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家小院

　　
　　
　　“我和文学丰碑没有可比性”
　　
　　铁凝有一部著名的小说《永远有多远》，但无论走多远，铁凝都属于最年轻的“那一个”，她25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7岁就成了中国作协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理事。39岁成为中国作协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副主席。49岁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年轻，是新一届作协主席的最大亮点。
　　
　　57年来，中国作协前两名主席，分别是德高望重的文学巨匠茅盾(1949年-1981年在任)和巴金(1984年-2005年在任)，与前两任相比较，茅盾53岁上任、巴金80岁担任主席。新当选中国作协掌门人的铁凝坦言，自己的心情“喜悦和惶恐并存，压力和责任同在。”“惶恐是因为在这一届之前的作协主席是文学的丰碑，我这样一个写作者和文学的丰碑没有可比性。我不敢忘记这个位置这份荣誉，决不是非我莫属，许多文学大家都能担当此任。不敢忘记这点，会让我时刻知道我是谁。我不敢忘记我的前辈作家用灵魂和智慧为我们积累的文学财富，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青年作家的培养扶持，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我们的文学实践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我不敢忘本，这个‘本’就是写作，写作于我是安身立命之根，我热爱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为本。我们走的路是前辈作家填平许多坑洼之后，今天才走得顺畅的。我不敢忘记我的责任，我想在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和心灵的高贵、在精神和道德的追求面前，作家应当为民族情感的净化、为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为建设和谐文化而努力，从我做起，尽自己的责任。”
　　
　　有人说中国作家的巨人时代结束了，而平民时代到来了。新一代的巨人也许在成长中。
　　
　　铁凝创作年表
　　
　　1975年高中毕业，自愿到农村插队。同年《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后被认为是其小说处女作。
　　
　　1975年至1978年务农4年，发表《夜路》、《丧事》、《蕊子的队伍》等短篇小说。
　　
　　1979年任《花山》编辑部小说编辑。
　　
　　1980年参加河北省文学讲习班。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引起争鸣。第一本小说集《夜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写出短篇小说《哦，香雪》。同年加入中国作协。
　　
　　1983年《哦，香雪》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发表。
　　
　　1984年当选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1985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六月的话题》分别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根据《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红衣少女》获“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理事。
　　
　　1986年中篇小说《麦秸垛》在《收获》发表。河北省文联召开铁凝作品研讨会。
　　
　　1988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作家出版社大型刊物《文学四季》创刊号发表，次年出版。西班牙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单行本由西班牙马德里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9年中篇小说《棉花垛》在《人民文学》发表。
　　
　　1990年至1991年写出《孕妇和牛》、《马路动作》等小说。
　　
　　1992年出版两本散文集《草戒指》、《女人的白夜》。
　　
　　1993年发表中篇小说《对面》，获“庄重文学奖”。
　　
　　1994年长篇小说《无雨之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美国政府之邀，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美国。
　　
　　1996年10月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年底，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5卷本《铁凝文集》。
　　
　　1997年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发表，获《小说选刊》年度奖。被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1999年初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在《十月》发表。
　　
　　2000年初长篇小说《大浴女》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1年8月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委会主任。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鲁迅文学奖”。
　　
　　2002年8月随笔集《遥远的完美》脱稿。日本东京近代文艺社出版铁凝小说集《红衣少女》。法文版《大浴女》出版。《谁能让我害羞》等5种小说和散文集分别出版。
　　
　　2004年出版《铁凝日记》。
　　
　　200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长篇新作《笨花》。
　　
　　“五七女儿”
　　
