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创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一批目前保持着强劲创作势头的青年作家代表，请他们谈谈创作想法和写作计划。从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身上，预示着未来几年中国文学的创作走向。

    陈启文(湖南代表自由撰稿人):

    关注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与重建

    多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新乡土小说”，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河床》可以说是我“新乡土”小说创作的最高峰。“新乡土小说”与传统乡土小说完全不同:传统乡土小说靠故事情节支撑整个文本，还是继承“三言二拍”的结构而来；而《河床》不是以讲述故事为基本点，而是呈现作家内心感觉到的世界；不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故事，而侧重于隐语、象征意义上的表述，更具有象征性的精神信息含量。

    现在我开始一种新的转型，关注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独立人格和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这是个更具自觉意识的独特群体，但在现实中他们的人格被扭曲程度是最严重的。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关注其人格的丧失和重建，比如中篇小说《城市猫眼》《颠覆》《石碑村的女人》等。今后的创作有个“五年规划”——计划五年时间写两个长篇，其中一部即以20世纪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

    温亚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中国武警杂志社编辑):

    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17岁那年，初中没毕业我就当兵到了新疆，一待就是十年。初到新疆时，我的工作是看犯人，非常无聊，一有空我就看书。1990年左右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后来因为写作的原因到了北京，有了安稳的家庭和生活。可以说，是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的创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写新疆的民族风情；一方面关于都市题材。后者是我的新尝试。今年发表的三个中篇《桃花源》《花弄影》《孝子》都是这方面题材。2006年发表的长篇《伪生活》，表现都市人的道德滑坡。

    我对文学非常认真，包括标点符号和每一个文字，一篇稿子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我都至少改四遍。不写东西的时候就很焦虑，心神不宁。我一般工作日上班，而周五晚上，周六、周日是我写作的时间，这两天对我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和人的命运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没有明确的计划。

    雷平阳(云南代表滇池杂志社副主任):

    努力唤醒人类童年的记忆

    我的创作都与云南相关。云南的文化元素比较多，比较丰富。而一些民族文化正在消失，这让我内心也充满了碎裂感。我们是努力把它留住还是任其消逝？对这种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的关注占据了我的大量的写作空间，这种情况非常残酷，但我们必须面对。

    全球一体化往往把一些边缘文化推向更边缘的地方。当文化的丰富性正在消失的时候，有些声音还是需要在世间长久地回荡的，这也是一种文化生态，但现在出现了问题。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努力留住记忆中寻找到快乐，也并非一个组织就可以把问题解决，这是一种“文化良心”，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对天地人性的尊重以及对唤醒人类童年记忆的努力。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文化浪潮并非泥石流，不可能很快使一种文化消逝。看到一种民族文化走远的背影，很焦虑，心里也很荒凉，但能够和这种背影走一程，也还是很不错的。

    吴玄(浙江省代表西湖杂志社副主编):

    关注“内心体验式”小说

    目前有一个长篇《陌生人》明年初将发表。这部小说的精神指向非常先锋，写当下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状态。《陌生人》分三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给人的陌生感，一个是不同性别之间的陌生，还有一种就是面对自我的陌生。

    我一直都关注的是个人内心隐秘的东西，关注“内心体验式”小说，这些跟整个时代不太协调。而我所受到的文学启蒙就是比较先锋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各种文学流派被引进国内，《局外人》《等待戈多》等，文学传统本身就是先锋的；而到了90年代，这个传统被中断。但这是我自己确认的一个方向，如果能够写出某一类人的精神状态，那么这部作品就一定是有意义的。

    当编辑这几年基本没怎么创作。这段时间状态调整了不少，有了写作的欲望，准备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

    映川(广西代表广西自治区社科院文史所副研究员):

    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喜欢写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小说，关注城市中有代表性的“合成人”，研究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人性的复杂，如中篇小说《七成熟》《三公里》等。

    近几年大多生活在国外，先是在美国，现在新加坡。但一直没有去写海外华人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并未真正进入到那个圈子里，没有深刻的感受。不过，时间久了，我肯定会尝试这种题材的。目前在广西社科院挂职，在今后几年也会做一些相关的文艺理论研究。

    一个朋友说过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还真是这样。对我而言，能找到一件一辈子可以做的事情，感觉很幸福。

    周晓枫(北京代表十月杂志社副主编):

    文学是马拉松

    上世纪90年代写动物，2000年写童年经验，后来又写女性经验。我一直是放任自流的状态，通过散文去探讨自身的可能性。有的时候觉得到了边缘，可抵达之后又发现还有路可走，经验和承受力都是可以不断打开的。写作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面临不同的困境，我的最大的困惑在于总是在自我怀疑，这种困难来自内心的限制，而不是外在条件的困难。

