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手 

    在我眼里，小说首先是个艺术文本，其次才考虑它的功能，它不是白皮书，更不是政治咨文。这一点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后来李敬泽的“要在生活中发现你自己的文学”的说法，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写小说是一个醒悟、回归、修心养性的过程。

    朱小如:这次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你的一部长篇小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狮身人面》，浙江文学院又邀请了全国一线的评论家们给你召开了小说研讨会，听说《当代作家评论》杂志还要作你的评论专题。这应该算是对你文学创作二十年的充分肯定。你可以说说自己是怎样走上写小说这条道路的吗？而你的一些小说如《十五岁的王手在初中》、《双莲桥》等是你自身经历的写照吗？另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王手”这个笔名的，它有什么特殊含义？

    王手:多年前，曾经有媒体给我做过访谈，题目叫《一个通俗的人，一种平民写作》，这个题目好，非常适合我，我因此也放松了许多。我的意思是我作不了说法很“理论”的访谈，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粗俗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社会气很重的人。我的访谈也许是没有品位的，但肯定是没有障碍的，比较顺畅的。

    我从1973年开始步入社会，没有办法，我们家是普通劳动人民出身，父母没有培养我们的念头，我们过早地去外面打工了。社会是个大熔炉，我练就了各种各样的本领，劳作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单独出远门的能力，遭遇紧急状况冷静的能力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如鱼得水的能力。开始的十年，我干过很多事情，也跑过不少码头，也经历过血雨腥风。那时候肯定不会想着写小说，也不知道小说怎么写，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还有就是小人书，平均一天花一毛钱看小人书，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因为那等于一碗面条的价格，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6元。

    都说写小说是有天赋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用在我身上不合适，我只是会观察和感觉，有感觉的东西我会怦然心动，但不知它以后有什么用。1983年我结束了游荡的生活，从母亲那里顶替来一份正式工作，但我肯定也是不安分的，所以，那段时间的日子仍旧是动荡的。开始写小说是1981年，受了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的影响，但没有想过用小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真的有用。我们这里的人好像天生的对生存不很担心，对生存的形式不很计较，对生存的意义不很在意，写小说纯粹是爱好，瞎编，写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成不了气候是必然的。

    王手这个笔名是1993年取的，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一个文字游戏，把我真名“琪捷”的偏旁拿过来，就这么简单。但这是个好笔名，尤其用来写小说，尤其是写新小说。如果真要问有什么想法，那就是我从工厂调到了文联，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作为一个新人重新出现，试试。感谢编辑和读者，这个简单好记的笔名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这个时候的小说，才真正涉及到自己的生活，又不完全是，读者可以通过我的小说看到我生活的地方，生活的背景，特殊的语言样式和节奏，内容其实都不是真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五岁的王手在初中》，我以为把一个女同学写得很美很有意思了，拿给她看后，劈头盖脸一顿奚落，说，笑话，我是这样的吗？关系也因此断了。可见，自作多情是多么的可怕。

    朱小如:这个女同学就是“柯依娜”吧，难怪你笔下的女子似乎都有“柯依娜”情节。所有认识你的人，对你的“王手”这个笔名有个相当直观深刻的印象，你的胳臂比女孩子的大腿还粗。毕飞宇总自豪他的运动员体格，上次在温州见到了你认输了。你《双莲桥》里的“钉锤”可能就来自你的这一明显特征。八十年代初的温州，正处在一个开放经济的活跃期，你没有去做生意，反而写起了小说，写小说有做生意那么风光吗？听说你的生意也做得不错，当然，是你家里的生意。在温州，一边为公家干活，一边也兼做生意的现象是否很普遍？你的长篇小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里那个主人公“王洗”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生活的影子？