　　作家古华在一次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送铁凝一句话：你是“五七女儿”。
　　
　　铁凝出生于一九五七年那个非常时期的北京。她来到这世上，中国一批正直的人正遭受着冤屈。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她四岁前一直住在北京一位保姆家。父亲是位画家，她从小就在家里的画架和画框图间穿行。身为声乐教授的母亲一心想培养她学声乐，父亲却想让女儿学画画。
　　
　　铁凝本人似乎迷上了舞蹈。那个年代中国唯一的也是最著名的两部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拍成电影后，铁凝不厌其烦地反复看。她最崇拜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跳“白毛女”的那个名叫石钟琴的女演员，长得黑里俏的小铁凝经常独自摹仿着芭蕾动作。她曾每天到一位芭蕾舞教师那儿练习芭蕾基本功，后来还被一个部队文工团选中去跳舞。
　　
　　但出于对文学的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崇敬感，对文字的一种天然的迷恋，她毅然放弃了那个年代女孩子仰慕的当文艺兵的机会。
　　
　　小女孩“鬼祟的当作家的妄想”
　　
　　铁凝上中学时最享受的是上作文课，一写作文就会异乎寻常地思路活跃、想象丰富、情绪亢奋。她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就是中学时代写的《会飞的镰刀》。那是学校在一次“学农”归来后布置的作文，题目为“记一次学农劳动”。铁凝一气呵成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大作文，把一本作文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并跳出规定题目，自己起了一个得意的题目《会飞的镰刀》。铁凝写一个乡下男孩和几个学农的城市女学生的友情。城市里来的女学生们第二天要去割麦子，乡下男孩为了帮助这些不熟悉农活的城市女学生，当夜晚大家入睡时，他悄悄地为大家磨镰刀。女学生们醒来时突然发现镰刀“飞”走了。在那个言语并不自由，思想极压抑的年代里，铁凝身为16岁的少年，她的想象力并没有彻底被扼杀。她笔下的镰刀会飞，她的想象力、创造力也长了翅膀在自由飞翔。
　　
　　铁凝的这篇“出格”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并让铁凝在课堂上当众朗读。回家后，她神气地拿出作文，向全家人高声朗读，母亲激动得流泪，反复问：这是你写的吗？父亲也反复问：你是不是对写作特别有兴趣？在得到女儿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想找一位真正的作家来判断一下自己的女儿是否是块搞文学的料。
　　
　　父亲与写过《小兵张嘎》的徐光耀是好朋友，于是挑了铁凝的两篇作文去见他，徐光耀看后在第二次见面时对铁凝这个才读高一的小姑娘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还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
　　
　　第二年，《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盖红印章的考卷》中。
　　
　　从那以后，铁凝说自己就有了“鬼祟的当作家的妄想”。1975年她高中毕业面临第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没有人会想到她会选择这样一条自认为能够通往文学的道路。当时正值“文革”的尾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近尾声。铁凝居住的河北保定，规定家中老大可以免下农村。铁凝的妹妹正读小学，似乎也不存在铁凝留城妹妹下农村的危险，父母当然希望铁凝能够留下来，而且当时她还有令人羡慕的去向——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同学们都说她交上了好运，可铁凝却郑重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她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去农村落户。她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当作家就必须深入生活，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在她的印象中，大作家孙犁、徐光耀都是来自农村的作家。
　　
　　铁凝的行动，让保定市热闹了好一阵，她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座”。
　　
　　父亲从铁凝的选择中，看到了女儿想当作家的明确志向，他站在了女儿一边，而母亲心疼地流泪，她想不通女儿放着阳关道不走，非要自讨苦吃走泥泞小路，还不知哪里是尽头！她气呼呼地哭着嚷着：你就去当你的“女高尔基”吧！
　　
　　五十万字的农村日记、札记
　　
　　在农村，铁凝脱胎换骨，认真地当农民，没有一天虚度。下乡四年她从来没有中断过写日记，近五十万字的日记、札记就是见证。那时村里正缺老师，大队支书和铁凝商量，让她去补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美差，铁凝却一口拒绝了，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不能出了校门又进校门，在农村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她自觉自愿地与农民一起艰苦劳动，冬天砸开冰窖取水，满手是血淋淋的冻疮。住漏雨的小屋，连自己的容貌也愿意过早地去酷似农民，硬坐在八月正午的棉花垄里晒太阳，想晒成农民样，脸上层层爆皮。农村女友为她过十八岁生日时，把麦秸秆编成的戒指套上铁凝的手指，发现她双手上竟有十二个血泡，这个女农友忍不住捧着她的手哭起来，而铁凝的心却感到莫大的满足。
　　
　　如“灵魂在场”般的写作
　　
　　铁凝以自己创作上的丰硕成果真的成了著名作家。几年前，她又自愿地到河北西部涞水山区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在那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她选择的涞水山区是当年她构思《哦，香雪》时生活过的地方。十几年过去了，这里正在开发成一个新的旅游风景区。此时的铁凝已从一个想当作家的小丫头成长为一位老练的女作家了。面对静谧的大山，麦田一望无际，麦穗已很饱满，一个怀孕的妇女挺着大肚子特别自豪地站在那儿。这景象打动了铁凝。《孕妇和牛》鲜活地在她笔下成了一篇如诗如歌的小说。以后她又写出了八九个短篇和中篇小说《他嫂》等。把这一年的小说放在一起，可看出它们的艺术质量很齐整。
