笑）现在我也注意到国内有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像《外国文艺》、《译林》，其中不少翻译的文笔非常好。不过，有些译者对作品本身究竟有多大的艺术含量却不一定判断准确。有的外国作品很滑溜，也很有趣，很轻松，可是它的分量就那样，有点高级快餐的味道，读一次就不需要再读。

　　记：这就是作家翻译与单纯的翻译者之间的区别。韩：比如说佩索阿。别人的兴趣我不知道，我觉得佩索阿应该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相当地位的，偏偏被中国的翻译家忽视了，我做的工作就是补阙拾遗吧。

　　记：其实在中国，作家兼翻译是五四前后就形成的传统，韩先生继承了这个传统。

　　韩：以前是这样。那时候懂外文的文人不多，所以作家就兼了翻译家的工作。那时候，向西方学习也是知识界的一个共识，作家们、学者们都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做得很好，如今我们都是受益者。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作家、学者来做翻译的工作，翻译作品的质量肯定是要打折扣的。现在翻译的专门人才多了，这么多的大学，这么多留学海外的人，翻译的人才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学者就不大做翻译了，没必要和人家抢饭吃嘛。我想不少学者、作家都抱着这种心态。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好的作家、学者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不做很多，做一点也好。

　　炮轰媒体

　　记：韩先生曾经是《天涯》的主编，也算是有媒体从业经历的人，可是前不久你却发言“号召”思想界和文学界联合起来炮轰媒体。这是怎么一回事？

　　韩：炮轰媒体那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在商业竞争很厉害的当下，我也理解媒体的苦衷，他们要吸引眼球嘛，总是把标题做得那么刺激，结果把很多问题简化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些做社会科学和哲学的人——这些人我也不熟悉——批评文学家脱离现实、脱离人民，陷入了象牙塔，没有出息。于是，有一帮搞文学的站出来反驳他们，说，你们根本不懂艺术。争论的内容大概就这样。我看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发现他们其实也有交叠和互补的地方，只是角度有所不同。通过平心静气地、深思熟虑地交流，大家可能都会有收获。可是呢，媒体没有促进这种气氛，反而在那里添乱，标题做的是“文学界反击思想界”、“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等等。哪能这样做呢？思想界与文学界人多着呢，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思想界里赞成“文学界”的大有人在，反过来文学界同意“思想界”的恐怕也不是少数，并没有以界别划线。你说这是不是媒体在添乱？让大家的意见充分地展开，这样的交流才是一种有价值的交流。连对方的话都没有听懂就互相叫板，而且这种叫板甚至不是各自的本意，而只是媒体的描述，好像两帮人在抱团群殴，所以，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思想界”和“文学界”应该联合炮轰媒体。（笑）当然，这不是针对所有的媒体。大多数媒体还是好的，只是个别媒体在过于简单化、不负责任地挑唆。

　　几顶帽子

　　记：说到简单化的问题，我就想起别人一直给你戴的几顶帽子。比如说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我读过你的小说，在我看来，你的作品好像是向后看的，实际上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述达到向前的目的，因此寻根一词似乎不能概括你的写作。再比如你主持《天涯》有一段时日，有人就说你是“新左派”的重要人物，是他们的“山大王”。近来媒体又纷纷用隐居、隐士等等字眼来形容你目前的生活。你怎么看待这几个戴在你头上的帽子。

　　韩：都不是事实。先说寻根文学。我当时反复说过，“文化寻根”只是当时我们思考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那时候写了那么多文章、那么多作品，都没有“寻根”，但是在某些批评家或者媒体记者笔下，那些事实都被抹掉了，你就戳在这里，当个寻根代表作家的角色吧。问题就是这样被简单化的。我们常说，万物都是缘聚则生，很多因素，很多因缘，聚合到一块，才会产生一个东西，哪能那样简单化？像灵丹妙药一般，我开一个药方，不管什么人，什么病，吃了都会管用？文学上从来没这回事。所谓“寻根文学”，经历了好多年，其中也是鱼龙混杂。有时候因缘聚汇产生一个好作品，你可以说这个作品带着某种寻根的意向，在某些方面带有寻根的特点，但这一说辞肯定无法描述它的全部，肯定有很多东西是“寻根文学”这个词无法概括和描述的。所以闹出来的什么“寻根文学”、“寻根作家”，这些东西我都不赞成。只是批评家要吃饭，媒体记者要吃饭，只好他说他的，我做我的，只是我不说。

