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陈出新 大器晚成——关于杨少衡“新官场小说”的访谈

杨少衡

    近年来，杨少衡的小说频频在各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且多被转载并收入各类选本。2005年，他接连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等聚焦基层官场的小说，在文坛内外引起极大关注，这一年更是被称为中篇小说的“杨少衡年”。正是凭这些小说，杨少衡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也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南方实力派作家领军人物的地位，有评论家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跋涉探索多年后，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终于修成正果”。

    杨少衡最受关注的小说多聚焦于基层官场，这是一个常被涉及也屡遭诟病的写作领域，因同类题材众多而似曾相识，造成了读者的“审美疲劳”。但杨少衡的小说在同类题材中却显得颇为另类。评论家李敬泽称:“尽管杨少衡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

    采访杨少衡时，他正在剧场看京剧，剧目是北京京剧院在福州凤凰剧场演出的《龙凤呈祥》，剧情改编自《三国演义》中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会儿，戏正进行到吴国太于甘露寺相准刘皇叔，紧接着就是洞房花烛，然后赵子龙一个过场，刘备就拟携妻逃跑。事后，杨少衡对记者感慨道:写戏的比写小说的明了，几句对白、一些道具就把剧情说得清清楚楚。“我就纳闷怎么只有‘官场小说’，还没有人发明一个‘官场戏剧’的概念？”感慨多少带点钻牛角尖的意味，然而或许正是这种爱琢磨的天性，使他置身官场却对“官”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发现。正是这种局外人的智慧和眼光使他在不经意间拓展出了一片所谓“官场小说”的新天地。

    我不侧重写“场”，侧重写“官”，即场中人物。我更关注的是这一“场”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到目前为止您的创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学界所谓的“新官场小说”系列。无论传统还是当前，写官场的小说并不鲜见，比如晚清、民国以来的谴责小说，比如当下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写的反腐小说。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

    杨少衡(以下简称杨):我近几年写的中篇小说几乎都以官员为主人公，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熟悉领域有关。我对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挺喜欢，印象最深的是其嘲讽描绘。您提到的当下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他们对我确有影响。我觉得他们把一个读者愿意了解的领域展现给读者了，我可以跟他们做同一件事，同时应当也可以写得与他们有所不同。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这一领域故事可以有多种侧重，你可以侧重于“场”，也可以侧重其“官”，即场中人物。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称不是写官场，是写官员。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

    傅:在你的新官场小说系列中，学界普遍认为《林老板的枪》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是您的小说中被谈论得最多的。是否可以谈谈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及过程。另外，《尼古丁》这部小说显得有些特别，感觉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某种困惑。

    杨:《林老板的枪》缘于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该朋友到县里当书记，到任之初恰逢春节，县里一位农民企业家派人送来红包，包有一万元。该朋友为人严谨，即婉拒，让来人把红包取回。隔日，县里宴请企业界名流，那位企业家在敬酒时表示不满，称书记不给面子，时人已半醉。后忽然不见人，不久有冲锋枪声自院后空地砰砰响起。座中人偷偷告诉他，那企业主颇好武，曾当众从一麻袋里拖出一把冲锋枪。我这位朋友把故事告诉我，我觉得有东西，透过时下基层官员与私营企业主间的关联与互动，可以表现人物，也能感觉权力结构的某种变化，因此写了该小说。《尼古丁》写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己情感取向的矛盾。这小说的两个人物都很执着，一个看住一片红树林，一个看住一个围海项目。我力图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各自着想，表达各自的道理，结果让自己左右为难，难以取舍。最后主人公之一葬身大海，另一个泪流满面。理智上我要红树林，感情上则偏向那位死者。这可能就是您感觉到的作者的困惑。

    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他们在不顺时讲的话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

    傅:就我的阅读所及，类似写官场的小说，读到结局总能让人感受到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读者藉此在沉重的现实之外，体味着想象性的慰藉。读你的小说，感觉更多的却是人生无常的痛感。你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在逼近个人政治生涯巅峰的时候，突然转入人生的低谷，要么功亏一篑，要么意味死亡。这样的情节设计应该比较契合你的生活经验，也传达出你对人生的某种看法吧。

    杨: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用温和的方式接近生活，笔调也总想轻松一些，似乎没想让笔下人物过得那般沉重。但是您一说起，回想一下，果然不错，笔下有不少人物结局于痛苦。怎么会这样？自我分析一下，这可能因为如前所述，我的重点在人物。任何人脱不了生老病死，再怎么高官显贵，在这一基本点上与他人无异。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有的前扬后抑，有的前抑后扬。他们顺的时候和不顺的时候说的话往往很不一样，不顺时讲的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这种感受可能不自觉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所以才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