　　
　　无论命运将她抛向哪里，铁凝都能紧紧地抓住文学这个救生圈自得其乐。她似乎天生有两双眼睛，一双是城里的，一双是乡下的；一双是男人的，一双是女人的。她那种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的写作，多半都是一种“灵魂在场”的写作。有评论家说她的长篇小说《大浴女》是一次彻底的“灵魂在场”。《玫瑰门》也是一次“灵魂在场”的写作。今年新发表的花了六年时间写的长篇小说《笨花》也因为“灵魂在场”而显出其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三重身份中从容不迫当作家
　　
　　对文学的敬意和对生活的热爱，使铁凝面对写作这件事永远怀着工匠般朴素的心。铁凝身为女性作家，她清醒地自省：“要警惕过分地自赏和自恋，过分的自赏和自恋，会使作品的气象变小，我一直觉得格局可以小，但是气象应该是大的。我们总是在纠缠到底写大事还是写小事，小事也可以有大气象。好的作品为什么好，即使它是写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它表达的现实是很广阔的，气象万千的。一个短篇也可以气象万千的。”铁凝认为文学应该承担一种功能，即使不谈责任，但是至少得有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我们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她喜欢巴金先生的话：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评论家贺绍俊这样概括：“铁凝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这三重身份，也给铁凝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她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很到位：没有作家就不可能有其它，但是没有其它我还是一个作家。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始终坚持着内心的自由和维护着自己的文学个性。她的定力让她这三重身份反而互补互利。她的勇气、大气、慧气全隐藏在她的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中。

　　
　　铁凝在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前二天,接受本报首席记者独家采访——“写作永远是我安身立命之根”
　　
　　我身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本想采访铁凝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没想到铁凝努力躲避和拒绝媒体的采访。在胡锦涛总书记给第八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作了重要讲话后的下午，我匆匆赶到河北省作家代表团的小组讨论现场，悄悄地坐到铁凝的身旁。我用纸写下“作家要营养灵魂”这个话题，示意我想请她跑出来对话。她礼貌地说：“等我小组发言结束后再说。”我发现她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上划上了许多条条杠杠。
　　
　　跑出会场，铁凝把我拉到对面的客房过道里，善解人意地说：“关于营养灵魂的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小时咱们再聊吧。”“几点方便？”我盯着不放。“晚上十点半吧。”
　　
　　晚上十点二十分我打电话到北京饭店铁凝住的房间，她不在。我心里发毛，怕她贵人多忘事。十点三十分再打电话，铁凝回来了，她是个讲诚信的作家。我们推心置腹、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
　　
　　周：先谈谈你的心境吧，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铁：写作永远是我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对于写作我只盼望三点：一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写长篇耗神耗体力。二是要有一颗明镜的心，这说说容易，做起来不易。三是我想离优秀的文学作品近些、再近些。我只能像农民对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那样，对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以更宽广的胸襟营养心灵、体贴生活；不敷衍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敷衍我的笔、我的灵魂、我的读者。
　　
　　周：我知道你从小是个见书就迷恋的人，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铁：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书读得越杂越好，应该多读一些小说之外的书。我最近正在读赵启正写的新书《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非同一般，这本书记录了中美两位高层人士的思想交流，不时还会出现相当激烈的交锋，读起来很有味道。
　　
　　其他优秀的作品会开阔你的视野，从另外的书中可以获得别样的生活和感受，这样生命也会更完整。也许随着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你会发现你漏过了一些值得你去读的书。任何一本好书给读者的营养都是慢慢渗透的。我爱读经典的、耐读的杂七杂八的书。
　　
　　周：你曾提出营养灵魂的问题，这对作家，对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注重营养灵魂的问题？
　　
　　铁：写完《玫瑰门》以后，1988年我悟出中国文坛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人们的情感长期压抑后，一解放思想，各种流派目不暇接。小说不是玄学，小说赖以活跃的思想圈是非常狭隘的。我们不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些性急的演员，那些性急的演员留意怎样发展他们的舞台肌肉，而不注重去营养自己的心灵。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好比舞台肌肉，这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认为作家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重要。