　　至于什么“隐士”，那更加不是事实了。眼下电子通讯技术把全世界一网打尽，你能往哪里“隐”？住在老山疙瘩里的农民照样打手机、看电视。我住的地方也不算很偏僻，离长沙也就一百多公里，很方便，朋友来来往往，我每天也看书、上网，这与居住在都市没有太大区别。农村也不是一个像瓦尔登湖的地方。有些记者多次问我：“你是不是住在像梭罗写的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呢？我住的那个地方完全是活生生的人间社会，有老有少，有官有民，有忠有奸，不是一个荒岛。

　　在农村居住

　　记：可是你得承认你现在的生活方式的确有些特殊。

　　韩：也不见得。以前很多作家也住在农村嘛。像柳青、周立波，像浩然，不就是长期或阶段性地住在农村吗？也没见有人去说他们。现在很多人“北漂”，一些艺术家也住在郊外乡村，也没见人去说他们，为什么我这样就有人说呢？

　　记：可见社会对你的关注度相当高嘛。（笑）在农村居住，写作方面有什么新的内容？

　　韩：有感觉的时候就写一点。最近作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新书，叫《山南水北》，长篇散文，可能也杂有小说因素。这里记录了我6年来山村生活的某些感受、想象和思考。

　　记：作为一个作家，你更看重思想还是感觉？

　　韩：在中国可能这是一个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跟着感觉走”，似乎思想是反动的、落伍的、很累人的、笨拙无比的。“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是昆德拉引用过的一句谚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还思考，那就是一个污点，一个缺点。

　　记：尤其是作家。（笑）

　　韩：对。（笑）其实，人们不思考，上帝是不是更发笑？不思考就沦为禽兽了。上帝造人的目的完全落空，他还会苦笑吧？思想和感觉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你感觉得很清晰的时候，感觉就成了思想。你思考得很模糊的时候，思想就成了感觉。在思想与感觉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举个例子，一个球员上场踢球肯定是凭着感觉打，怎么能赢就怎么踢，没有一定之规，所谓“球无定法，神来之笔”。找到感觉，有了状态，就能踢出好球来。但是，这种感觉和状态怎么来的？肯定是平常一招一式非常严格地训练出来的。训练过程中需要思考，需要琢磨，需要找规律，制订针对性的训练计划，而不是光凭感觉天天把自己供为天才。从来没有不要思想的感觉，也没有离开感觉的思想。在“文革”以前，对思想的禁锢以及教条化的思想确实毁了很多作家，也使得有些人至今有“思想过敏症”，或者“感觉崇拜症”。但是历史上因为忽视了思想而毁掉的作家，不见得比前者少。

　　民间语文

　　记：《天涯》杂志和韩先生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韩：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就辞掉了社长的职务。我现在只是《天涯》的一个顾问。现在杂志的社长、主编都是年轻人。

　　记：《天涯》可以说是中国杂志中的一个异类，特别是你首倡的民间语文板块。当时怎么想的？

　　韩：按照以前文学刊物的模式，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老是这四大块。我觉得文人文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现在不是有原生态歌曲、歌手吗？文学也有原生态文学。老百姓的歌谣、段子等等，只要有感情、有智慧，用文字来表达的，我认为都是文学。有一次《民间语文》发表了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女孩子的日记，特别感人。她显然不是一个文人，但是她的文字是地地道道的文学，是作家、文人永远写不出来的。还有一些文字，可能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是它有语言学的价值，或是社会学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拓展视野，这是非常宝贵的。

　　《民间语文》这个栏目在国外也很受关注。我到很多国家，他们都知道《天涯》有个《民间语文》。

　　记：这些民间的文字经过编辑的手会不会走样呢？

　　韩：我们编辑部当时规定，连错别字都不要改，只是在错别字后面打个括号，把正确的字标在里面。

　　记：我为什么有些疑惑呢？是因为我看过某些媒体也曾经尝试过民间投稿的方式，但后来渐渐地投稿者摸清了套路，结果出来的文字就越来越模式化。

　　韩：有时候我也怀疑有些投稿事先是经过加工的，编辑只是凭感觉来辨别，凭鼻子来“嗅”。但是我还是相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宝贵的原始文字，尤其是有原件为证的那一部分。

　　记：现在你做《天涯》的顾问，是顾而不问还是既顾又问？

　　韩：八个字：“有求必应，不告不理”。他们不找我帮忙，我不会去加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