    文学是马拉松，不是短跑。青春不是履历表上的年龄，它是不断成长的，是对生活的好奇、信赖和适当的战斗力。写作也是不断自我成长的过程。保持探索，就保持了青春期的能量。我所关注的不是理想有多高远，而是个人的微小成长。有人说，谁能把梦想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英雄。对一个作家而言，尤其如此。

    李修文(湖北代表湖北省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写作是我的需要

    最近正在写的新长篇小说，是“爱与死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估计明年上半年可以完成。这部小说与我以往创作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我觉得近几年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身处的时代越来越复杂，表面上看，生活中的技术越来越简单，但人内心的障碍越来越多。这也是一个充满疑难的时代，过去信的，现在都不信了，而过去坚固的，现在都坍塌了。如果说，过去我相信爱的能力是一个人生命力的象征，那么现在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我更想写爱如何“不再”，怎么会“不再”，甚至爱的“肮脏”，以及我们是怎样开始“不信”了等等。

    三部曲的前两部《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在市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现在我主动放弃市场。我选择那两部小说，是因为我“信”，而且它们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而现在，我确定了另一个目标:我相信碎片一般、满目可见、梗塞在每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我要正视这种困难。有人认为，我前一阶段的写作是有策略的面对市场的写作，我想真相会越来越清晰。市场只是一个结果，作家无法控制。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人想看你的作品，你还写么？我的答案是:我离不开写作。对我来说，有没有人喜欢并不重要，写作是需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李少君(海南代表海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

    当代汉语诗歌到了转型关口

    进入新世纪以来，也许是当代诗歌的积蓄达到了某个临界点，也许是当代诗歌发展三十年后，真正地在边缘角落也开始普及了，新的诗歌力量渐成气候，于是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一个热闹但也略显混乱的局面，诗歌活动此起彼伏，诗歌热点争议绵延不断，诗歌阅读者关注者突然增多。

    但这样的状况，容易让人迷惑，也让人无从着手，当代诗歌的主流究竟是什么？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以原来的框架和模式来描述和探讨当代诗歌，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当代诗歌的真实面貌，一是诗歌的地方性，二是诗歌的网络化，三是诗歌的民刊现象。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像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诗艺的摸索和雕琢。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成为奇特的景象。

    当代汉语诗歌到了一个转型的关口，我们面对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和发展仅90年的新诗，那么，对于这三大传统，当代的诗人如何认真消化、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是一个大挑战，但这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相信当代诗人和更年轻诗人们可以承担此一重任。

    李春雷(河北代表河北省作协签约作家):

    作家应是大地的行者

    我认为，文艺创作不是夜行者的吟咏，不是孤独者的自白。要创作出真正的艺术精品，艺术家必须要走进火热的现实，去感应社会的节拍，去了解和熟悉目前高科技时代中各种鲜活的新异的存在，扎扎实实的深切体验，诚诚实实的潜心创作。文艺工作者应是大地的行者，民族的歌者，都要唱出发酵于心底的真切的悲喜哀乐，唱出大众民生的心之所想、情之所系、命之所依，唱出人性深处的永恒旋律，唱出脚下这片土地的冬冷春暖和苍生命运的柳暗花明。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艺术触角伸出书斋，伸向社会，接通大众的神经线，捕捉到那种弥漫在一座城市、一方水土之上的云烟氤氲，这就是文学艺术的雄浑大气，这才是文学艺术的金光大道。

    黄咏梅(广东代表羊城晚报社花地副刊部编辑):

    表现更美好的人生

    好人都不让人相信了，表现好人好事的小说也不见了，而写具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反而写得好。我以前也以表现残缺的人群作为自己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最近慢慢觉得写好人好事是很好的事情，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转变。

    中国的传统大多表现悲剧性，悲剧容易引起人们的悲悯，引起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样下去是比较可怕的。小说一直呈现残缺的世界，对写作者的心理健康及美好愿望的抒发都有影响。

    现实生活中的好人好事也不少，但对写作者来讲，关键是如何写。并非只有苦难能震撼人心，美好的事物同样可以使人的内心得到震撼。我想要尝试着去写更加美好的人生。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一贯的思维被打破，在道德判断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去挖掘人性的深度，对我很难，但我还是想要去试试看。

    王新军(甘肃代表甘肃省玉门市文联专职副主席):

    写作是内心体验的表达和呈现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很好地写出来，寻找到将生活转化为小说的方法。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几年，积累的小说素材比较多。但回想过去，以前关注的人和事物都比较表面，而现在尝试往深度开掘。

    我的小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对游牧生活的描写追寻正在渐渐消失的神性，另外一方面则表现农耕社会，农民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受到的伤害。这两方面我都比较熟悉，而我也认为写作应从“内心”出发，应是作者内心体验的表达和呈现。