　　
　　周：我读了你所有的小说，你的小说具有生活的质感和人文的情怀，对人性和生命的追问是你永远的创作动力。从你的心路历程看出你对创作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敬仰，这敬仰是与身俱来的吗？
　　
　　铁：我一直把《会飞的镰刀》当成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并对北京出版社发表我这篇七千字的高中时的作文心存特别的感激。记得那一年，正在农村当知识青年时，我因事去北京，特去出版社见编辑老师。一位编辑除了送我几本出版社的新书外，竟然还慷慨地赠予我两本印有浅绿色“北京出版社”字样的、规格为八开、每页五百字的硕大稿纸。那时作品发表后是没有稿酬的，作者得到出版社的几册赠书或一个笔记本已经十分知足。我将这两本豪华的稿纸小心地装入我的绿色“军挎”带回家，也曾多次在写作之前将这稿纸在书桌上铺开。这豪华的大纸因是八开，比普通的稿纸大了一倍，我掀开它的手势幅度也就偏大，霎时间我就仿佛获得了一种书写巨著的豪情。但是，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稿纸格子旁留有的大空白，这“留白”本是为了作品的修改而留的，它随时提醒着你：真正的写作是不容易的，你的写作是不是配得上这样奢侈的纸。
　　
　　我至今不舍得动用这两本稿纸，我总是想，让我在写最好的小说的时候再享受这宝贵的赠纸吧。可我又知道，世上的事，本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我对写作永远充满神圣的敬仰。我认为文学可以表现生活中的表演，但是作家应该忌讳表演生活。作家应该眼睛永远向下，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人人与农民、农村、土地有关，所以我会主动去农村生活，目的是让自己了解最基层的人的原生态想法。
　　
　　周：你认为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铁：写作是不容易的，作家通过自己讲述的故事，不仅要让读者感受他们熟知的种种气息，还须有本领引导读者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发现和表述的一切陌生的熟悉。作家的理想应如同出色的捷克画家科普卡常常告诫的那样：“如果人们在去画展的路上能看到更好的树，我画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说，任何一个刻意取悦读者的作家都不会是一个能有好的发展的作家。因为刻意取悦读者的作家其精神必然缺乏必要的集中，写作时的情态也定然缺少必要的忘我。写作需要忘我。
　　
　　周：我最近刚读你的《遥远的完美》，这是一本美文美画的读本，你对艺术形象的顿悟，对50个中外画家画理的透彻分析，让喜欢绘画艺术的我获益不浅。你偶尔也画画吗？
　　
　　铁：冰心老人曾给我一封信中说：“铁凝，你真行，会写文章，还会画画……”这是因为在羊年时，我曾画过一张贺卡寄给了老人家。实际上我是不会画画的，至今我的绘画“作品”没有几件，一件是送冰心老人的“羊卡”；一件是我五岁时画的一只黄眼黑猫——画家父亲把这巴掌大的一块灰纸作过精心托裱后，一直收藏在他的书橱里，另一件便是发表在1994年第二期《长城》封二上的名为《苹果树》的挂盘了。我画的是我眼中的苹果树，还有我在绘画过程中享受着心灵和手的充分自由。写《遥远的完美》时我选了106幅对我心灵产生影响的中外画家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才子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
　　
　　周：小说和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铁：再真实的小说也抵不上生活的真实；再荒诞的小说也抵不上生活的荒诞。我的有些小说看上去对生活不大恭敬，那实在是因为我期望着生活更神圣。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才更动人，我企盼在各种各样的不容易之中给读者以希望，这希望也可以在表现失望中获得。
　　
　　周：我听和你合作过的出版社编辑说，你出书从来对出版社没要求，也从不讨价还价，你只对自己有要求，他们说与你合作很愉快。
　　
　　铁：是的，我只要口头答应给那家出版社，我就以人格担保我的质量。我从不与他们签合同，我不想受时间、金钱的限制，写小说不是流水作业。我花六年完成长篇小说《笨花》，原本去年就写完了，但文学不是赶集，我还不满意，还想改。我又修改了十个月才于今年1月出版。我交稿时，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以质论价吧！”结果十分钟就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合同，首印就是二十万册。
　　
　　周：你多年担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为河北作家做了许多实事，你和作协党组成员共同奔波建立了唯一的省级文学馆——河北文学馆和作协办公大楼，听说可费神了？
　　
　　铁：坦率地说，我是付出一些心血的，这是个具体的工作，需要亲自去跑，去要钱去搞设计方案等。当时我去求有关领导，他们把我轰出来了：“出去！出去！”陪同我一起去的作协领导出门直流泪：“你是名作家，被他们这样轰出来，你这么求人我看着不好受。”我说：“反正我为作协办事，我不在乎！”等我出国访问时，陪我的作协领导拿着我的文集送主管部门领导：“这是铁主席送你的书。”“你们作协的主席是谁？”“就是那天被你轰走的女同志！”“我以为她是你的女秘书呢！”告诉你这个笑话是想说明要做事总会碰到难题，这在情理之中。我欣赏“人情多，是非少”的人，我也尽量这样做。我这人实际上最想过的是婆婆妈妈的女人的生活，我热爱生活、一边尽情地生活一边诚实地写作是我最快乐的享受。
　　
　　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近两个小时的对话,让我们都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重感情的铁凝肯定地说：“我们能成为朋友。”
　　
　　这次对话两天后,从事文学创作30年的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相信她会不负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