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向着诗意心灵开放”——访浙江青年作家赵柏田

 赵柏田

    赵柏田，浙江宁波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作，已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早期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著有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等。近年写作重心转向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题材，出版有《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

    从2006年的《历史碎影》开始，浙江作家赵柏田开始显露出他在书写历史方面的野心。他试图翻开历史隐秘的一面，写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细碎的生活和动荡的灵魂，被香港文汇报称为是“黄仁宇与史景迁的合作之体”。近日，他的新作《岩中花树》出版，采取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直达明代先哲王阳明的内心，又从细节和生活各处为袁氏兄弟、张岱等16至18世纪的明清文人画像。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一方向的写作，完成对传统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我们会面对同样的精神困惑”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为描写对象？

    赵柏田:中国知识分子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些旧日景观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互为观照，有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虽然最初写作时并没有清晰的框架，但文本慢慢生长，现在我计划中的系列是这样的:

    第一本《历史碎影》，书写20世纪初叶的一批南方文人，他们已经可以被称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第二本《岩中花树》，选择16到18世纪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明清之际，一方面思想界有“性灵说”的呼吁，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文化制度，又对个人心性的成长有极大的压制。第三本将以鸦片战争后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为背景，写写那批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知识分子。这些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员或学者，当时在思想上可以说是最前卫的，但生活中又完全是士大夫式的情趣，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旧冲突。这三个时代的文人都比较具有代表性。

    我想书写的江南文人，不同于吴地放浪山水的文人，大多以思想见长，展现的是江南坚硬、清朗的一面，比如王阳明。但我不是地区主义作家，我更关心沉潜在历史地表下的普遍人性，关心的是一代代思想传承中生命的情意。

    记者:你在《岩中花树》的自序中提到，“如果说传统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是移动的，不管我们行进了多远，总可以在里面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从这一初始的映像，还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具体的如何理解？

    赵柏田:五四后是飞速变动的时代，当代的人文传统和知识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断裂了，我们的思想传承中出现一段空白。但传统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潜行在我们的生活表层之下和内心深处。明清之际士人、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今天的我们同样面对，将来难道不会？

    有一阵子我天天在江北岸的一座银行大楼里工作，站在窗口就可以看到江边教堂的尖顶，再往前就是江北岸的轮船码头。上世纪20年代，宁波有很多人去上海，他们就在江北岸的轮船码头上船，经过一夜航行，第二天出现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我在《历史碎影》里写的南方文人，几乎都是经由这条水路到达上海。当我站在窗口眺望那条河时，就会不由自主去想象他们当初的情形。生活真的，用一个俗套的比喻，就像一条河。

    “历史叙述不该是干巴巴的”

    记者:你认为好的历史叙事需符合怎样的标准？

    赵柏田:四个字:“史笔诗心”，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历史写作要有科学的精神，更需要自由的心灵。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表现的往往都是人与时代等宏大命题，人物成了一张张符号化的脸，他们想什么，内心的挣扎和痛苦，都被遮蔽了，或有意无意省略了。

    历史真实潜行于细节之中。历史叙述不该是干巴巴的。像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同时也有比较浓郁的文学色彩，具有修辞学的意义。我的叙事策略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个人叙事的文学世界。

    在这两本书中，我是从日常生活视野去解剖江南文人的精神躯体，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还原人性。比如我写《岩中花树》，写王阳明的学术与军功，他对政治的认识，也写他与朋友、学生的交往，描绘他们之间的感情，写他的忧郁等等，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以说这也是一本体察世道人心的温暖的书。

    记者:以小说笔法进行历史叙事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戏剧化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你在《岩中花树》中写到，王阳明的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他，他五六岁时还不会说话，这些细节就有一种玄虚的色彩。你如何看待这种关系，创作中又是如何处理的？

    赵柏田: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以真实为基础，以史实为基础。你说到的这些，在史实上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历史碎影”在《江南》开设专栏时，经常有读者来电来信和我探讨其中的细节问题。这使我一直不敢放松史料考辨和爬梳的功夫。事实上，中华书局包括我的责任编辑，在允许我奔放的文风的同时，也一直敦促我要有严谨的学风。

    “在继承中写作，更要有创造”

    记者:从书中可以看出，你的表达方式、叙述姿态，包括语言节奏，都相当西化。在叙述中，你还会穿插一些现代的词汇，但是你书写的对象又是中国传统文人。你怎么看待这种矛盾？

    赵柏田:优秀思想是人类共享的。用西方的思想工具观照东方，未尝不是一种交融的景观。我喜欢尤瑟纳尔和史景迁，写《岩中花树》时尤瑟纳尔的那种调子几乎到了绕不过去的地步。但后来敬文东的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我们都在继承中写作，更要有创造。哪怕这创造只是一点点，它也是宝贵的。

    还必须提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带来的文体的革命性意义非常巨大，可以说，当下的历史叙事者没有一个能轻易绕过去。《香港文汇报》就称《历史碎影》是“黄仁宇与史景迁的合作之体”。

    记者:你本来以小说创作为主，为何后来转向历史叙事？

    赵柏田:90年代我写了一批有很强叙事意识的中短篇。但先锋小说家写到后来，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经历了这种迷惘。

    大概是在2001年到2004年，我开始写“历史碎影”。我试着寻找一个新的叙事生长点，用另一种方式为过去的人事打开新世界。小说是一种精神，它体现在我的叙事态度里，我也从没有放弃过对小说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