    傅:写所谓官场小说通常会面对一个难题。强化了批判立场，往往会弱化了艺术品质。开掘人的复杂性，过于注重小说的艺术品质，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弱化了批判立场。有人对你在艺术品质上的追求做出了肯定，对你弱化批判立场的倾向则表示了担忧，你自己怎么看？

    杨少衡: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作品涉及了不少社会现实内容，其中也有针砭，但是多点到为止，没有着力强化。去年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祝愿你幸福平安》，里边有个因腐败案终被判刑十年的基层官员。这本是一个反腐题材小说，我绕开了，换一个位置，从该官员的妻子角度去写，写她的一种恐惧，对其丈夫是否真的涉嫌贪污和情色的恐惧。我自己觉得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表现角度，却有朋友批评，说我弱化了应有的批判立场。我想朋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如此选择可能因为我自身的局限。每一个作家都有其局限，与其生活经历学识认知都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局限这不妨碍我在一个范围里尽量发挥，努力写好一点。我感到这个空间依然很大。批判立场强的有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同样，注重另一侧面的也可能写出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不管哪一类，都能争取写得好一点。

    傅:现在学界有一种说法，说你制造了杨少衡现象。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现象有两层意思。一是你推出了新官场小说，并理所当然地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另一层意思是你置身官场又能跳出官场。在当下流行的“官员写作”中独辟蹊径，写出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

    杨:我举自己的一个作品为例:今年初我在《收获》发了一个中篇《俄罗斯套娃》，写一个被边缘化的机关官员参加团组访问俄罗斯之前，因朋友关系卷入一起腐败案件，使他的俄罗斯之行分外痛苦。该小说素材得自两个方面，一是去年6月我参加北京文学杂志社组织的作家团组到俄罗斯去了十余日，感受其风光、现状，也领略了俄罗斯小偷的厉害。第二方面是几年前的一个经历:我的一位朋友被举受贿，另一朋友得知消息，要我设法予以提醒劝导。我把这两件事组合成一个小说。举这个例子想表明我写这类小说的心得，一是正面触及。对官员受贿、暗箱动作、小圈子非组织活动等问题，不可能回避，写这个领域总是得碰。二是把握分寸。这小说不以办案过程为主线，而以人物为主要视点。也不把人物漫画化极端化，从其复杂性方面加以把握。三是表达意愿。小说有一句话叫做:“阳光是个啥？”我从心里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不敢说这是我写作时的独到心得，讲到的都是些老生常谈。

    我的经历一直与政文两领域相关，所以我写“官场小说”有其必然。十数年里我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小说之喜好于我实如重度烟瘾一般难以戒除。

    傅:作为一个侧重写经验的作家，你的经历，特别是从政的经历是很丰富的。不过这更多是读者在读了你的作品之后得出的印象。你在自己的文章中少有提及。

    杨:说到跟写作相关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次可以追溯到1979年底。那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省刊发表之前，我接到通知参加省刊编辑部办的一个改稿班，时称“学习班”。当时我坐着公共汽车前往百余公里外的一座陌生城市报到，心里非常忐忑、怯场，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甚至有一种逃走了事的冲动，但是最终未临阵逃离，坚持到会。那次改稿班上，一位编辑老师跟我说了句话，建议我“从文不从政”。如此劝说，是因为当时我刚好经历工作的一次变动，被从县委办公室调出来，派到乡镇任职，我被任命为某公社党委常委，当年我二十六岁。

    我在基层当个小官有一定必然性:此前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职别为干事，调我进办公室的一个缘故是因为我有能文之名，会写一些材料。其实当时我写材料并不对路，形容词太多，我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跟随县委主要领导，用时下说法是给县委书记当秘书。我的从政经历大体可以从那时算起。与其他秘书略有不同的是我在给领导写材料的间歇喜欢读小说，还偷偷在稿纸上涂抹。改稿班的老师认为我的文字基础尚可，干吗去乡下当个小官？因此建议我从文。

    后来我的经历一直与政文两领域相关。我在乡镇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到地区，在行政公署办公室当干事，然后进地方党校，为该校首期二年制干部大专培训班学员，同学有四十名，这种培训班的培训目标很明朗。二十多年后，我的这些同学大多在地方上身任要职，也有几位成为过早陨落之地方政星，有的进了监狱，如我笔下某位官员，这是后话。当年培训班毕业后，我本应顺势而上，如我的同学们一样力求有所作为于政治舞台，应当说这方面我基础不错，但是我执意离开政府机关，自请调到本地文联当干事，不为其他，因为喜欢小说。

