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近影 

    对话严歌苓 “被逼到墙角的女性角色，每个都有我的影子”

　　严歌苓的文字有很有故事性，常常一问世就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当幸福来敲门》等都是观众熟悉的作品。她是如何看待影视剧改编，又如何把握笔下的女性角色，记者和她进行了一番对话。

    说电视剧：

　　问：《娘要嫁人》创作的源头是什么？

　　答：现在中年女人的爱情戏还不是非常的多，所以想写一个女人的情感故事，特别是寡妇，她嫁不嫁、传统女人是否能争取自由恋爱，是一种看起来比较矛盾的挣扎，她的一生多数时间必定被社会舆论所困。

　　问：为什么选择蒋雯丽做主演？

　　答：我没有选择，编剧很少干涉制片方的选择，她演过《幸福来敲门》，所以就自然而然选了她。

　　蒋雯丽身上有种不被岁月改变的单纯，更有一种善良，而且她眼神里有一种多情的东西，很适合齐之芳。

　　问：最喜欢剧中哪个男人？

　　答：肖虎，他们俩的感情是逐渐渗透的，不像小戴，他们有青春的影子，属于男才女貌的结合，肖虎是相濡以沫的成熟的感觉，一个男人暗自帮助她。

　　问：剧中三个孩子戏份很多，他们只是配角？

　　答：我父母也离异过，所以知道孩子的感觉，剧里面有句话是大毛很残酷地告诉父母，“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说爱情，爱情是我们的事。”

　　我想通过他们告诉年轻人，对于父母的感情要尊重，他们不是有了家庭孩子然后失去另一半之后，就不可以再追求自己的感情了，作为孩子，古今中外似乎都比父母自私，这也是我个人年纪大了之后体会到的问题。

    说女性题材：

　　问：偏爱写女性题材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答：我偏爱写女性角色，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因为有很多女朋友会把女性经历告诉我，所以自然而然就搜集到人物的素材和细节，觉得久而久之这种搜集的人物和故事可以成为中篇小说或者戏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笔下的每个女主角都有我的影子，好的坏的，我都有认同感。

　　问：很多人觉得做了母亲，女人就该安心带孩子，这是“传统美德”，你觉得呢？

　　答：中国女人本身有持家的传统，恬退隐忍，又有冲破“传统”争取爱情的冲动。就像齐之芳她并没有同时爱上三个男人，一开始爱的是年轻的，后来就断了这种念想，被推到李处长身边，她很挣扎很纠结，不想为了生活委屈自己，好像这种牺牲也是传统美德对于一个女人的要求，但是齐之芳不同意，仍然要坚持自己的情感，所以她更苦，但凡她活得下去都不会委屈自己为生存嫁人。

　　问：为什么总是要将女主角放在一个社会边缘的位置？

　　答：人处于非常态环境下，被逼到绝境时，血液量本质的东西会蹦出来，那才是文学感兴趣的东西。女主角不做赢家，因为“输家”各有各的输法，写起来有个性，她们活得精彩了故事更好看。

　　中国女性之所以不被打倒，在历经苦难之后，演绎出生命的坚韧和丰富，因为我们在苦难中学会拥有一颗平常心。

　　问：作品的背景往往是战争、社会巨变，为什么？

　　答：每个人的个体都是一个国家大历史的阐述。这样一个女知识分子、一个女农民、一个有着四代同堂的媳妇，她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特殊的人物能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历史反映出来。

    说文学创作：

　　问：很多人都认为独来独往是创作的最佳环境，认为你的经历让你的作品有了丰富性，你怎么看?

　　答：也不全是，我也有胆怯，比如不敢写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出国20多年，现在回来看到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现在这样变迁大，刚流行的东西，很快又有了新的变化，对于写中国当代的故事比较胆怯，因为我不了解。

　　没有任何距离的时候，不能审美，把一段时间放在比较长的历史里面，就容易看得全面，不会当局者迷了。

　　问：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标准是什么？

　　答：没有标准。要看作品能不能激发导演的创作欲望，文学作品变成影视剧要经过好的再度创作，就要导演编剧提取文本的影视因素，不同的人看到的影视的因素不一样。

　　问：影视剧改编会削弱小说的文字性吗？

　　答：现在我很多小说就会被改成影视剧，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希望每部文学作品都有他的生命，不要借助影视活下去，现在整个世界都是新媒体、微电影、手机小说，这种事不可抗拒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希望影视的观众会变成读者，这未尝不是一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每个字都是我自己的，精彩是我的，不精彩也是我的。

　　问：怎么看作家的社会责任？

　　答：社会责任重要，但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艺术创造是进入文明史的东西。要给平凡的生活加一点文学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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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影像理解女性和一代人

——访《娘要嫁人》导演乔梁、编剧严歌苓

    齐之芳在母亲和爱人的角色间挣扎。孩子对她说，你们没有资格谈爱情；母亲对她说，别折腾了。她回答我也是个人。严歌苓这样定义齐之芳：既有传统美德，又不被传统驯服，执着于美丽的生活。 