    王手:做生意是温州人骨子里流淌的血，是与身俱来的品质，在我们家附近，生意摊就比比皆是，所以，对于什么时候生意活跃和萧条，我们是麻木的，也不会对生意另眼看待。过去和现在，做生意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更多的政治。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有很多时候在上海宁波等地跑，我们是不会将跑的机会白白浪费的，一定要利用起来。我把上海的香烟带回来，把布料带回来，把搪瓷脸盆、铁壳热水瓶，甚至把很难带的平板玻璃带回来，打上一点钱在温州卖掉，补回了路上的费用，也赚了点小钱。如果一定要上纲上线，说我是投机倒把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那时候才不管那么多呢。这些事我至今还津津乐道，把它作为一种能力来炫耀。李敬泽说我的力量在于，从不离开基本的生活事实，面对这些从不羞愧，甚至怀有敬意。李先生是提高的说法，而我是平常的做法，做生意和写小说，不存在品位高低的问题，都是爱好。

    1994年，我老婆从工厂下岗，我们才认真做起了生意，很辛苦，我老婆看店、拉关系、谈业务，我跑运输，是用自行车跑，有时候跑一趟累得满头大汗，实际上只赚两块钱，但我们仍然很高兴，觉得在做一件事情，很有意义。现在，我们的生意还在做，我们用汽车送货，有好多辆，还有大卡车。做生意的好处是心里比较宽，我这人消费不大，对物质没什么要求，但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做生意还有个好处是可以打掩护，我小说写不好的时候，就说自己是被生意忙的，焦头烂额没心思；而在生意场，我又说自己是写小说的，骗得别人的欣赏，有时候还真有用。

    在温州，机关干部做生意的不是很多，像我这样被人知道的则更少，倒是利用职能和权力，搭个暗股、拉个业务、出面调停纠纷、或替厂家讨债的很多。《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写的就是这个，但不是我，事情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情绪是我的，心情是我的，有一段时间，没生意，心里确实很烦很烦，我们赚不到钞票，而费用和成本在不断增加。

    朱小如:你在你的小说研讨会上说到了文学“救赎”，说到了小说对洗涤灵魂的作用，但这些并不妨碍你做生意挣钱，在你的体会中，两者之间有多大的矛盾冲突？或者就像评论家施战军说的那样，正是这样一种人人都做着发财美梦的“坚硬”的社会现象，和你自幼成长过程里内心认定的“江湖”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你小说创作的基本内核，你是怎样认定和协调这些的？

    王手:我知道:“文学救赎”的说法比较牵强，“洗涤灵魂”说法就更牵强了，我只是想给自己写小说在深处找一个理由。我要是说自己对小说无所谓，开玩笑一样，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是我矫情。所以我说，我写小说是一个醒悟、回归、修心养性的过程。

    1973年至1983年，我一直在社会上游荡，打架是家常便饭，有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在社会上赶场。那个时候，作为年轻人，我们也想颠覆已经形成气候的社会力量，也想建立自己的场面。其实现在，我也会受邀去一些场合看看，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是怎样处理事情的，以自己的经验给他们一些忠告和建议。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是躁动的，邪气的，混乱的，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虽然也是立足社会的需要，但终究是说不响的。碰见法律和组织，碰见正人君子，我们会回避和否认。所以，我想借写小说改变自己的形象，安抚自己的内心，我告诉自己我现在不做那些事了，我现在在做一件高贵的事情，我的手是净洁的，我的内心是安宁和平静的。也许这种反差也是一种激发，激发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愿意做得更有趣，更有悬念。

    它们之间没有矛盾，我也不想用一种现象去摒弃另一种现象，就像做生意和写小说没有矛盾一样，我只想忘掉过去，让别人也忘掉我的过去。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江湖的朋友不相信我会写小说，他们觉得我还是以前的我，只不过是水深了，觉得那个王手不是他们认识的那个人。

    江湖是我一些小说涉及的内容，江湖也是一个社会，江湖的游戏规则比社会的游戏规则简单、实用、有人情味，所以，我常常给小说中的社会、工厂、人际关系赋予江湖的意蕴，这是我的理想。就小说而言，它更有看头，因为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新鲜的。

