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作品与写作

　　对于自己的新作品，王朔说：“我准备请比我年龄大的一批人，都出来说说，凑出来就是一部历史。趁大家活着时，把事儿说清楚，别后来让这些小人在这儿胡编，打不完的罗圈架最后，真是没必要。让大家也知道知道历史。”

　　谈新作品：把经过的真事儿全给码出来

　　新京报：3月份要出的新作品是什么内容？

　　王朔：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回忆，我经过的真事儿全给码出来，真人真名真事儿。

　　新京报：回忆到什么时候？

　　王朔：回忆到我能回忆到的尽头。

　　新京报：目前的200万字，描述的是什么时间的真人真事？

　　王朔：200万字是我这几年的生活，有一个长篇是完成的，还有一个长篇到16万字就没写下去，还有几个剧本。不会一下子都挂上去，原来打算在博客上先搁上两年的，现在改主意了。决定一边写一边聊，不会一下子搁上去，几千字几千字往上搁，当然也是互相呼应的。

　　新京报：新作品到时候是采取靠点击收费的方式观看？

　　王朔：我们可以会员制，年费、月费，如果是过路点，那就交点击费。再懒得花这钱，我估计会有很多人拷到其他地方，你就看那个去呗，但是那个跟我们没关系。每天我写的靠谱不靠谱，大家在网上讨论，你说得好我还就听你的，稿费也算你有一份，这不有点意思吗。也不用那么多人，也不用1亿人，有个一两万人在那儿就挺热闹的了。（笑）新京报：听起来挺好玩的。

　　王朔：这是未来趋势，我不做早晚是这样儿，我只不过想做第一而已。

　　新京报：你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第一人，比如当年第一个要版税。

　　王朔：我拿版权把他们全得罪了，所有出版社都不愿意给。说我忘恩负义，说他们培养了我，我只爱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那会儿我最火的时候印我的书，十万十万地印，盗版都有80万左右。我跟你要点儿钱，怎么了。

　　我该得的版税都不给，他们给外国作家。当时新闻出版总署下了个文，当时出版社都没有签合同，我说你要不出版税，我就算你盗版，你现在马上给我停印。后来每个社补个几万块钱，当时我觉得这帮人太讨厌了，你们是公益事业吗？今天说这都是老旧话儿了，当时我落了个最贪财的作者。那些后来得我好处的作家，有一个出来替我说公道话的吗，什么朋友啊，别他妈装厚道了，一个个的，少给你们一分钱谁干啊，谁也不干。

　　新京报：你以前的作品也是自传吗？

　　王朔：我写的从来都是自传，我怕吓到大伙儿才用小说呢。我准备写写小说、写写散文、写写剧本。其实北京有很多老泡，写东西特别好，但是没有出来。我准备请比我年龄大的一批人，都出来说说，凑出来就是一部历史。趁大家活着时，把事儿说清楚，别后来让这些小人在这儿胡编，打不完的罗圈架最后，真是没必要。让大家也知道知道历史。

　　老北京地区和新北京地区我都呆过，我中学就在北豆芽胡同儿，朝阳门城根那儿。

　　这两块儿我都熟，至少我是经历者，肉麻点儿说，这些地方养育出来的。

　　谈写作：小说是个逐渐没落的艺术方式

　　新京报：70后这批编剧你怎么看，他们很多人说受了你的很大影响王朔：有不错的，石康、狗子、丁天，他们都好，就是生不逢时。小说是个逐渐没落的一种艺术方式，当然电影也随之没落了，这些东西门槛越来越低了，不会形成那么集中的关注力了。而且老实讲，他们写的也是自己生活的写照，彼此太像了，吃喝玩乐，那时候石康写的《在一起》那就是玩儿，写得太浅了。他一年写两本小说，写得也有点太快了。

　　我这儿玩了6年，我才敢出来聊这事儿，我才弄明白这事儿。你看了俩月，你就写了，不是一回事儿。

　　新京报：小说没落了，那什么文体起来了？

　　王朔：跨媒体的东西，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就是突破所有这界限，真实就是力量。真实的东西，什么人都能感觉到它的真实，当然你要有作者对生活本身对人的洞察力，除了表面生活，还有人的内心世界，你是不是把握得住。老实说，年轻作家没有能力把握住，他们内心都没完善呢，你把握什么啊？你完全处在社会的影响下，就是社会上五光十色的东西，五光十色这东西写一两天就完了，别老写，没什么看的。你老去戏果、老去喝大酒，你说这东西能老看吗。

　　新京报：你觉得小说家到什么年纪才成熟？

　　王朔：我觉得小说家成熟至少要到30岁以后，所以这帮人他们刚进入成熟期。神童多了，王蒙18岁就写《青春万岁》了，当时那名气与现在的韩寒比不次，我们当年还好多神童呢，庞天舒啊什么的。你跟你同龄人比，你是好的，你跟成年作家比，你比不了，你别拿这当事儿。说实在的，太年轻的人写小说是不靠谱的。

　　写诗行，唱流行歌曲行。70后电影导演都没出几个，张扬他们都是68年的，《疯狂的石头》的宁浩是70后，80后除了有点儿艺人，一个导演都没有，不可能有。他们最大才26岁，作家都是少年作家，少年作家基本上就是作文吧，这没什么客气的。所以，我也不认为我年轻时候写那些东西靠谱，也就那么回事儿，反正谁早认识到自己不足谁进步，谁要觉得自己顶天儿了，您就傻在那儿了，最后就成为笑柄。 　

　　成长背景

　　谈大院：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搬到北豆芽的？

　　王朔：我是小学5年级转到北豆芽小学，对面就是北京军区总院。是原来段祺瑞住的宅子，老段府，我们军区部一部分家属搬到那儿。原来是总参二部和日本特务机关民国建的一院，中西合璧，原来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阳光灿烂的日子》啊，都在那儿拍过点儿。楼上房顶全是连着的。上一房子能上所有房子，挺好玩的，有假山啊有养鱼池，春天开一院子梨花。下雨也淋不着雨，有廊子。

　　新京报：你们那个院儿是属于总参的大院儿？

　　王朔：对，总参军区部。军事训练的，我们院都是军事训练尖子，所以我们那儿军事三项队，投弹、射击、障碍，我们和八一厂合作拍军教片。夏天夏令营就到八一制片厂，所以我认识好多八一厂的人。我小时候，复兴路特郊区，木樨地桥有站岗的，就是《看上去很美》描写那样儿，全是四层楼，原来那块儿没有临街的楼。

　　我看我小时候住朝阳门城根那些胡同儿全给拆了，我还准备慢慢聊这个呢。我小时候朝阳门城根那块儿，还有城墙呢，后来地震的时候才把这砖头给搬光了。中间是条护城河，河东河西的孩子还互相劫，劫了要弹球啊、要冰棍啊，满大街都是捡破烂的孩子。城里那时候特别穷，我有同学冬天就是没衬衣穿。

　　1976年地震的时候，教室墙一倒，全倒外面了，教室成舞台了，里面什么样全瞧见了。朝阳门城根好多房子不是整块儿砖砌的。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盖了前三门，哪儿像现在这么多傻楼啊，那会儿没有楼。原来北京没这么多大杂院，地震的时候搭了好多地震棚，之后全改小厨房了，才出了这么多大杂院儿，原来没这么惨，四合院都干净着呢。四合院住着并不舒服，冬天小孩手上都长冻疮。这才几年啊，一晃眼，北京我看着跟外地似的。尤其是东大桥啊、西单，修成什么样了啊，真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