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到《父亲》《伊人，伊人》，梁晓声一直关注着这个时代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他也因此被冠以“平民作家”的称号。东方出版中心近期推出的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欲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发生在24小时内的惊心动魄的反腐故事，但反映的仍是平头百姓的生活和心声，包括被侵占土地的村民被迫的“暴动”事件，包括草根老板王启兆无奈的官商博弈之举，也包括省委书记刘思毅作为普通人的情义两难……但除了这些，《欲说》还包含着更复杂更深刻的东西，甚至到了欲说还休的地步。为此，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梁晓声。

    记者:书名《欲说》，到底蕴含着什么意思？是“欲望的诉说”呢？还是“欲说还休”？

    梁晓声:我本身在生活中常常处于欲说还休的情境，包括在大学课堂上讲中文也是欲说还休。因为文学与历史联在一起，而我的一些学生对二十几年前的历史相当困惑，要讲清楚那些年代的事情，那时的文学为什么是那样的，就要同时讲清楚政治思想背景，而我又不愿意把大学课堂变成政治课堂。此外，我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我们这些开会人员会像《欲说》中的刘思毅那样，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本身也是困惑多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处于避开要点顾左右而言他的一种语境。我相信这是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的。很多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但它是潜规则，要把它说出来，需要勇气，所以常常为大家带来“欲说”的尴尬。这两个字也可以被看作我对当代社会的一种影射。这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动力。

    我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诉说欲望，写完再读，发现这本书确实有对欲望本身的诉说。比如草根王启兆和他所爱的女人郑岚都有不同的欲望。书名是我完成以后起的，欲望是人生的动力，但不节制欲望也是不可取的，这是我的人生观。

    记者:《欲说》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物的内心以及他们之间暗藏玄机的关系。所以你在小说中不时插入大段的议论和人物心理剖析，甚至以很长的篇幅交代人物关系的前史。这样做很容易割裂情节，影响到故事的流畅性，这对作者的写作技巧和读者的阅读耐性都是一种挑战。对于前者，你肯定是有信心的，那对于后者呢？你的信心来自哪里？毕竟这部小说的首印数是八万册。

    梁晓声:小说不是章回评书，或者故事话本。小说不仅提供故事，更是超越故事层面的载体。一定要把小说写得不像故事，这点我很坚决。所谓挑战，我绝对相信读者。

    记者:我觉得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民营企业家王启兆，这虽然是个反派人物，但你在他身上注入了很多理想主义色彩，连他跟“小秘”郑岚的爱情也因为这种理想主义色彩而变得美好纯洁起来。然而，理想主义往往让人感到不真实，你认为呢？

    梁晓声:王启兆是反派人物，他身上是抹上了几道理想主义色彩，不是很多，仅体现在两点:一点是想把事情做好，把银行的钱全还上，尽量全身从权钱交易的“网”中退出。第二点是对女人的态度，我让王启兆在钱权交易暴露之后选择了一人承担。这都寄托了我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人。《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是理想主义的，甚至包括警长沙威选择自杀也是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就是明知现实是那样，却还要坚持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物却又让人感到真实，因为他让我们感到真实是可笑的。

    记者:“反腐”这样的题材在前几年曾红极一时，而现在，可能是因为同类的书太多了，也可能是大众对这一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关注的人反而少了，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一时机介入这一题材的写作？

    梁晓声：严格意义上《欲说》不是一部反腐小说。当下的反腐小说都是写事件、写交易、写案件侦破的过程，但《欲说》没有写事件。我只是想写那个在我们感受到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隐形世界里，钱和权构成了另一种现实，但我不想把现实拿到台面上来，这样的现实，媒体和其他作家都已经写得够多的了，我想知道的是，在钱权背后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们会恐慌吗？恐慌之后会怎样寻求安宁和解脱？因此小说中有比较多的文字是议论性的，有点像雨果的《悲惨世界》那样的夹叙夹议的写法，我想把它写得更文学一点。

    记者:你应该是“触电”比较早，也比较成功的作家，像当初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在改编成电视剧后影响很大，而你本人也是编剧出身，你对如今的一些作家在写小说之初就预备好"触电"是怎样看的？你自己的这部小说会被改编成电视剧吗？

    梁晓声:写作之初就准备好“触电”，也就是说把小说写得故事化，但那是令我厌恶的，那还不如干脆写剧本。我不反对改编，但我不会为了容易被改成影视，而迎合他们。当然，坚持自己的小说理念也不是说让作品完全就不能被改编，《伊人，伊人》就有人要改编。这部小说也可能会被改编。我想，《欲说》会引起草根商人、一部分女性及普通读者的兴趣，而大部分官员也会觉得它真实、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