    朱小如:许多评论家都说你的小说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一切从生活的事实出发，没有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而且你笔下的人物身上，即便是生活在最“底层”，也没有那种对生活的刻毒怨恨，可见你对现实生活取的是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或者就像你小说里习惯把“社会”置换成“江湖”一样，而一旦进入“江湖”，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更皮实的人生姿态。所以，你来自“底层”却并不愿意被人认作“底层”，而自认是“江湖”。可见当下谈“底层”写“底层”，其实并不透彻了解“底层”的真实想法。

    王手:我不可能有知识分子的迂腐气，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知识分子，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过去，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社会游荡；现在，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我会经常的约一些过去的朋友出来喝喝酒；也会抽空回到原来的单位去，在几百人的大食堂吃一顿饭，喝一碗免费的菜汤；在无遮无拦的混堂洗个澡，赤条条的就挺了进去。我喜欢平民生活，羡慕他们的松弛。如果我现在仍在底层，我不会怨天尤人，我会觉得我命该如此，我对生活没有怨恨，对生存也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活着”，这也是我看世界的眼光。

    有一段时间，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叫一个人，这是朋友的一个熟人，是从“那种业”的人，她开朗的个性和娇好的身体让我们的酒桌很开心，我们没有尴尬，我们很高兴接纳她。她是个勤劳勇敢的人，为了生存，非常辛苦，我们约上她只想让她吃好喝好，有充沛的体力去迎接生活。我们相信她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她如果有资金、有社会关系、有人帮衬，做一个小老板她肯定没有问题。但她什么也没有，只有年轻、漂亮、健康的身体，她只能这样。

    我写《乡下姑娘李美凤》的时候老是会想起她。李美凤没有错，老板廖木锯也没有错，老板的家属和作坊也没有错，他们都刚刚碰到了转型期，都刚刚碰到这种人和事，他们都没有现成的经验，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不觉得这是盘剥，不觉得这是受辱，他们就是这样尝试着平静地往前走，慢慢的才发现不对劲和坏了。我只想告诉大家，人是在放纵中失去自己的。如果小说里有难受，那也是小说的需要，生活中我们也许都感觉不到这些。生活中的廖木锯不会有自责，生活中的李美凤也没有憎恨，他们结束了这个段落，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我身边的人和事就是这样的。生活中剑拔弩张的事毕竟是很少的，大体上会是一个基本和谐的现象。我习惯把生活置换成江湖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江湖的原则不是厮杀，而是和平共处，在秩序里发展。

    朱小如:你的“江湖“人生态度其实也影响了你的小说叙事风格，所以你的小说总让人读着发笑，读着好玩。你的小说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很少有那种极端的走向，评论家洪治纲用“暧昧”这个词来表达，而“暧昧”常常则意味着“意料之外”和“别出心裁”。总之在我读来，你的小说从创作心态和叙事艺术都十分松弛，这和当下那种充满焦虑和紧张的创作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证明了你有更广阔的小说空间，预祝你写出更好看更别致的小说来。

    王手:在我眼里，小说首先是个艺术文本，其次才考虑它的功能，它不是白皮书，更不是政治咨文。这一点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后来李敬泽的“要在生活中发现你自己的文学”的说法，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洪先生给我的一些小说定下了“暧昧”的审美，我觉得也很准确，这也是我所要追求的。从大的方面讲，暧昧，就是在那个境界里，思想和行为含蓄着。从小说的层面上说，这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物也好，事件也好，走在边缘上，走在恰到好处里，左突右奔，点到为止，欲罢不能，天眼未开。这当然也和写作的心态有关，我的心态就是“我写我的”，没有目标，也没有野心。而我的年龄也正好处在“暧昧”的位置上，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大家会觉得我还嫩着，新锐则觉得我已经老了，我没有压力，写小说我很高兴，所以说，我的身心都是松弛的。从叙述的风格讲，我喜欢那种“说书”的韵味，架势摆起来，嗓子润起来，看似正襟危坐，骨子里还是在演义，慢慢道来，悬念和风景埋伏在其中。还是那句话，小说是让人品味的，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发现问题，是写作者的责任，而解决问题，则要靠强大的政府。我更多思考的是“在解决了基本的问题之后，你要把小说作成什么样的呢？”这是程永新给我的一个新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