    后来我得到一个机会，到中国作协旗下鲁迅文学院进修半年，随后到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上两年作家班。其时文坛很热闹，我的作家班学友多位已崭露头角，如迟子建、王宏甲、熊正良等，我有心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却又没赶上趟:家乡领导把我从西安召回，宣布任命为本地电视台台长，奉命组建这家新建新闻媒体。让我去电视台当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一篇小说被省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省台曾谋求调我去当编辑，家乡一些领导因此认为此人可搞电视。于是我又回到那条路上，当台长三年，然后到市委宣传部，再到组织部，任两部副职共十一年。手中并不掌握权力，但是接触面很宽。我干这些活与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有别，属职业官员，承担具体职责，从绞尽脑汁琢磨某新闻通稿用语到枯坐某会议主席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在组织部任职的最后一年多时间，因部长调任，曾奉命两度主持工作，时恰逢市、县两级班子换届，我受命处理过数百名官员调整任职及提拔的具体事项，从提出考核人选开始，到抱着大堆材料上市委常委会一一汇报，再到最后呈请领导签发任职文件。一些友人笑称我已成批发乌纱帽专业人员。

    然后又是一大转折:手持上级一纸调令从家乡来到省城，重操旧业，再入文联。这一转折亦有其必然:十数年里我在工作之余依旧写作，虽身为业余作者，有本职工作需要努力，受时间条件所限，写得不多，难有影响，为外界所未知，却也一息尚存，保有写作者之名。小说之喜好于我实如重度烟瘾一般难以戒除，无论其热闹且主流化也罢，枯寂而边缘化也罢。所以三十年河西之后，四十年又到了河东。

    所以我写“官场小说”有其必然。我得以印成铅字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书记与司机》，发表于1979年，一望而知与官员有关。以后这个领域题材时有涉及，八十年代后期不再写这种小说，可能因为身为场中人，白天晚上说的做的尽是这个，下笔还写它实不免厌烦。也可能因为靠得太近反而不好写。另外要写好这类小说或者说写得与他人有别，可能需要足够多的阅历和理解力，同时笔力也需要锤炼，达到某种火候，否则失于把握失度，也失于表现不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有个短篇小说叫《木船和一顶帽子》，发表于《人民文学》，写一个翻船事故的审查过程，牵出一个卷入风化案的官员。该小说反应尚可，让我有些来劲，此后便陆陆续续，写作并发表了不少类似小说，多为中篇。这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一类作品。

    傅:有一点我比较好奇，你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多取自你身边的同事，虽然经过了一番改头换面的加工，不过作为知情人应该看得出来。我想你小说人物的原型可能也会读您的小说，不知他们做何反应，可否谈谈。

    杨:有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以后跟杨少衡说话得小心点，弄不好就让他写到小说里去了。这位朋友目前是个负责官员，我们曾经一起在省委党校学习。有一天该朋友下课后到外边应付饭局，我有事打手机找他，问他在哪里，干什么？他说他在搞腐败，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搞？后来我写一个中篇叫《亚健康》，里边有个副市长卷入腐败案被办案人员带走，事前他接同僚电话，第一句就这么说:“我在搞腐败，你来不来？”我是个经验型作家，小说里的故事、人物和细节多直接来自生活，因此不免有人会说，这故事写的是哪个，这人物写的是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郑重其事就此与我理论，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我的这类小说主要人物为官员，目前官员看小说的不多。二是我在处理故事时尽可能加以改造，使之与原型拉开距离。第三是我的小说人物相对都偏中性、比较温和。李敬泽说:杨少衡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有一种慎重，他似乎在绕着圈子观望，似乎在小心翼翼地接近对象，似乎他总在提醒自己，不要专断，不要残酷。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读我的小说对号入座者可能感觉不快，却难达到愤慨的程度。

    傅:近年，福建出了不少有全国影响的作家，除你之外，有北村、须一瓜、北北、陈希我等。你现在是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在最大限度发挥包括你自己在内的福建籍作家的创作能量上有什么想法？

    杨:福建小说家彼此间关系很融洽。以往我生活在闽南，干的活与文学相隔较远，与省里诸文友神交为多，见面却少。十五年前，我与北村、须一瓜曾一起出席全国青创会，当时我已经有点年纪，而他们正年轻。与北北、陈希我是近几年到福州工作生活之后才有联系。福建小说家都很努力，因为以往小说为福建弱项，写小说的灰头土脸，有残联会员之感。近几年局面有所改变，但是话还不敢讲得太大声，希望真能实现福建小说的突破。

    他的小说多聚焦于基层官场，这是一个常被涉及也屡遭诟病的领域，但杨少衡的小说在同类题材中却显得不同，被称为“大器晚成”。

    

    杨少衡，1953年生于福建漳州，祖籍河南林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供职于福建省文联。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发表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海峡之痛》等。近年因在《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林老板的枪》、《尼古丁》、《蓝筹股》、《县长内参》等，在文坛内外受到广泛关注，获得人民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