小戴既有前夫的影子，又懂得浪漫，会用自行车带着齐之芳讨她欢心，最终他却被齐之芳拒绝，因为他触及了做人的底线。 小戴既有前夫的影子，又懂得浪漫，会用自行车带着齐之芳讨她欢心，最终他却被齐之芳拒绝，因为他触及了做人的底线。  

小戴既有前夫的影子，又懂得浪漫，会用自行车带着齐之芳讨她欢心，最终他却被齐之芳拒绝，因为他触及了做人的底线。

传统和现代幸福观念的冲突，齐之芳纠结于报恩与爱的选择，最终选择了有默契的爱人肖虎。

　　“娘要嫁人”四字直白通俗，印在小说封面上，打在电视荧屏上，感觉几乎有些粗糙。不过，剧中人齐之芳独自拖着几个孩子，从最初要把自己嫁出去，到后来孩子要把她嫁出去，《娘要嫁人》却用42集的篇幅，娓娓道出了一段温暖明亮的故事。

　　“娘”和“嫁”，一边是家庭责任，一边是感情渴望，女人一生的成长和角色转变，似乎正是围绕这两个字展开。嫁了之后相夫教子，没人会说什么，可娘要再嫁，似乎就会为社会所不容，让女人陷落苦难之中。

　　编剧严歌苓说这样的设计就是想通过苦难理解女人，发掘柔弱女主角身上人性的光辉，把苦难演绎成为生命的坚韧和丰富；而导演乔梁则说，记忆中母亲一代人的青春，活在白衣飘飘的年代，总是一片阳光灿烂，要拍就要把那一代人拍得美美的，让不曾见过父辈美丽的孩子们，对爸爸妈妈多一分理解。

    面包或爱情，演绎出一代人的“精神底线”

　　“看到《娘要嫁人》的题目，又看到主要人物是寡妇、遗腹子、三个男人，再加上40年的剧情跨度，各种纠结和情感反复，一开始也曾有过担心：这会不会是一部苦情戏？”导演乔梁告诉记者，眼下，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已经呈现出“过饱和”状态，荧屏动辄上演所谓“催泪大戏”，“娘要嫁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不过，在看过剧本之后，乔梁却被其中的角色打动，尤其是齐之芳：“她遭遇种种委屈，被社会边缘化，却忍受着屈辱和所谓怜悯，倔强地维持着尊严和体面。面包可以凑合，感情和原则却不能，她用40年画出一条精神底线，这条精神底线不仅限于齐之芳，而是属于父辈一代人，让人感动甚至敬畏。”

　　《娘要嫁人》的故事发端于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蒋雯丽饰演的齐之芳是一位带着孩子还有孕在身的寡妇。在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很多人眼中，“寡妇门前是非多”，齐之芳的感情生活就不该折腾，而她却说，“我也是个人。”李立群、于荣光、张鲁一扮演的三个男人，则都对齐之芳有好感，几乎同时展开了追求攻势，在她生活困难时试图给她帮助。爱情和面包，如何取舍，齐之芳的内心并非明镜止水。

　　蒋雯丽形容齐之芳既不是“贤妻”也不是“作女”，而是一位“对爱情执着”得骄傲的母亲。不用戴上“道德模范”的帽子，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她懂面包和爱情孰轻孰重。在齐之芳看来，三位追求者的情感境界完全不同：于荣光饰演的肖虎是个消防队长，也是齐之芳亡夫的战友，他和她的感情心照不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柏拉图之恋。李立群饰演的李茂才是个机关领导，生活条件不错，对待齐之芳和孩子们如同长辈照顾有加，只是“眼睛太流氓”。张鲁一饰演的戴世亮，闪着齐之芳前夫的影子，喜欢音乐懂得浪漫，不同于前两者要么太遥远，要么太“霸道”，小戴应该是齐之芳理性的人选。

　　可是为什么齐之芳没能和小戴走下去呢？有观众说，最打动人的细节，是最后几集中，又一次打算嫁给戴世亮的齐之芳，在领证前的一刻，发现当年为了对付“情敌”肖虎，拿消防大队家属楼说事儿的人就是戴世亮，不能容忍感情被欺骗，齐之芳选择彻底离开小戴，那不是因为她作，也不能责备她对小戴太狠，这是她终其一生的原则，骨子里几十年积累下来，不能放弃的自我的一部分。导演乔梁说，齐之芳在最后一刻把握住了底线，一条属于一代人的“精神底线”，很多事情可以凑合，但是感情不行，为人处世的原则不行，说白了就是不能出卖自己。

    “输家”的倔强，解读中国女性的人生哲学

　　镜头中的齐之芳，总会被处理得唯美细腻，不少懂行的观众发现，蒋雯丽时常被包裹在明亮的光线之中，就连身后也会补光，用一圈暖暖的亮色勾勒出人物的轮廓。“我有意把她拍得美丽。如果你能理解齐之芳，你就能理解逆境中的女性，她们往往比男性更加坚韧。”乔梁对记者说，自己的母亲和齐之芳是一代人，节俭、要强、自尊是传统中国女性的共性。

