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这个名字，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大主要文学期刊。作为一个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他的作品也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批评家李敬泽称其作品“构思精巧，内容充实，文笔从容而沉静，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底层人群命运的悲悯和思考”。继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之后，徐则臣又于今年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的提名，其作为“21世纪文学之星·2005卷”丛书之一推出的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近日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则臣表示：良好的潜质仅仅是一个开端，他期望自己戒骄戒躁，稳扎稳打，走出一条更远大的文学之路。
　　
　　好小说是开放的，关于好小说的理论也是开放的
　　
　　记者：刚看到你的新书《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有意思的是里面内容的编排。分成“京漂”、“故乡”、“谜团”三个部分，这样的分类未必准确，不过应该比较能代表你迄今为止写作的主要方向吧。
　　
　　徐则臣：这种分类方法，我觉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我目前写作的几个方向。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我的兴趣所在是人，是人和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即使在“京漂”、“故乡”这样比较现实的小说中，我关注的焦点也在于身处北京和故乡这一背景下人物的焦虑、精神困境和出路。在“谜团”类的小说里，我致力于开掘小说意蕴的无限可能性，我以为好小说在意蕴上应该是趋于现代的，是多解的。
　　
　　记者：你对写作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而且从你的文论、随笔中也能看出你逼近某种写作理想的努力。
　　
　　徐则臣：我对好小说有一种坚定的想像，我的写作心得就是从不同角度对想象中好小说的描述和逼近。在我的想像里，好小说是开放的，关于好小说的理论也是开放的，我希望我的思考也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当我的努力事与愿违时，我能够及时地做出反省和调整。
　　
　　想像是小说的基本品质，但不是所有想像都能够成就小说，它必须被吃透，成为经验
　　
　　记者：有理由相信你的创作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还很深，你怎么看待在创作中模仿与超越之间的关系。
　　
　　徐则臣：没错，我的写作受到很多作家的影响。模仿和超越，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自己面对世界的独特方式。李敬泽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怎么写其实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你的世界观与别人真正区别开了，你的写作必然也会成为独特的存在。但做到这样很难，所以才会有“影响的焦虑”。总的来说，模仿在写作中是必要的，因为你得知道游戏的基本玩法，你得学习和借鉴，需要别人的光照亮你幽暗的角落，激发你的创造；其后，超越是自己的事。
　　
　　记者：一般年轻作家在写作之初，习惯从切身经历入手。从你的作品当中却看不出多少你个人生活的痕迹。仿佛你更多是从自己热衷的命题引发开去进入某种写作状态的，这种写作方式势必更有赖于你的想象能力，你是怎么处理经验与想象这样一个在写作史上恒久的命题的？
　　
　　徐则臣：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从事远离自己生活的写作，或许是这种写作方式能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我的写作趣味吧，我不是依靠自身经历写作的那类人，我需要的是经验、想像、虚构和同化生活的能力。经验在经历之上，可以直接也可以间接，别人的事、前朝的事都可以转化为你的经验，只要你把它吃透了，而“吃透”在我看来，就是具备同化生活的能力。想像是小说的基本品质，但不是所有想像都能够成就小说，它必须被吃透，成为经验，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小说。
　　
　　记者：你写了不少“怀旧”的小说，比如“花街”系列。在这些小说里，历史似乎从未出现过，有的只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展现，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真实的。应该说你非常巧妙地弥合了历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隙，这样微妙的处理是否隐含着你某种独特的历史观？
　　
　　徐则臣：所有的历史于我都是一样的，我不会把它们精确地区分到哪一朝哪一年。所以我往回写时，从不标出年月日，上来就是“很多年前”，别人也没必要去索引考证。我想说的是人，不过是把他们放到那个我喜欢的感觉里。如果说做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那是因为在那种感觉里想像力的发挥相对丰沛和自如。当然，说头脑里没有一点时间背景，那也是瞎说，有，我只是不打算强化。不想弄成历史小说。真要扯上历史观，那我可能会从某些具体历史事件入手，这是小说之外的兴趣，在小说里，我只关心人，他们浮现在历史之上。
　　
　　先锋就是进行有难度的创作
　　
　　记者：读你的作品，能感受到八十年代“先锋派”的影响，你如何看待他们之后的写作转向？这种转向对你目前的写作是否有某种提示作用？
　　
　　徐则臣：我的确从先锋派那里受益良多，在叙述、语言、结构、意蕴等方面，先锋派给后来的文学写作者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大多数先锋作家的转型，我觉得正常，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跟年龄有关，当初的先锋派现在都四十开外了，相对于“务虚”，更倾向于“务实”了。现实关怀的比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逐渐增加。你也可以猜测，是不是原来的实验探索进行不下去了，那条路毕竟险峻陡峭，但在我的理解里，转型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听从内心的需要和对小说的理解，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而且，只要坚持不懈地给自己制造难度，以创造为己任，不管哪一条路，对一个作家来说，他都是先锋的。
　　
　　记者：在创作的道路上，你似乎走得比较顺利，拿捏得非常稳。在你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恐怕是两点：你的学院背景和写作姿态。对此，你自己怎么看？
　　
　　徐则臣：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我走得不算顺利。写小说已经八九年了，也就这两三年相对顺一点，之前写的小说并没有多少人理会。如果说顺是指写作上不断有进步，那我承认。在不断地写作实践中，这几年的确有了不少进步。学院背景和写作姿态，评价作家时常常也是有效的，它们对我的写作也相当重要，但我希望读者面对我的作品时，没必要关注什么背景和姿态，只需要实话实说，这家伙写得不错，要么是一般，或者挺烂。背景、姿态跟读者没什么关系，只与我有关。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作品70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文学年选和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