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近年来，罗伟章的小说频频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许多小说占据大刊头条，而且多被转载并收入各类选本，仅去年，他就先后获得中篇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多种奖项，并被有关专家称为“在近年活跃的同辈当中，分量最重、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

    罗伟章最受关注的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等写的都是底层生活，因而在人们的言说中，他有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身份:“底层作家”。也似乎只有作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的命名，我们才能在众多的青年作家中轻松找到罗伟章的身影。然而，罗伟章坦言自己并不接受这样的文学命名。他说:文学只有好坏之分，与题材、地域、流派等等无关，文学没有边界。而且他对“作家”这个称呼表示警惕，显然他更喜欢“写作者”这个词。“‘作家’给人一种功成名就的印象，‘写作者’却是在行动，而所谓作家也无非是为人的心灵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径。”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你不得不面对它，当你把它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一种表达。”

    在给一位朋友的小说集所做的序言中，罗伟章写道: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这块疤别人看不见，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但它活着，它不断提醒你去舔食初始的疼痛，不断挑战你的尊严。你不能不管它，你得面对它，当你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对罗伟章而言，这块伤疤或许就是记忆中童年经受的饥饿和苦难。

    罗伟章老家在四川省东北部，那里勉强属大巴山系，土黄天青，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在他很小的时候，那里发生过一场天灾，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节，却是七十三天滴雨不下，害得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这段饥饿的日子，在罗伟章的生命中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他说:“许多人都在赞美蓝天，但我看到蓝天，就会想起那段日子，就有饥饿的感觉，分明刚刚吃饱了饭，这时候又饿了，厉害的时候还饿得肚子痛。饥饿对人的打击相当大，它展现出的力量，超过了革命和战争。”

    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母亲过早地去世。罗伟章回忆说:我母亲得病的起因仅仅是感冒，她不愿意花一分钱弄药，还像男人那样挣工分，结果病越拖越沉，终于很快就起不来了。母亲去世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而那时我的妹妹，只有两个月大！妹妹吃不到母亲的奶，闻不到母亲的体味儿，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父亲抱着她去村里寻奶吃，那些正奶孩子的妇人，乳房瘪瘪的，自己的孩子也吊不住，哪有多余。她是怎么活过来的，我至今想起来是个奇迹。现在，妹妹也是过三十的人了，而且是个高个子，可我每次看到她，都听到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

    苦难的童年生活对罗伟章的小说创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谈到所谓“底层写作”的缘起，罗伟章说:“我过着那样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该我写的，你叫我写啥呢？现在，我的亲人和村里的绝大部分年轻男女，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们的故事我经常听到，他们的感情我能够理解，不仅仅是理解，还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将其表达出来。”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不说他那些主要写“底层生活”的小说，即使中篇《奸细》、长篇《寻找桑妮》、《在远处燃烧》这些看似与“底层写作”有距离的小说，在罗伟章看来，其中对世界的缺乏安全感，对价值判断的疑惑，都很显然还是受着童年记忆的影响。

    “小说是要表达某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义，而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意义。”

    有评论家说，罗伟章的小说总是轻轻地打开一扇门，读者只要进了这扇门，就会发现，里面是一个越来越深广的世界，从对现象的考察，深入到对价值疑难的剖析以及对灵魂的追问；罗伟章总是在沉着的叙述中，从容不迫地展示出引人深思的艺术说服力。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些年来，不少作家无意也无力对社会、时代做出发言，甘心于自我玩味的历史叙述、风花雪月的私性写作中编织自己的文学版图。不过就“底层生活”的书写而言，它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始终存在，打工文学的兴盛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罗伟章在众多“底层生活”的写作者中脱颖而出，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谜底或许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为底层而写底层，他的笔触抵达了更深远的境界。

    比如饥饿、苦难，可以说是“底层写作”中很难绕开去的文学命题，有了苦难的童年记忆，罗伟章似乎更有资格在自己的小说中对此做出有力的反映，而事实上他却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无意于为“底层”代言，他相信文学创作是个体心灵的回声，只写自己眼睛里和心灵中的世界。罗伟章说:我们需要不时回到自己的内心，想一想我们走过的路，想一想时间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再想一想这个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跳出自己，想一想你的近邻，想一想远方的人们，想一想正在迁徙途中的野马、正在消失的森林和灭绝的物种，好好想吧，想出味道来了，你再问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的思索，在他的众多小说中都得到了清晰的、富有力量的表达。罗伟章在小说中把对底层的关照上升到某个高度，由是读了他的小说总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久违的崇高和厚重的感觉。

    在长篇《饥饿百年》的后记中，罗伟章引用瓦尔特·惠特曼的话说:“那种插科打诨和表面虚饰，即使搞一百万年也不会奏效。”这意味着他的文学观是“向外”的，他强调小说是要表达某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义，而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意义。人类走过了这么多万年，生存状态变了，生活方式变了，而人类的同情、悲悯、牺牲精神等等真情实感，却是亘古不变的。罗伟章就希望自己既要写出变化的东西，更要写出不变的东西。

    “所谓‘底层写作’，其实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

    罗伟章的出现似乎为“底层写作”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径，文学界为此感到惊喜，不过也有评论家对此表示了质疑。在《放弃耐心的写作》一文中，评论家邵燕君就以罗伟章去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3期头条的短篇《变脸》为例，对罗伟章的写作技巧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进而引申出“底层写作”如何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长更远的命题。罗伟章对此表示坦然。他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具体到文本，都免不了有一个文学品质的考量，他的某些小说，也确实存在一个不够空灵的问题。“在那里看到的是腿，看不到的是翅膀，至少是翅膀不够坚强，这样，拥有了大地，就可能失去天空。而失去了天空的小说，就够不上现实主义的格。”

    对眼下正在讨论的“底层写作”，罗伟章表示自己感到困惑。他说，在所谓“底层写作”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认为，似乎写了底层人生，就是立场站对了，另一些人认为，你立场虽然站对了，却丧失了艺术立场。“这当中让人不可解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场应该是在写作者一边，而不是在被写者一边，写底层与站对立场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呢？其二，写了底层，怎么又必然地丧失了艺术立场呢？”

    作为一个倾心“底层写作”的作家，似乎免不了受到在物质上“脱离”了底层生活以后，如何与底层继续真诚沟通的追问。罗伟章说:所谓“底层写作”，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写“底层”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是底层中的一员，或许物质上越朴实，越简单，越能保持住精神的稳定。但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

    赞赏也罢，批评也罢，对罗伟章而言，他似乎从来就没在意过别人怎么评价他，对文学理想的忠诚，使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他柔和谦逊的外表底下，有一颗倔强的心。这颗心放得很远，不设边界。说到将来在写作上的打算，罗伟章淡然地说:当然还是写，至于写些什么，还是等写出来之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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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做过教师、编辑、记者，现居成都，四川省巴金文学院创作员。近几年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国内数十家刊物发表《饥饿百年》等长篇小说3部，《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大嫂谣》等中篇小说20余部，另有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若干。作品多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