　　在齐之芳身上，“母亲”角色和爱情的博弈，被主创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要求的付出、牺牲，与个人情感自由之间的对立升级。从小到大，蒋雯丽对待三个儿女的情感格外复杂，其丰富度丝毫不逊于她对待三个男人的感情。她和三个孩子之间的误解、原谅以及相互扶持贯穿全剧，三个儿女从小到大，性格变化与命运历程也始终和母亲齐之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有时是痛惜、疼爱，有时是愧疚自责，有时是严厉苛刻，甚至有时会有害怕和讨好，复杂的感情凸显出齐之芳作为单身母亲的两难境地，以及她追求情感的不易。

　　“为什么母亲就必须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爱情？”严歌苓塑造齐之芳这个角色，就是想让更多观众理解女人，“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也要用热水敷一下肿胀的眼睛，好形象不只是给人看的，也是一种自尊要强的暗示。”同名小说的结尾，齐之芳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她为了保住花木和开推土机的司机讨价还价，而要推掉花木的正是已经成为房地产老板的戴世亮，那个她当年拒绝了的男人。严歌苓写下：“就像做了一个关于女人一生的梦，多少年后，齐之芳终于发现已经可以用一种全然慈悲的目光，审视自己在即将过去的一生中和几个男人的聚散离合、一世情缘。”她说，“哪怕再渺小，只要你坚持，它就是生命中的定力”有观众在看过《娘要嫁人》后，认为这种坚持是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宽恕”与“亲情”，一部影视剧，由此成为体验女性人生挫折、找寻生命定力的过程。

　　那么，该如何理解女人，如何理解女人一生角色的切换？影视策划人曾念群曾说，某位如今名声响亮的女星，聊起大学时那段青葱岁月，她一度纳闷在校期间然没男生追她，而她尤其喜欢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感觉，她说如果那时有位勇敢的男生用自行车，拉着她去兜风，或许就会嫁给他。乔梁则说，可见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

　　“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生活嘲弄你把你无情地摔倒时，你却一点点地活过来。一方面有戏剧化的看点，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中国女性韧劲的体现。”乔梁认同严歌苓时常以“输家”为主角，用边缘化的女性角色反衬出女性伟大的做法。“艰难状态境下，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会显露出来，你天性中的善恶，往往左右了你最终的命运走向。”

    影视“解释”文学，拍出小说中的潜台词

　　《娘要嫁人》中，每隔几集就会出现一首老歌，从开篇大合唱《歌唱祖国》到结尾时崔健的《一无所有》，串起了数十年社会变迁，而且歌词还会在电报声中被打在荧屏中央，勾起了许多观众的回忆。乔梁告诉记者：“老歌既是剧情故事时代背景的提示，也是主人公情绪的写照。用影视‘解释’文学，就是和观众一起用角色、人物、环境‘读’小说的过程。”

　　很多影视圈里人都有这个感觉，严歌苓的小说好拍却又不好拍。说好拍，是因为她的作品很会说故事，《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当幸福来敲门》等，都有明确的戏剧冲突，以及大环境造成的压力，有拍成影视剧需要的主线和副线。说不好拍，则因为严歌苓的作品视角犀利，“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有情节更有想法，她曾表示自己是作家然后才是编剧，不希望将文学和影视混在一起，否则需要巨大的妥协，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把握作家笔下的女性甚至是一代人的印象，影视剧导演往往需要和编剧达成某种默契。

　　“我了解到严歌苓妈妈穿的就是当年出口到苏联转内销的衣服，那种有很多小花边，很漂亮的衣服。”乔梁坦言，有些功课必须做，哪怕感觉有些“八卦”。其次是自己必须对人物和故事有一套解释，看到文本中字面意思之外的“风景”，“为了复原时代环境，我们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我还买了一套由新华社照片编辑而成的新中国南方北方图片，将其中能够参考的东西贴上标签。”

　　看过资料之后，1968年出生的乔梁对剧本中严歌苓笔下的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齐之芳和自己母亲一代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其实，1960年代的时候，人们穿得很洋气，并不像后来将蓝黑灰当做主色。而且许多建筑都有很漂亮的装饰，比如剧中齐之芳工作的邮电局，就是参照我老家长春的一个老邮局复原的，考究的细节曾让童年的我很是着迷，显示出父亲母亲一代人对生活质感的追求。”

　　最终，42集的《娘要嫁人》从影像色调上被分成三大段，以呼应原著文本中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命运变迁。1960年代处处是俄罗斯风格，穿布拉吉拉手风琴，温暖浪漫多一点，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儿“哈苏”，那时的齐之芳带着三个孩子，几乎毫不顾忌旁人的目光追求幸福；1970年代，温暖的色调调暗一档，不时出现的像章宣传画透露出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场风波，齐之芳也被迫扫大街，青春期的孩子叛逆难驯，爱她的人有的成了右派，有的下放劳动；1980年代，阳光灿烂，白色渐渐多了起来，给人朝气蓬勃百废待兴的感觉，齐之芳虽然老去，却也找到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